- 第4節(jié) 獻身革命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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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備受父母寵愛的我，又怎么會忽然離家獻身革命呢？當時我對革命大道理還沒有很明確的認識，動機只是反對家庭的包辦婚姻。我的父母對我雖然寵愛有加，但還是不能擺脫舊的習慣勢力。他們誤聽媒妁之言，從小就給我定了親，對方是位嬌生慣養(yǎng)、脾氣很大的公子少爺，比我大四歲，大學還沒有畢業(yè)，卻已抽上了鴉片煙。我在周南女校讀書時，就已聽說了這件事。回家后就向父母抗議，不愿嫁給那人。但父母認為，一方面是看在媒人的面子上；另一方面是對方的父母也與我家有過友誼交往，已經(jīng)訂下的婚約，不好意思解除掉。于是只好再三勸慰我，讓我先嫁過去再說。我難違親命，1923年就與對方拜堂，正式成親了。因為是鐵路局黃課長家的大小姐出嫁，特意包了一節(jié)車廂，父母為我預(yù)備了豐盛的嫁妝。表面上看來似乎十分風光，但是嫁過去之后，我實在無法忍受他的惡習慣，他不但抽鴉片，還隨意打罵家里的丫環(huán)。雖然他還不敢打罵我，但我卻覺得嫁給這樣一個丈夫，這一輩子豈不完了嗎？因此非常痛苦，郁郁寡歡。后來趁父親前來探望我，我偷偷地寫了一張小字條塞給他，請他無論如何也要接我回家去。1925年，父親以母親生病為由，叫舅舅接我回家了。從此以后，我就再也沒有回過那戶人家。這時，正好趕上北伐大革命的高潮到來，提倡婦女解放。父親很崇拜秋瑾這位婦女革命先烈，而秋瑾也是因為對家庭包辦婚姻不滿意，獨自去日本留學，參加了同盟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投身于反清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的。我以這樣一位年輕有為的革命先烈為榜樣，對家庭包辦的封建婚姻奮起抗爭。幸運的是我父母開明，支持我走出家庭參加革命。
1926年的春天，廣東方面已經(jīng)在準備進行北伐戰(zhàn)爭，粵漢鐵路的工會亦對北伐予以支持和聲援。潘炳文表兄經(jīng)常給我家?guī)龛F路工會宣傳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準備北伐的文章、傳單、簡報。我從中知道了廣州的工人運動如火如荼，還開辦了全國農(nóng)民運動講習所，培養(yǎng)各地的農(nóng)民運動領(lǐng)導骨干，特別是宋慶齡和廖仲愷夫人何香凝領(lǐng)導下的廣州婦女運動，使我深受啟發(fā)和鼓舞。父親和我一起學習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學說和《總理遺囑》：“深知欲達到革命之目的，必須喚起民眾，聯(lián)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孫中山先生著名的“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nóng)工”三大政策，對推動北伐大革命高潮的興起起了巨大的作用。父親認為，孫中山先生從同盟會時期領(lǐng)導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晚年提出新的三民主義，實現(xiàn)國共合作，是偉大的歷史進步。父親很熱心地歡迎和支持北伐戰(zhàn)爭，認為這樣可以實現(xiàn)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理想。
我的求知欲極強，又急于通過參加革命運動，擺脫封建包辦婚姻的族權(quán)、夫權(quán)對我的束縛，求得自身的解放。正好這時，從鐵路工會的傳單上得知，漢口英美煙草公司的女工正在舉行大罷工，我就在父親的默許和支持下，帶了一點錢，從武昌渡過長江，到漢口的英美煙草公司去支援女工們的罷工斗爭了。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工會的人，他們問我的身份，我說是個學生，現(xiàn)在又是個家庭婦女，并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慕蘭。我說，讀了他們的傳單后，認為煙草公司的女工姐妹們所提出的要求和條件，都是非常合理的，決心走出家庭來支持他們的罷工斗爭。正在對談中，遇到了在那里領(lǐng)導罷工的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湖北省委組織部部長李子芬同志。他接見了我，并跟我談話，詢問了我的出身經(jīng)歷，我都如實地對他講了。他說：“歡迎你前來參加革命，我介紹你去見一位婦女運動的領(lǐng)導人杜韞章同志（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曾任中紀委副書記的章蘊同志）。”那時杜韞章同志是中共黨員，任中國國民黨武漢特別市黨部的婦女部長。她接見我時說：“歡迎你參加革命。首先把你的長頭發(fā)剪掉！”我感到很高興，這不就同參加辛亥革命的人先要把辮子剪掉一樣嗎！就忙說：“好的！”立即去理發(fā)店剪掉了長發(fā)。回家后，興奮地將這一切向父母親報告，他們都對我的舉動表示支持，還說我碰上了一位好的女領(lǐng)導人，這也是奇遇。就這樣我離開了家里，搬到婦女部和總工會共同的招待所，和同志們一起住集體宿舍了。
