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節 道光也想做個好皇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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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給道光帝的奏章說，面對鴉片的禁而不絕，必須嚴厲打擊私販者，但他們的行蹤又很詭秘，再加上一些地方官、差役的包庇，常常很難查獲這些私販者。對于吸食之人，除了對他們嚴厲查問之外，還要求他們提供私販者的線索。因此，刑部“議定以后軍民人等買食鴉片煙者杖一百，枷號兩個月，仍令指出販賣之人，查拿治罪，如不將販賣之人指出，即將食煙之人，照販賣為從例杖一百，徒三年；職官及在官人役買食者，俱加一等治罪，仍令各督撫及地方道府州縣等官，出其署內并無買食鴉片煙各甘結，于年終匯奏一次。如本官徇隱不究，從嚴參處”[1]。劉光三的這一建議使朝廷的禁煙政策又前進了一大步。
御史袁玉麟在給道光帝的奏折中，對鴉片泛濫表現出了深深的憂慮。1833年，他在給道光帝的奏折中說：“自天朝之始，當未遭此大患。此毒毀民理智，損其肌膚；如蠹之傷我心腑毀我家園。”當時的兩廣總督祁貢還向英國女王發出了抗議信：“我在本國禁煙，為何讓奸商趨利而害我國民？”[2]
隨著眾多朝廷官員對鴉片危害的憂慮，道光帝有一種深深的危機感，因為鴉片走私增加了大清國的財政赤字。1836年，中國的貿易收支第一次出現了赤字，中國進口總額的四分之三竟然是毒品。不用說，整個民族受到了空前的威脅。面對如此局面，如何對待嚴峻的鴉片問題成為朝廷上下的頭等大事。1836年6月，大清國出現了一場關于禁煙問題的大辯論，從而產生了“弛禁派”與“嚴禁派”兩大陣營。
當年，廣州學海堂校長吳蘭修寫了一本叫作《弭害論》的策論文，對中西作了分析，認為只有鴉片貿易合法化才能使中國白銀減少外流，才能使中國走出困境。他很想把他的這種觀點傳達給朝廷，但是他又知道道光帝正在積極禁煙，從而擔心他的觀點會遭到朝廷的反對。但吳蘭修又很不甘心，他積極尋找與他有共同觀點的人。
事實上，當時在朝廷的官員中也有那么一批人主張鴉片貿易合法化，這些人在歷史上被稱作“弛禁派”。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就是典型的代表。
一個偶然的機會，許乃濟看了吳蘭修的這篇策論，很是贊同。許乃濟感覺自己做官幾十載，從來沒有機會表現自己，沒有引起朝廷的重視。他知道，朝廷中很多人在私下里議論鴉片貿易合法化，也就是“弛禁”。但是，沒有一個人敢直接向道光帝提及。許乃濟卻認為這是展示自己、引起皇上重視的一次機會。于是，他把吳蘭修的《弭害論》復制了一遍，變成了自己上奏皇帝的奏折。
許乃濟在這個奏折中說，鴉片是不必禁的。為什么不必禁呢？因為鴉片這東西跟白酒以及藥用的附子是一樣的，雖然帶有毒性，但還不至于造成中國人都因此短壽或生出其他病癥的后果。我們中國人很多，而且繁殖快，即便是抽大煙的人都死絕了，也不會有減少戶口和征不上稅的困擾。再說，現在禁煙越禁越多，還造成了一些官員中飽私囊，根本不拿鴉片當回事兒。況且，外國煙販現在越來越狡猾，真是朝廷有政策，他們有對策，防不勝防啊。要減少白銀外流，現在最好的辦法，就是允許外國鴉片輸入中國，讓中國百姓也種植鴉片，這樣，國外的鴉片可以增加海關關稅，國內的鴉片可以增加稅收。中國人自己種鴉片，可以把外國的鴉片擠出去。對于吸食的人，朝廷應該區別對待。朝廷官員及其子女、軍隊將士一律不準抽大煙，如果這類人中有吸食者，朝廷要頒布法令給予處分。至于民間百姓、士紳商賈，他們要抽就讓他們抽吧，對他們來說鴉片還是應該合法化的。
道光帝看了許乃濟的奏折，第一感覺就是這真是一個不靠譜的人，怎么可以拿國家和百姓的生命和健康來鼓吹鴉片貿易合法化呢？
當時，道光帝并沒有發作。他最苦惱的是財政赤字，而許乃濟的貿易合法化打的是避免白銀流失的旗號。于是，道光帝給兩廣總督下了道諭旨，要他們認真調查此事，看是否可行。
