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7節 南北馳驅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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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秋至1930年春，南方局的書記是賀昌，軍委負責人是聶榮臻，他們倆是一起在南昌參加過八一起義的親密戰友。我被調到南方局，仍然是秘書兼機要交通員。我們夫婦跟聶榮臻夫婦在一個公寓樓里住，沒有雇保姆。認識的人中還有一位叫柯麟的醫生，是廣東人，有兒童專科醫生的正式執照，也可兼看內科。在上海的時候，他開設的診所和住家在三樓，一樓是我們地下黨作為掩護而開設的古董店，二樓就是中央政治局開會的地方，他經常給中央領導同志看病。調到南方局后，他仍然以開診所為職業掩護，既給我們看病，又以他的診所作為我們的地下交通聯絡站，當然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他的真實身份。我和賀昌在上海時就請他看過病，已經是熟人了，因此工作聯系就更方便了。還有一位有工作聯系的是新中國成立后曾經做過對外貿易部部長的李強同志，那時他在南方局負責地下電臺的工作。
到香港后，賀昌覺得我坐過牢，又懷著孕，身體很瘦弱，就對我格外體貼照顧，盡量安排我做些比較輕松的工作。1929年11月間，鄧小平同志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去廣西領導百色、龍州起義，取道香港去南寧時，我們夫婦和聶榮臻夫婦同他有過好幾次愉快的會面。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詳細敘述了小平同志一到香港便與南方局書記賀昌、廣東省委軍委書記聶榮臻取得聯系的事。毛毛還提到我和聶榮臻的夫人張瑞華在跑馬地寓所燒晚飯給小平同志吃的事。廣西開黨代表大會時，賀昌是以南方局書記的身份和小平同志一起去參加的。前幾年，中共廣西區委派人來訪問我的時候，還跟我一起核對了賀昌在廣西那次黨代表大會上講話的稿子和使用的化名。后來賀昌又和小平同志在江西中央蘇區一起工作過，不過那時我已被留在上海工作，未能跟賀昌在一起工作和生活。
說來也巧，瑞華同志當時也懷了孕，我們兩個大肚子還開玩笑地“指腹為婚”，說如果生下來兩個都是男的（或女的）那就是兄弟（姐妹），如果是一男一女，那就指腹為婚吧。后來她生了個女兒，我生了個男孩。指腹為婚的話，當然只不過是戲說玩笑而已，因為自從在香港分別后，我們就再沒見過面。
大革命失敗后，我們黨處于地下狀態，活動經費非常困難。當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有上下級的領導關系，因此有時也能得到共產國際的一些經費資助。1929年冬，共產國際正好有一筆經費通過越南支部匯到南方局，要轉交給中國支部。因為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那時還沒有建立可以收受外匯的金融機構，所以要由南方局在香港代收后，再派人送到上海去。賀昌就把這個看起來似乎很輕松、實際上卻關系重大的任務交給我去完成。我挺著個大肚子，化裝成一個貴婦人，穿了大衣，戴了帽子，帶著一個樟木箱，還有一個同志幫我拎箱子，扮作我的傭人，乘上了“法國皇后”號輪船。那樟木箱內分兩層，夾板底下裝滿了連我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的鈔票，夾板上面則放了些高級化妝品和一本基督教的《圣經》，以應付開箱檢查。但因為碼頭上有我們的同志予以照應，我買的又是頭等艙船票，所以對我帶的行李根本沒有檢查。那位裝扮傭人的同志當然就只能坐普通艙了。那天正是陽歷12月25日，是基督教的圣誕節，晚上船長宴請坐頭等艙的所有客人歡度圣誕，大家在餐廳里一起喝香檳酒、跳舞。船長向我們敬酒，客人之間雖然互不相識，也頻頻舉杯敬酒祝賀。我本來酒量很好，幾杯香檳酒根本醉不倒，就來個酒到杯干，一連喝了好幾杯，落落大方，毫不失態，沒有引人懷疑。當一些乘船到上海去的外國人前來邀請我跳舞的時候，我就指指自己腆著的大肚子，搖搖頭，連聲對他們說：“sorry！sorry�。ū�，對不起）”一副安詳的貴婦人派頭，居然就這樣成功地應付了過去。船到上海碼頭，見到了來迎接的一輛小汽車，由扮傭人的同志把箱子搬上車，我們上車開到約定的地方，交接了箱子，就算勝利地完成了任務。那時，黨中央財經委員會的負責人是李富春同志，管會計的是熊瑾玎同志。
說起來，我這一輩子也就只坐過這么一次豪華的頭等艙，完全是出于工作的需要�；氐较愀酆�。上海的黨中央和南方局書記賀昌都表揚我很好地完成了這次任務，說我在敵人的牢里經得起考驗，這次又能扮成貴婦人，順利地把經費護送到上海交給中央，能上能下，真是好樣的！
1930年3月3日，我在醫院里生下了第二個兒子，取名為賀平。進醫院前，中央已調賀昌到設在天津的北方局去任書記，因我分娩在即，他就沒有跟我提起此事。他的考慮是，我懷孕時坐過牢，本來就缺乏營養，還要做難友之間的聯絡工作，心理上一直很緊張，得了嚴重的胃病，出獄后身體一直很差。孩子也先天不足，生下來時很瘦小，不便隨他一起長途跋涉去北方局工作。但如果把我們母子留在香港，沒有人照顧，他又放心不下。于是，他就跟柯麟和接替他任南方局書記的盧彪商量。正好盧彪夫妻倆結婚多年，三十多歲了，一直沒有生育，賀昌就主動提出，將賀平給他們夫妻認養做兒子，盧彪夫婦當然很高興地接受了。再說還有位兒科專家柯麟可以在一起照顧。所以一個禮拜后我出院時，賀昌把孩子的姓名寫成盧子平（后改為盧平）。賀昌在對我的身體、我將來的工作條件，以及孩子的健康成長等各方面的情況作了細致考慮后，也來不及跟我商量、征求我的意見，就跟盧彪他們商定了此事。當時李強和柯麟都知道，只我一個人蒙在鼓里。直到我們要離開香港臨上船前，賀昌才對我說：“你想想，自己身體不好，又沒奶，孩子怎么能帶得大？現在暫時把孩子寄交給人家認養，何況盧彪夫婦是自己的同志，又很想有個孩子，一定會把孩子看得更加寶貝。把孩子交給他們，我是很放心的，希望你也放心！把兒女看成自己的私有財產，那是小資產階級的私有觀念。我們都是屬于黨的，屬于人民的，將來他長大了，這兒子既是人家的，也是我們的，還希望他來接我們革命事業的班呢！”事情到了這個程度，我反對也沒用，心中在想，自己生了第一個兒子，被送回宛希儼的老家去撫養了；如今剛生下第二個孩子，卻又給了人家。雖然難忍母子的天性感情，但不能在賀昌面前流淚，否則他又要說我太感情用事了。因此盡管心中萬分舍不得，嘴里卻只好說：“好吧，既然你已經安排定了，就只好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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