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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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黨錮之禍。延熹九年（166 年），司隸校尉李膺處死了一名故意殺人犯。此人的父親名叫張成，是一個有名的術士，他預測到最近朝廷會頒布大赦令，就唆使兒子殺死了仇人。就在李膺審理此案期間，朝廷的赦令果然如期而至。按照慣例，李校尉應該無條件放人。但是他把赦令放在一邊，毅然處死了這個殺人犯。原因很簡單：張成是宦官們的座上賓。在正義與國法的二選一命題中，李膺選擇了前者。這件事直接觸發了第一次黨錮之禍。
宦官的權勢其實是皇權的延伸。東漢皇帝多數壽命不長。皇帝幼弱，不諳政事，需要外戚扶持，于是乎形成外戚專權的局面。皇帝長大之后，不滿皇權旁落，就利用宦官鏟除外戚，權力自然落到宦官手中。因此，宦官的存在其實是與東漢專制皇權相伴生的痼疾，無法根除。清流派士大夫把政治黑暗的原因歸結于宦官專權，未免有失客觀。另外，宦官群體中并非都是惡人，勇于進諫的呂強、改進造紙術的蔡倫，都是《后漢書·宦者傳》中的正面人物。清流派士大夫要求對宦官進行集體清算，實際上是仇恨情緒的極端發泄。這種株連式的斗爭方法，也給他們的反宦官運動帶來了消極影響。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張忠煒
清流派將矛頭指向宦官，主要是基于：第一，對宦官這個群體的不齒；第二，對他們各種行為的不齒。當宦官這個群體因為皇帝的信賴而弄權的時候，他們或禍國殃民，或殘害忠良，而他們的姻親子弟或橫行鄉里，或魚肉百姓，所以，清流士大夫很容易將矛頭對準宦官群體。
李膺和清流派官員無意冒犯皇權，但是他們藐視國法的行為事實上已經觸逆龍鱗。宦官們不失時機地發動了反擊。在宦官們的支持下，張成的門徒上書天子，控告李膺等人收買太學生，樹朋結黨，誹謗朝廷，惑亂人心，敗壞社會風氣。早已忍無可忍的漢桓帝立即下令逮捕并審訊李膺，并在全國范圍內收捕“黨人”。殺氣騰騰的使者四處出擊，數以百計的黨人身陷囹圄。幸運的是，在太尉陳蕃、外戚竇武等朝廷重臣的苦苦求情下，永康元年（167年），桓帝大赦天下，李膺、范滂等人幸免于難，但卻禁錮終身，永遠不得為官。這是東漢歷史上第一次“黨錮之禍”。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鄔文玲
在古代，“君子不黨”這是一個共識。對于皇帝來說，群臣如果結黨營私的話，對皇權會造成很大的威脅，皇帝對于結黨營私這種行為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皇帝就聽信了宦官的言辭，對清流派進行打擊，而且在公布的詔令中，把清流派這些官員稱為“黨人”。
六月的潁水河畔，清風徐來，楊柳依依，數千輛軺車停駐道邊，近萬人聚集陌上。他們在迎接一位凱旋的英雄。范滂，字孟博，汝南郡征羌縣（今河南漯河）人。為官清正剛直，觸怒了宦官，因而被劃入黨人之列。在審訊過程中，他視死如歸，豪氣干云地說：“我死之后，希望能夠埋在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無愧于伯夷、叔齊！”此次大赦歸鄉，范滂受到汝南、南陽等地士大夫的熱烈歡迎。延熹九年（166 年）的黨錮之禍沒有撲滅士大夫的斗志，反而提高了黨人的聲望。
第二次黨錮之禍。永康元年（167 年）的冬天，寒冷異常。但是遭到禁錮的黨人卻分明嗅到了春天的氣息。十二月，昏聵無能的漢桓帝駕鶴西去，年僅十三歲的劉宏即位，這就是漢靈帝。朝廷重臣重新洗牌，清流派領袖竇武與陳蕃受到重用。大將軍竇武是靈帝竇太后的父親，為人謙遜好學，不但沒有外戚的種種劣習，反而具有為漢末名士所推崇的種種美德。太傅陳蕃則以正直不阿著稱，一向被視為士大夫的楷模。他們二人執掌大權，讓人們看到了大漢重整朝綱的希望。東漢中期以來，統治階級內部逐漸形成了外戚、宦官和清流派士大夫官僚三個營壘分明的政治集團。如今，外戚與清流派官員結成了同盟，宦官的末日還會遠嗎？