后來調查的結果，不用說，是不可行的。當時的朝廷官員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站起來反對許乃濟這一荒唐的主張。
內閣學士朱樽與兵科給事中許球聯合上奏指出，鴉片傷人敗德，其危害遠比白銀外流大。明知鴉片是毒品而任其流行，并且靠征毒品稅充裕國庫，豈不壞了我堂堂天朝的體面和名聲？接著，御史袁玉齡也上奏說，借鴉片以害中國，本是外敵的陰謀，如果自行開禁，豈不是撒落籬而引虎狼登堂入室？總之，必須嚴禁鴉片。人們把堅持這種主張的人稱為“嚴禁派”。
對于許乃濟的主張，西方鴉片商販萬分高興。英國報紙這樣報道：“加爾各答的煙土對這個展開在他們面前的佳景是怎樣心蕩神馳啊。”[3]
在“弛禁”與“嚴禁”的爭論中，應該說當時的道光帝仍然是積極支持禁煙的。1837年6月，道光帝下令要求兩廣總督鄧廷楨驅逐進入中國的鴉片商船，要求鄧廷楨通告洋商，停靠在中國口岸的外國躉船應立即回國，不得停留，發現私販鴉片者，悉數沒收，按律治罪，絕不姑息。
一個月后，道光帝又諭令鄧廷楨嚴厲打擊私販鴉片商人。根據諭令，鄧廷楨通知英國商務監督義律要求其告知英商撤走躉船，停止鴉片走私。但是，鄧廷楨的要求卻遭到了英商的拒絕。在這種情況下，鄧廷楨不得不采取鏟除“快蟹”走私小艇的辦法，使其貨源無法提出，從而使儲存在躉船上的鴉片無法出售。同時，鄧廷楨又對國內的鴉片販子進行了嚴厲的清查打擊。但是，禁止鴉片非一日一時之功，鄧廷楨的禁煙措施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鴉片走私活動仍十分猖獗，白銀大量外流的現象并未得到改變。這也使得道光帝感到要使禁煙政策做到令行禁止，必須痛下重手。1838年6月，鴻臚寺卿黃爵滋向道光帝呈奏《請嚴塞漏厄以培國本折》，建議采用重治吸食者的方法來禁止鴉片。
黃爵滋說，鴉片是害民之物，從國計民生考慮，吸食鴉片有病國之憂。因此，黃爵滋主張“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者”[4]。
黃爵滋是一個典型的禁煙派，他的態度很明確，也很直接。他建議道光帝對抽大煙者以一年為限戒煙，仍然沒有戒掉的，將判處死刑。說實在的，黃爵滋的嚴禁主張，雖然有些憤青的做法，也有些極端，但對吸食者施以重刑，吸食者少了，無疑也是從根本上杜絕鴉片泛濫的一種手段。對于黃爵滋的主張，作為禁煙派的道光帝一時拿不定主意。作為一國之君，面對日益衰微的國運，當然渴望通過禁止鴉片重振朝綱。但是他又擔心自己會因此落下暴君的惡名。
道光帝明白，對吸食者施以重刑，涉及面太寬。吸食者不僅僅是平民百姓，朝廷中的王公貴胄也多有吸食者，雖然說黃爵滋的主張對吸食者以一年為限，對戒煙者將不治以重罪，如果一年后仍沒有戒掉的才處以極刑。為使戒煙富有成效，他還提出具結互保，官民平等。對于吸食者，最初告訴他戒煙，一年后“取具五家互結，仍有犯者，準令舉發，給予優獎，倘有容隱，一經查出，本犯照新例處死外，互結之人照例治罪”[5]。城市、鄉村、往來客商、客棧、店鋪都不得容留吸食者，一經發現，都要治罪。軍隊、滿漢官員與民平等，都不能例外。黃爵滋還提議配制戒煙良方，廣為發放。但是，鴉片煙癮不是說戒就能戒得了的。這樣一來，豈不是殺人過多。道光帝認為這樣做有損自己寬仁的清名。但是，面對禁煙大事，他又沒有什么好辦法。
怎么辦呢？道光帝思前想后，覺得還是先聽聽大臣們的意見。所以，他把皮球拋向了朝中大員和地方大吏。當天，他就讓內閣將黃爵滋的奏章抄寫后分發下去。
道光帝在下發黃爵滋奏折的過程中，沒有表達任何意見。在他同時下達的諭令中，甚至不摻雜任何感情，避免臣工揣摩圣意：“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一折，著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直省各督撫，各抒所見，妥議章程，迅速具奏，折并發，欽此。”[6]
當時朝中就有人認為黃爵滋的奏章打擊面太寬，容易給人造成暴政的感覺。黃爵滋則辯解說，寬松的政策只會造成寡廉鮮恥之徒視朝廷法令于不顧，因此，出于禁絕鴉片的需要，即使殺他千人萬人也在所不惜。