過了沒多久，大約是6月下旬吧，李子芬同志找我談了好幾次話，讓我看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的章程，問我有沒有愿望參加共青團。我說自己剛參加革命工作，非常需要有領(lǐng)導和組織上的幫助，這將對提高我的思想認識和政治覺悟有決定性的意義，我非常愿意加入共青團的組織。就這樣，由李子芬同志介紹我入了團。那時正處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不只是我一個人，還有好些革命的青年男女都和我一樣，在這前后參加了共青團。大家都成了同志，好像比親兄弟姐妹還要親，感到非常興奮。我的革命思想意識的飛躍進步，是和杜韞章、李子芬同志對我的啟蒙教育和輔導幫助分不開的。入團后，我當了杜韞章同志的秘書，她介紹我認識了特別市黨部的宣傳部長宛希儼同志。在北伐軍還沒有到達武漢之前，宛希儼跟董必武同志一起辦《楚光日報》，并指導其他進步團體，開展國民革命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董必武同志時任中共駐武漢國民黨中央的代表，兼任民國日報社社長，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先驅(qū)、和藹可親的領(lǐng)導。宛希儼是報社總編輯，并兼市黨部的宣傳部長。他和李子芬、杜韞章同志一樣，都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7月9日，北伐戰(zhàn)爭正式開始。那時，軍閥吳佩孚占據(jù)湖北、湖南，軍閥孫傳芳盤踞在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江蘇一帶。國民革命軍約十萬人，分三路從廣東出師，一路由第四、七、八軍進攻湖南、湖北，四軍的葉挺獨立團為先遣隊，7月進入長沙，8月在湖北咸寧汀泗橋、賀勝橋兩次戰(zhàn)役中擊潰吳佩孚主力，10月10日攻下武昌；第二路由第二、三、六軍進攻江西，11月占領(lǐng)南昌、九江，殲滅了孫傳芳主力；第三路由第一軍向福建、浙江進軍，因敵人內(nèi)部分化，于12月占領(lǐng)了兩省。
隨著北伐軍的日益逼近武漢，中國共產(chǎn)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很多領(lǐng)導人也紛紛來到武漢，武漢即將取代廣州成為革命的中心。1921年參加中共“一大”的陳潭秋和董必武同志，以前都在湖北做過女子師范學校的老師，很多學生都受到他們的啟發(fā)教育參加了革命。其中一位是1994年逝世的袁溥之同志，當年她是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的婦女部長（湖北省黨部和武漢特別市黨部是并列的，都直屬國共兩黨臨時中央領(lǐng)導），她還參加過1924年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那次大會上，認識了宛希儼和賀昌同志。袁大姐住在鄧穎超大姐家中。那時鄧大姐是國民黨中央婦女部長何香凝的秘書。何香凝是國民黨左派領(lǐng)袖廖仲愷先生的夫人，一般人都尊稱她為廖師母或廖夫人，而我們這些婦女工作干部則都叫她“何部長”。何香凝和廖仲愷一起，堅決支持孫中山先生領(lǐng)導的國民革命運動，幫助中山先生籌備革命活動經(jīng)費、建立黃埔軍校，出了很大的力。廖先生還擔任了黃埔軍校的黨代表和國民革命軍的總黨代表，所以黃埔軍校的學生都尊稱何香凝為廖師母。
在武漢特別市黨部婦女部任秘書時，杜韞章手把手地教我怎樣擬寫標語口號，怎樣草擬婦女協(xié)會籌備委員會的章程。好在我有相當?shù)奈幕A(chǔ)，對這些新鮮事一學就會，就這樣跟著她一起去搞群眾運動，一起籌備成立婦女協(xié)會的工作。因為事先都已做好了充分的籌備工作，等北伐軍一到武漢，婦女協(xié)會、總工會、學生會、教師聯(lián)合會、農(nóng)民協(xié)會、商會等各個群眾團體都掛出了牌子，宣布公開成立。在這三四個月的時間里，我正好趕上迎接北伐軍的各項工作，在革命實踐中，為我思想認識的提高打下了基礎(chǔ)。
我在工作之余，還經(jīng)常參加聽團課、黨課，時間是晚上七到九時，每次兩小時。陳潭秋同志給我們講黨史和革命形勢，講為什么共產(chǎn)黨員和共青團員要參加國民黨，搞國共合作。他從李大釗同志和孫中山先生結(jié)成革命友誼講起：當時對孫先生提出的“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nóng)工”三大政策，為了一個字的不同提法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國民黨內(nèi)的右派不主張“聯(lián)”共的提法，要求改為“容”共。這一字之差，雖差之毫厘，卻謬以千里了。“聯(lián)共”說明國共兩黨是平等的合作，而“容共”則使共產(chǎn)黨附屬于國民黨，失去了獨立自主性。因為事關(guān)國共合作的本質(zhì)問題，是非爭不可的。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代表，李大釗同志當然要堅持原則據(jù)理力爭。孫中山先生非常開明，主張仍要提“聯(lián)共”，不能因妄改一字而影響到國共平等合作。對那些頑固反對與共產(chǎn)黨合作的國民黨右派，他曾生氣地說：“如果你們都反對與共產(chǎn)黨合作，那我作為國民黨的領(lǐng)導人，就自己去加入共產(chǎn)黨，你們覺得怎么樣？！”這樣，才算把右派的錯誤主張壓了下去。這正說明了孫先生偉大的大公無私精神。可惜他在1925年就過早地逝世了，這是中國革命的巨大損失。如果孫先生還在的話，就不會有1927年，即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伐戰(zhàn)爭節(jié)節(jié)勝利之時，國民黨右派“清黨”反共，導致國共兩黨分家、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的后果。以宋慶齡和何香凝為首的國民黨左派，始終繼承孫先生的遺志，踉反對三大政策的國民黨右派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并和中國共產(chǎn)黨風雨同舟，長期親密合作，共同迎來了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所以直到現(xiàn)在，我們每年都要紀念孫中山先生的誕辰和忌日，并在天安門廣場等一些重要場合懸掛這位偉大革命先行者的畫像，以資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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