漢帝國的歷史已經證明，一旦外戚與士大夫聯起手來，就會形成一把無堅不摧的巨型鐵鉗。公元前 74 年，外戚霍光和士大夫一起完成了更換皇帝的壯舉；8 年，外戚王莽在士大夫的鼓噪下，活生生地把劉家的漢朝變成了王家的新朝。在很多人看來，用這把巨型鐵鉗來對付一群閹豎宦官，實在是易如反掌。然而，在 168年的政治搏殺中，這把曾經令人膽寒的巨型鐵鉗卻莫名其妙地生銹了。
靈帝建寧元年（168 年）五月的一天，洛陽上空出現了日食景象，朝野上下驚恐不安。在漢朝人的觀念中，這是上天對天子施政不當所做出的譴告。竇武、陳蕃等立刻借機上奏，說宦官干政招致天怒人怨，必須將他們統統革職，全部繩之以法。八月，他們完成了京畿地區的警備部署之后，再次上奏，要求立刻誅殺宦官首領曹節等人。最后的大清算馬上就要開始了。
宦官被逼到了絕路之上。桓帝的駕崩，已經使他們產生了痛失靠山的危機感；李膺、杜密等黨人的復出，更使他們坐立不安。但他們并不準備坐以待斃。他們像鷹爪下的狡兔一樣，保持著高度警覺，隨時準備給對手致命一擊。竇武和陳蕃等人被即將到來的勝利沖昏了頭腦。他們忘了，宦官手里還掌握著最后的籌碼——皇帝和太后。誅殺宦官的奏章是呈送竇太后親閱的，可是宦官當晚就偷窺到了那些殺氣騰騰的文字。一些平素并無不端行為的宦官顯然被激怒了，他們怒吼道：“為非作歹的宦官固然該殺，可是我們這些人并無罪過，為何也要被族滅！”同仇敵愾的宦官們連夜行動起來。他們軟禁了竇太后，把漢靈帝劫持到德陽殿，又以天子和太后的名義發布平亂詔令。竇武倉促之中召集北軍五校尉應戰，無奈他的士卒不敢攻擊皇帝的羽林軍，紛紛倒戈。竇武兵敗被圍，被迫自殺。
最為悲烈的一幕隨即上演。八十多歲的太傅陳蕃驚聞宮廷政變、竇武捐軀，不但沒有退卻，反而率領門生、屬吏八十多人沖入皇宮承明門，如飛蛾投火般進行了最后的抗爭，最終被害。
陳蕃，字仲舉，汝南郡平輿縣（今河南平輿）人，少年時就有宏圖大志。據說，在他十歲那年，父親的一位老友薛勤前來拜訪，見庭舍臟亂，就說：“你為什么不把屋子打掃干凈來招待客人呢？”陳蕃回答說：“大丈夫應當掃除天下污垢，哪能關心區區一間小屋呢？”這位一生盡忠的老臣，終于以死捍衛了自己“不畏強御”的高節，但卻沒能實現“掃除天下”的大志。千余年來，“掃天下”與“掃一屋”何者重要，始終是科場考試的重要命題。假如
陳太傅和竇大將軍能夠更加周密細致一些，以“掃一屋”的態度來“掃天下”，也許這悲劇就不會上演了。只是歷史容不得假設。
天下，是漢家的天下，天下的主人姓劉。如果主人像泥鰍一樣離不開污泥而陳蕃們仍然執意要掃除這污泥，那么被掃除的只能是陳蕃們自己。在東漢后期的專制政治體系中，皇權的行使離不開宦官。深度打擊宦官，勢必會傷及皇帝。傷及皇帝，就是犯上作亂、大逆不道。所謂“投鼠忌器”，就是這個道理。陳蕃、竇武和清流派士大夫的悲劇，也正是由此而來。
對于年僅十三歲的漢靈帝來說，要讓他完全理解建寧元年（168 年）八月那個燈火通明的夜晚的波譎云詭，顯然是不現實的。他不知道這場宮廷政變的原委何在，只知道蒼顏白發的老師和向來一臉嚴肅的外祖父是逆臣賊子，是噩夢中出現的魔鬼，只知道溫順和藹的宦官勇敢地掃除了魔鬼，保護了自己。幾天以后，皇帝下詔，曹節、王甫等十八名宦官因為平亂有功而受到封賞。“叛亂”魁首竇武和陳蕃的親屬、賓客或者被誅殺，或者被流放，連他們選任的官吏也都被免官禁錮。
竇武、陳蕃結成的反宦官集團被宦官集團輕松擊敗，原因是多方面的。他們以簡單粗暴的方式把所有宦官作為打擊對象，不但引起了竇太后的反感，還使原本彼此不睦的宦官們團結起來。還有一點很重要：竇武之死，固然是由于事起倉促；而陳蕃赴難的過程中，卻沒有得到多少士大夫的援助。顯然，清流派這個群體并不是官僚隊伍的主流，他們與普通官僚之間存在著不小的距離。在此前此后的黨錮系列事件中，很多官吏落井下石、坑害黨人，也說明了這一點。無論如何，反宦官行動的最終失敗，使朝綱昏暗的東漢王朝失去了一個最好的內部調整的機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趙凱
外戚集團、宦官集團和官僚集團對皇帝來說，其實也是他的三個權力支柱，掌控能力比較強的皇帝，通常能在這三股勢力之間維持一種平衡。一旦皇帝本身的掌控力弱化，很容易大權旁落，因此，三股勢力之間的消長會影響政治格局的變化。竇武作為外戚集團，站在清流集團一邊，跟官僚集團聯合，事實上改變了以往三足鼎立的態勢。
