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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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莽敗亡。新朝地皇四年（23年）七月，大經學家劉歆因兵變事情敗露而自殺。他是新朝的國師，號嘉新公。
劉歆，字子駿，西漢末年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他是沛人（今江蘇沛縣），西漢皇族，漢代古文經學的開創者，中國經學史上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曾與父親劉向同�；始也貢�，后來子承父業，匯集六藝群書，分類撰為《七略》。這是中國第一部圖書目錄著作，在學術史上有很高的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王啟發
漢代經學就是儒學漢代化。從學術傳統上，漢代經學又分為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今文經學是可以追溯明晰傳承脈絡，文字用漢代隸書抄寫，經本得到朝廷認可，并且得立學官的經學流派。古文經學則是傳承脈絡不清晰，經本或藏于秘府，或流行民間，未得立學官的經學流派。到西漢后期，經學已成為利祿之途。為爭立學官，獲得正統地位，古文經學多次抗爭。王莽、劉歆是古文經學的堅定支持者。王莽代漢，建立新朝后，古文經學才得以立博士，擠進官學體系。
一般看來，劉歆傾心古文經，是因為他自小跟隨父親劉向整理校對皇家藏書，接觸到大量未能流行而且也沒有立于官學的經本。他深深感受到這些經本“好惡與圣人同”。王莽傾心古文經，或許是因為他希望古文經可以為他的皇帝夢提供理論支撐。
但是，我們不能否認，王莽和劉歆這兩個有遠大理想的人，也會把自己的理想添加到古文經學之中，作為一生追求的目標。他們對西漢末年混亂的社會秩序、殘破的國家制度失望了，厭惡今文經糅雜百家和對政治的妥協。于是他們以古文經學為基礎，規劃了理想的政治藍圖。劉歆是設計師，王莽是實踐者。
劉歆的死，對王莽打擊巨大，因為兩人有幾十年情誼。此時的王莽“軍師外破，大臣內叛，左右無所信”，從此終日借酒澆愁，幾乎不吃東西，讀書累了，就靠幾案而睡。
改革集團內部分裂，加速了新莽政權的滅亡。這時，各地農民紛紛起義，逐漸形成赤眉及綠林兩股勢力最強的義軍。新朝地皇四年（23年），王莽在長安南郊舉行哭天大典，希望得到上帝的佑護。也就在這一年，綠林軍攻入長安，王莽在混亂中為商人杜吳所殺，王莽的首級，懸于宛市之中，數十個軍士爭相分裂了王莽的尸體。
新朝滅亡后，王莽的頭顱被后來歷代皇室所收藏，直到晉惠帝元康五年（295 年），洛陽武庫遭大火，遂被焚毀。
理想主義改制的失敗。王莽死了，經學家的理想從巔峰墜落，他們的政治實踐也戛然而止。
一個王朝如一個人的生命，誕生以后，終會有壽終正寢那一天。西漢王朝即是如此。與西漢相比，王莽的新朝一世而亡，可謂是早夭。今天我們探討王莽的失敗原因，也許會有一些獨到的見解。
對王莽的失敗，史書上的評論大體相同，一般都歸結為改制無方、食古不化、人心思漢等。然而若綜合分析，應該說，王莽失敗的原因是多重的。
就客觀原因來說，王莽的失敗是一種必然。西漢末年人口自然增長加速，帶來了大量社會剩余勞動力，改變了農民與土地的依附關系。結果是流民數量暴漲，社會生產生活秩序被嚴重破壞。以前，在解釋王朝興廢原因時，我們過多強調階層的對立與矛盾，其實，在耕地面積基本固定，生產方式無革命性改變的情況下，人口激增是任何一個王朝都無法承受之重。
此外，自然災害也加速了王莽的失敗。黃河在歷史上一共有九次大改道，第一次是在春秋時期，第二次就是王莽新朝的始建國三年（11年）。黃河在魏郡，即今河北臨漳縣西南決口改道。
黃河決口成災，在漢代并不少見，但這次決口形成了改道，顯示出這場水災的嚴重，而更嚴重的是，在人口極為稠密的關東地區，大量耕地被毀。這給了王莽政權最致命的一擊。
禍不單行，與水災相伴又有旱、蝗、瘟疫等災害。新莽朝的農民起義，大多集中在黃泛區，自然災害愈重的年份，起義的聲浪也愈高。
就主觀原因來說，王莽代漢而立，其實是以王莽為中心的儒生集團的一場政治實踐。作為儒生，王莽有與傳統文人相同的性格缺陷。
其一，習慣把理想當作現實。班固說“莽誦六藝，以文奸言”, 這句話的意思是，王莽誦讀六經，借以包裝自己的謬論。班固的評說是不對的。王莽不過是把夢當成真而已，所以他的改革措施只看到改革社會的必要性，沒有顧及社會現實的可能性，所以，好夢難以成真。
