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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蔣介石在南昌行營舉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會議，就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發表了《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演講。演講后，一場大規模的“精神方面的重大戰爭”就此展開，橫跨八年抗戰，直至1949年。

蔣介石掀起這場轟轟烈烈的“新生活運動”，旨在匡正日漸敗壞的社會風氣，創造國民之新精神。

蔣介石掀起“新生活運動”是有一定緣由的。1933年，宋美齡在廬山避暑度假的時候，恰逢美國的一批傳教士也在這里消夏。宋美齡和這些傳教士談得很投機，話題不經意地轉到中國當前的大形勢上來。宋美齡作為蔣介石身邊的得力助手，早就清楚蔣介石一心想獲得外援，于是她便與這幫傳教士探討如何才能獲得更多的西方支援。這幫傳教士的大概意思就是讓蔣介石像美國總統羅斯福那樣，在國內實行“新政”，開展一系列的福利計劃，讓西方國家看到蔣介石親民的作風，這有利于獲得歐美的援華貸款。宋美齡聽后，覺得這是個好法子，回去就與蔣介石說了。恰巧蔣介石在街上看見一個小娃娃在吸煙，濃煙繚繞得都看不清這娃的小臉。蔣介石看了以后，深深地嘆氣，于是下決心要改變這種不堪的社會風氣。“新生活運動”就是這樣開展起來的。

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說白了也是從孫中山那里接過的一面大旗。之前，孫中山就一直倡導要“以老祖宗的道德來恢復中華民族之地位”。孫中山認為老祖宗的“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應該發揚光大，他認為這“八德”不僅可以用來治國理政，還可以傳給后代，弘揚中華民族的美德。作為賢內助的宋美齡極力支持蔣介石的這一運動。她親自擔任了婦女委員會的委員長。宋美齡認為，婦女能頂半邊天，倡導當下女性應當做新時代女性。受到封建社會的影響，中國絕大多數婦女都生活在夫為妻綱的生活當中。有文化有知識的女性應當承擔起對傳統女性的教導工作，告訴她們怎樣教育孩子、怎樣處理家務，關鍵是要教她們讀書識字。

蔣介石一直把“新生活運動”當作自己政治生涯里的面子工程。他企圖使國人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來個脫胎換骨，讓洋人“看得起我們”。蔣介石在他的《人格與革命》的演講中，提出了“新生活運動”的八字方針：親愛精誠，禮義廉恥。蔣介石經常在他的辦公室里一邊踱著步子一邊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新生活運動”提出“紀律、節約和犧牲”三大核心思想，號召國人時刻不能忘記國家處于抗戰階段，要“嚴嚴整整的紀律”“實實在在的節約”“慷慷慨慨的犧牲”“轟轟烈烈的奮斗”。蔣介石認為整頓國家的妙招就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

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開創了人民生活的新風尚。他提倡人民生活要藝術化；提倡百姓進行野外旅行；提倡生活上要節約，如果未滿六十周歲，不得舉辦壽宴；提倡軍事化的生活，號召大家要洗冷水澡，平時多運動。

蔣介石在倡導“新生活運動”中，曾舉辦了一系列活動，比如“升降旗禮”“守時運動”“節約運動”等。最有趣的是在夏天的時候，全國各地會大張旗鼓地開展“消除垃圾和污水”“滅蠅競賽”等活動。

蔣介石發起的這場“新生活運動”，在短短的一年時間內就達到了頂峰，該運動覆蓋了全國25個省市，1355個縣。“新生活運動”的宣傳組織表面上風光一時，可實際效果令人大跌眼鏡。古語說“倉廩實而知禮節”，當時老百姓的溫飽問題都沒解決，哪里還有心思談“新生活”。對于“新生活運動”，老百姓除了敷衍了事，就是怨聲載道。胡適在《大公報》曾撰文批評蔣介石的這一做法，他認為“新生活”里面只提到生活常識，沒有什么救國良藥，也不會有民族復興的奇跡。民眾生活習慣的改進，不能依靠政府的強制性推行。因為民眾的生活水平太低，自然就沒有良好的生活習慣。政府的首要責任是讓老百姓能夠生活下去，其次是提高他們的生活能力，最后才是教他們如何去過所謂的“新生活”。

蔣介石企圖從改變國民的日常生活入手，來達到民族復興的目的，無異于癡人說夢。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只專注于“新生活”，而沒有進行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的變革，自然就逃不過曇花一現的命運。況且蔣介石發起這場運動的真實目的，不是為了改善民眾生活，或者所謂的民族復興，他是想用封建的倫理綱常來控制老百姓的思想和言行，從而達到全民軍訓，以應付抗戰危局。他用強調生活細節的做法，來轉移民眾對政治、社會問題的不滿，因此，“新生活運動”得不到民眾的真心擁護，就連國民黨內部的將官，還有許多愛國、進步人士對此也是極力反對和抵制的。馮玉祥曾說：“其實‘新生活’是說著騙人的，比如‘新生活’不準打牌，但只有聽見說蔣介石來了，才把麻將牌收到抽屜里；聽見說蔣介石走了，馬上就又打起麻將來。又如‘新生活’不準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飯只花8塊錢，蔣介石身邊的大官吃一桌飯要60元，總是燕窩席、魚翅席……政治是腐敗的，軍事是無能到極點，經濟是貪污到極點，文化是頹廢到極點。真正的‘新生活’會是這個樣子嗎？”

“新生活運動”如此流于形式，不失敗才怪呢！因其流于形式，“新生活”在當時還鬧出許多笑話。比如禁止婦女燙發，因屢禁不止，湖南省常德縣的官員便想出奇招，頒布法令規定全縣妓女舞女一律燙發，否則取消從業資格。此令一出，不但普通婦女不愿燙發，就連那些妓女舞女也不好意思燙發，竟把頭發養直了。而重慶的“新生活”促進會則要求各理發店必須在門口高掛“燙發即是娼妓”的標語，企圖讓那些喜歡燙發的女性望而卻步。后來，宋美齡見“新生活運動”鬧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便向媒體解釋禁止燙發不過是“崇尚樸素”。宋慶齡曾在1937年的紐約一份雜志上刊文斥責“新生活運動”的思想基礎是本質上反動的傳統儒家哲學，對于老百姓毫無益處，她建議取消這個迂腐的運動。因為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只注重民眾的生活細節，后來被人戲稱為“建基于牙刷、老鼠夾與蒼蠅拍的民族復興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