宮廷喋血已經結束，但是對清流派士大夫而言，噩夢才剛剛開始。竇武、陳蕃和劉淑被清流派士大夫尊稱為“三君”，“君”的意思就是“領袖”。宦官已經砍倒了“三君”，接下來該受難的就是“八議”“八廚”了。建寧二年（169 年）十月，在宦官的授意下，朝廷下令，在全國范圍內搜捕“黨人”。宦官的爪牙和曾經受到清流派批判的官僚聯合起來，不遺余力地追捕黨人。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名清流派士大夫受難赴死，還有許多無辜者因得罪過宦官而被誣陷為“黨人”，被打入牢獄。黨人的親屬、門生、故吏有的被處死，有的被流放，受害者多達六七百人。朝廷還下詔，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內的親屬都禁錮終身，不得做官。這就是第二次黨錮之禍。
與桓帝延熹九年（166 年）的黨錮之禍相比，第二次黨錮更為殘酷。從受害人數上看，第一次黨錮中，約二百名黨人卷入其中，但沒人被處死；第二次黨錮則有上百人被處死。從地域上看，第一次黨錮只涉及中原數郡，第二次黨錮則是全國范圍的。從禁錮范圍看，第一次黨錮只有涉案黨人本人被剝奪了做官資格；第二次禁錮非但黨人不得做官，他們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不得做官，就連五服之內的親屬都被禁錮終身。三服之外的親屬在當時其實已經有些疏遠了，而株連至五服之內，懲罰之重，可見一斑。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黨人們沒有放棄抗爭。熹平元年（172 年）四月，一條青蛇盤臥御座，久久不去。這是一個不祥之兆。這一年秋季的某一天，皇宮朱雀闕上出現了一份匿名告示：“天下大亂，宦官曹節、王甫幽禁殺害了竇太后，中常侍侯覽濫殺黨人，公卿大臣皆素餐尸位，沒有敢于進獻忠言者。”這份罕見的“大字報”公然藐視皇權，立刻引來皇帝、宦官、執政大臣的集體憤怒。于是，又有一千多名太學生被逮捕入獄。
建寧四年（171年）正月，京城內外喜氣洋洋。漢靈帝舉行了隆重的加冠禮，按照慣例大赦天下，那些犯了謀反大罪的囚犯都得到寬囿，唯有黨人不在赦免之列。帝國已經把他們永遠打入了另冊。禁錮之下，榮望永絕。對于追求通經致用的士人來說，禁錮意味著不能實現人生抱負，形同閹割。劉氏漢朝已經不再是士人的歸宿，良禽擇木而棲的時候到了。十年內的兩次黨錮，最具正義感和責任感的士大夫遭到反復摧殘，導致了統治階級內部的大分裂。
兩次黨錮之禍，宦官集團似乎取得了最后的勝利，然而，他們并沒有料到，清流被全部打入另冊之后，宦官集團也隨著失去平衡的東漢朝廷迅速走向滅亡。在光熹元年（189 年）的宮廷政變中，兩千多名宦官被集體屠殺。只是宦官群體的消失并沒有挽回東漢的亡國命運，這或許是黨人們所沒有預料到的結果。
清初學者顧炎武曾說，“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于清議亡，而干戈至矣”。日薄西山的東漢朝廷拒絕了清議，等待它的將會是什么呢？
曾經車水馬龍的太學，如今門可羅雀。曾經喧囂沸揚的洛陽城，終于歸于寧靜。這是閃電來臨之前短暫的寧靜。一場席卷全國的暴風雨正在隱隱逼近。
魏晉風度
這注定是一個不平常的日子，即使對于看慣殺人行刑場面的洛陽百姓來說，也是如此。
景元四年（263 年）的一個夏日，在京師洛陽東面的馬市刑場，洛陽百姓牽衣頓足，為他送行。
此前，三千太學生曾聯名上書，請求以他為師，想借此豁免他的死刑。他們渴望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曹魏權臣大將軍司馬昭能愛惜名士，刀下留人。
太學生的請愿，沒有阻止屠刀落下。
這位名士隕落后，《晉書》《世說新語》《資治通鑒》等眾多古書一次又一次提及他的名字，后世學者、文人、畫家對他更是高山仰止。
他逐漸成為那個時代的文化符號。這個人就是嵇康。
以嵇康為代表的一代名士風范被魯迅譽為“魏晉風度”，成為中國思想史上一個無法繞開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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