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節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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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治常常為人詬病，常常被人們涂抹成荒唐、黑暗甚至被剝離成一段妖魔化的歷史。特別是晚清外交，在世人的眼里，更是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代名詞。
事實上，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作者在對晚清歷史的深入研究中發現，晚清外交并非一無是處，也有許多可圈可點的人物和事件。
在對晚清外交歷史的研究中，作者產生一種感慨：錯誤的歷史不是公正的歷史，直到今天，這種錯誤的遺產仍在持續。因此，作者想，如何打破傳統的歷史觀，讓讀者更多地看到晚清外交真實、光亮的一面。糾正錯誤的遺產，讓客觀還原真相。
《晚清外交七十年》正是以這樣一種動機面向讀者的。本叢書分為四部，從兩次鴉片戰爭的發生到1912年末代皇帝遜位七十多年間發生的政治、外交大事件，深刻而公正地展示、剖析了每一個歷史事件發生的原因。
《晚清外交七十年：兩次鴉片戰爭前后的中西碰撞》是系列叢書的第一部。本書主要描述兩次鴉片戰爭中大清國被動挨打、被迫議和、被動進行外交的歷史過程——早在乾隆皇帝晚年，馬嘎爾尼訪華，要求覲見乾隆皇帝而又不肯磕頭，堅持以西方的“鞠躬”“吻手禮”覲見，這讓乾隆皇帝非常反感，但出于中華帝國禮儀之邦的禮節，乾隆皇帝雖然破例接見了他，妥協接受了“單膝下跪”“吻手禮”的禮儀。但此后馬嘎爾尼提出要求大清允許在舟山、寧波、天津等地貿易，在廣東、北京建貿易貨棧，改變澳門和廣州的運輸稅等的時候，乾隆皇帝一概回絕。1816年，英國外交官阿美士德奉英王之命使華，他的使命仍是希望與中國開展貿易。阿美士德想覲見嘉慶帝，但又不肯在覲見時按照中國禮儀行三跪九叩之禮。自然，把禮儀看得高于一切的嘉慶帝拒絕接見，貿易通商的要求更是不可能實現的。
捍衛王朝的禮制并非大清王朝的專利。漢朝如此，唐、宋、元、明也是如此，在王朝統治者看來，沒有“禮治”的國家是非正統的，“禮崩樂壞”被看作王朝衰敗的標志。因此，清王朝才不惜一切地要維護這種體制。
要維護王朝綱常，大清拒絕與西方貿易通商，當然還有推行閉關鎖國政策的成分。
自乾隆年間到鴉片戰爭爆發前后，大清王朝都在積極地推行閉關鎖國政策。清王朝夜郎自大地要閉關鎖國，但西方因為工業革命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迫切希望銷往人口眾多的中國市場，于是中西之間展開了閉關與叩關的較量。西方的殖民強權觀念，也使他們急于控制不聽話的中國，鴉片貿易便成為一種手段。到了道光朝，鴉片走私已成泛濫之勢。為減少白銀外流，道光帝不得不頒布禁煙令，讓林則徐主持禁煙。在林則徐雷厲風行的禁煙運動中，殖民者窮兇極惡地用堅船利炮摧毀了天朝“建夷夏之防”的國門。清政府的腐朽、無能，軍事上毫無戰斗力，外交上又一無所知，充分地暴露了出來。
晚清的外交雖然是在屈辱、艱難抗爭的局面中艱難前行，但是，面對近代先進軍事裝備武裝起來的侵略者，仍然靠冷兵器來抵御外侮的大清帝國，終改變不了從軍事到外交一次次失敗的命運。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一把火焚燒了被稱為“萬園之園”的圓明園，這成為大清國永遠的傷痛和恥辱……這一個個事件都說明了中國人是在被掠奪、被奴役、被屠殺、被動挨打的局面下，同近代資本主義和先進的生產力打交道的，強烈的自卑心理、挫折心理、屈辱感也使得“弱國無外交”成為至理名言。
眾所周知，外交的成敗同國家實力的強弱是緊密相關的。大清帝國的被動挨打，面對國家、民族存亡絕續的嚴峻現實，中國人民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也開始努力回歸，尋找一條引領世界現代化的強國之路。因此，積極地開展外交就成為一條必然之路。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大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雖然有被動的成分，但在妥協外交的背后，也有積極進取的動因。以此為契機，在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面前，清廷希望通過妥協外交實現國家的富強，但是晚清帝國的腐朽統治、“師夷制夷”的功利主義思想，并無力將中國引向富強。
歷史是一面很好的鏡子。放眼當今世界，中國早已躋身強國之林。新的歷史條件下，世界格局的多極化，早已不是誰吃掉誰的時代，如何讓人民更多地享受和平與發展的紅利，是世界各國領導人的責任，也是時代賦予的外交命題。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時代命題的同時，特別強調，中國夢的實現需要和平穩定的國際和周邊環境，同國際社會一道，推動實現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世界夢。
本書的出版，還有一個用意，就是要告訴讀者，不忘歷史，積極地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大旗，積極地融入國際社會，攜手愛好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開創更加寬廣的和平外交之路，如此國家才能更強大，人民才能更加幸福安康。
李書緯
2015年12月2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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