道光帝的諭令下達后，從盛京調往四川總督任上的寶興致函黃爵滋提出了疑問：你如何斷定誰是吸煙者呢？從這樣一條法律中獲得好處的只是衙役和胥吏，因為他們可以利用這條法律來勒索不幸的無辜者，或是利用它來報復宿怨。這樣做不行，要打擊的仍應是煙販和走私者，因為他們是問題的關鍵。應當認真地執行現行法律，而不必另外頒布新的嚴刑峻法。這是個合理的勸告，但是道光帝知道，自1820年以來走私者本應被逮捕，但鴉片仍然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空談執法很容易，但是找到一個好的方法并貫徹下去卻很難。
這也是道光帝把球拋給大臣們的一個原因。他希望廣納言論，為禁煙政策提供可行的方案。針對黃爵滋的奏章，在諭令下達后的四個月里，道光帝先后收到了29份奏復。在這29份奏復中，不管他們是否同意黃爵滋的意見，至少沒有一份是反對禁煙的。因為大家都明白，此時道光帝禁煙的態度是很堅決的，沒有人敢唱反調，如果那樣豈不是找死嗎？不用揣摩圣意，也知道風往哪里刮。雖然朝野官員都支持禁煙，但對黃爵滋的建議卻持不同的態度。
山東巡撫經額布認為黃爵滋的建議太注重于吸食一環，忽視了懲治興販這一途徑。他說，如果沒有販賣鴉片的人，就不會有吸食鴉片的人；沒有販賣及購買洋人鴉片的人，也不會有白銀外流的事情。吉林將軍祥康同山東巡撫經額布有類似的觀點，他在給道光帝的奏復中說，國家的相關法規條例已經很多了，卻不能斷絕鴉片輸入、白銀外流，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沒有拔本塞源。因此，要禁絕鴉片，首先要杜絕來源，廓清流毒。
奏復中也有同意黃爵滋建議的，但也提出了一些補充建議。安徽巡撫色卜星額說：“原折專重吸食，略于興販，自非拔本塞源之意。”他建議對躉船走私要嚴厲打擊，來一個人贓并獲，不管是主犯還是從販都要明正典刑示眾。他認為：“嚴拿躉販之船，人贓勿獲。不分首從，立正典刑，海濱梟示，先為食煙者立此標榜，亦足以破奸回之膽，而寒嗜好之心，庶治本不遺其末，清源亦節其流矣。”[7]這樣既可以震懾那些吸食者，又可讓那些不法煙商感到膽寒。
當時的河南巡撫桂良很贊同黃爵滋的奏章，認為它切中時弊。對于社會上沉迷于鴉片的流弊非嚴刑峻法，不能扼殺這股使國家衰微、民族頹廢的歪風。但他又對黃爵滋的奏章提出了十條建議，主要是對外國商船應嚴格查明驗收，責成水師官兵認真巡查紋銀出洋、鴉片輸入，對于查獲白銀外流、鴉片輸入的官兵要給予獎勵，瀆職者要給予懲處等。
朝臣一窩蜂地對禁煙表示支持，他們拔本塞源的建議使道光帝堅定了信心。這預示著大清王朝禁煙運動將步入一個新的階段。
[1] 蕭致治、楊衛東編撰：《鴉片戰爭前中西關系紀事（1517—1840）》，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6頁。
[2] ［法］阿蘭·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王國卿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版，第598頁。
[3] 張英明：《鴉片戰爭風云錄》，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頁。
[4] 林慶元：《林則徐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頁。
[5] 王之春：《清朝柔遠記》，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86頁。
[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一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8頁。
[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一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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