其二，做事優柔寡斷，猶豫不決。王莽的改制多朝令夕改，遇到困難時，缺乏堅定的信念和百折不撓的勇氣。地皇三年（22年），各地農民相繼起義，“天下潰畔，事窮計迫”，王莽于是徹底廢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不便于民的詔令也都廢除，可事未及行，而舂陵兵起，新朝滅亡。因為“口惠而實不至”，所以“怨災及其人”。
其三，過于相信自己，而疑心過重。在王莽代漢的過程中，劉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王莽做了皇帝后，便對劉歆有了防范，棄之不用。棄用劉歆，昭示著漢末儒生集團的分裂。與秦始皇一樣，王莽是一個勤勉的皇帝，但事必躬親，很難容人、任人，也許過于勤勉，不善于用人，便很難做一個好皇帝。
就改革本身來說，通過對其具體政策措施分析，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問題。
首先，改革的藍圖就有很大問題，改革的目的和手段相互抵牾，難以統一。漢代經學比較注重社會秩序，對國家與制度則重視不足。這一傾向在古文經學中的表現更為明顯，王莽恰恰是古文經學的巨擘。所以王莽改制的頂層設計，其根本目的是社會的整合，不是國家建設�？墒�，事實上，整合混亂的社會秩序，必須以完善國家制度作為起點。
王莽的“王田制”，將全國土地國有化，按井田制重新分配。其意在于消除土地兼并，使耕者有其田，重建經濟秩序，本意是善良的，但這一善良政策注定會失敗。原因很清楚，西漢末年，大土地所有者基本是身份性地主，作為官僚，他們充斥于各級政府之中，是土地國有化的最大受害者，所以，這一措施必然引發官僚集團集體反彈。結果，王莽既沒有能力兌現耕者有其田的承諾，又觸犯了官僚集團的特權利益，損害了自己的政權基礎。
王莽禁止奴婢買賣，立意是要扼制奴婢數量的擴大，倡導平等，重建和諧社會秩序。但這項措施卻上下不得人心。禁止奴婢買賣，必然危及官僚、豪強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無路可走的平民斷絕了一條賣身為奴的生路。
王莽的“五均六筦”政策，從內容看，如果能夠施行，可以得到良好的社會效果。但是由于缺乏官僚集團的支持，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賈來推行，這樣，反而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壟斷集團。
王莽的改革過急過速，一有想法，便要全國推行。為了保證改制落實，還輔助以嚴刑酷法。這種不經過試驗，不顧各地具體情況的改革，結果往往是朝令夕改，引發更多的社會混亂，改革的結果與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馳。
此外，新莽時期，還多次發動與周邊民族的戰爭，這些戰爭，沒有起到用外部民族矛盾緩解國內社會矛盾的作用，反而因強征暴斂，更加激化了國內矛盾。
我們不能同意班固等舊的史學家對王莽的定論，同樣我們也不同意胡適的說法，王莽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社會主義者”。胡適錯了，每一個社會主義者都是有理想的人，但是有理想的人并不都是社會主義者。
王莽改制失敗了，王莽死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在實踐中失敗了。但是，我們應該肯定，王莽在中國古代歷史中應占有一定的地位，我們還可以從斑駁的歷史記憶中，從儒家恢宏的理想和怯懦的實踐中，得到一些經驗、一些教訓。
兩漢經學
十三經，是儒家的十三部經典著作，涵蓋了儒家學說的基本內容�，F存于北京孔廟與國子監的夾道內的十三經刻石碑有一百八十九塊，包含著《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等經文。刻石成于清乾隆年間，故又稱“乾隆石經”，是當時朝廷提供的科舉考試的標準文本�！扒∈洝北臅ㄥ賱�，是清代書法家蔣衡歷時十二年才完成的作品。
在中國歷史上，將儒家經典刻在石碑上是一種傳統，最早從漢朝開始，距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漢石經”的經文是歷代朝廷選士的必讀文本。勒石刻經、樹碑垂范，擁有無可比擬的、尊崇的政治地位。
匹夫而為萬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孔子從平民到“素王”，從生前顛簸流離，到身后萬眾敬仰，這一切都要從石經說起，從兩漢說起，從經學說起，從儒學蛻變成經學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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