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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提出“百家爭鳴”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中國是人所共知的“雙百方針”。

毛澤東在1956年把“雙百”確定為“方針”——雖然他早在1950年為戲曲界題詞時，便寫過“百花齊放，推陳出新”，而“百家爭鳴”早在春秋戰國的時候便已提出，但是作為“方針”確實是毛澤東制定的。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后來被整理成《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這篇講話中毛澤東指出：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

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又指出：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一個基本性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百花齊放是一種發展藝術的方法，百家爭鳴是一種發展科學的方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不但是使科學和藝術發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廣之，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

在“雙百方針”提出30年之后——1986年——有許多文章追溯起這個方針的歷史。其中最為重要的有三篇，即1986年5月7日《光明日報》所載陸定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歷史回顧》，1986年5月16日《人民日報》所載于光遠的《“雙百方針”提出三十周年》，1986年第4期《歷史研究》所載劉大年的《〈歷史研究〉的創刊與“百家爭鳴”方針的提出》（初稿發表于同年第4期《文獻和研究》）。

據陸定一回憶，“百家爭鳴”作為方針是這樣確定下來的：

1956年2月，在毛澤東同志的居所頤年堂開會，我向中央報告了這些情況和我的意見。就是這次會議上，決定對科學工作采取“百家爭鳴”的方針。

劉大年的文章談的情況與陸定一不同，其中涉及陳伯達。茲摘錄原文于下：

據我從側面所知，“百家爭鳴”方針，提出得比較早，而且很明確，與創辦《歷史研究》有直接聯系。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1953年10月間，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兼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伯達，在（北京）文津街科學院召開會議，討論科學院增設兩個歷史研究所，出版歷史刊物和其他與加強歷史研究有關的事項。參加會議的有吳玉章、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杜國庠、尹達、劉大年和黎澍。郭沫若沒有參加會議。陳伯達講話說，最近中央成立了兩個委員會，一個是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由他負責；一個是語言問題研究委員會，由胡喬木同志負責。歷史研究委員會的工作，就從增設歷史研究所、辦刊物、出一批資料書做起。資料書里面，可以先標點重印《綱鑒易知錄》。這書分量比較小，通俗易懂，讀者便于從那上面得到歷史知識。對于辦刊物，經過討論，決定出版《歷史研究》雜志，組織一個編委會，由郭沫若做召集人，具體工作指定我和尹達負責。陳伯達這時對我和尹達說：辦刊物必須“百家爭鳴”。以前有軍閥、財閥、學閥，你們辦刊物不要當“雜志閥”。什么叫“雜志閥”？就是只發表與自己觀點相同的文章，不發表觀點不同的文章。那不好。要“百家爭鳴”，這是一個方針問題，刊物要照這個方針去辦。但有兩點，陳伯達沒有明白地講：一、這次開的會是否就是歷史研究委員會的集會？二、“百家爭鳴”方針是黨中央的意見，還是他個人的意見？會上誰也沒有對這兩點提出詢問。《歷史研究》發刊詞是郭老（郭沫若）親自寫的。我和尹達在郭老家里就寫些什么內容作過討論，沒有提出陳伯達的講話，發刊詞里自然也沒有“百家爭鳴”的話。知道這個方針是毛澤東同志為創辦《歷史研究》提出的，我記得那是在兩年多以后的1956年1月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康生在懷仁堂舉行的大會上發言，回顧那幾年的思想理論工作。其中舉的一個事實，是說陳伯達提出了“百家爭鳴”問題。坐在附近的陳伯達很快遞上一個條子，康生照念了。內容是：“百家爭鳴”不是我提出的，是中國科學院辦歷史刊物，我向毛主席請示時，毛主席提出的……

康生怎么會說“百家爭鳴”是陳伯達提出的，而陳伯達又為什么當場予以否定？

“雙百方針”是毛澤東親自制定的，是毛澤東確定為方針的，這是毫無疑義的歷史事實。至于誰先提了一下，原本并不十分重要。只是因為康生說了那么一段話，陳伯達遞條子表示否認，這件事許多在場的人都還記得，在追溯“雙百方針”的歷史時，有人進行查證。

經過查閱檔案，查到了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的記錄，其中有這么一段：

陳伯達同志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這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是群眾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了（座中有人說：是周揚提出來的）。人們要我寫字，我就寫了兩句話：“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百家爭鳴”，這是兩千多年以前的事實，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也可以，那種學術也可以。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你的人勢必就會越多。

另外，也就在1956年4月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在毛澤東講上述一段話之前，是陳伯達講話。陳伯達在講話中說：

在我們中國容許很多的學派，大家爭論，不要馬上統一于一尊。我覺得在文化科學問題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這樣兩個口號去貫徹，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個在藝術上，一個在科學上。

緊接著，毛澤東說了那段話：“陳伯達同志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英國羅德克·孟克法夸爾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書中曾引述劉少奇1956年5月13日的講話。劉少奇的話，講得更加明白：

百家爭鳴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出現了。它作為口號是首先由陳伯達提出的。后來毛主席改進了它，并把它作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還有許多事情并不是毛主席先想到的，他僅僅加工改造了它們。

關于“百家爭鳴”的問題，陳伯達又是怎么說的呢？有關部門拿著毛澤東的這一段話，向陳伯達作調查。

他曾作以下自述：

毛主席1956年4月28日的講話，我認為，這個記載是屬實的。毛主席說：“……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講學術……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你的人勢必就會越多。”毛主席講了歷史，而用簡練的語言概括了問題的實質。毛主席是黨的領導人，他第一次在黨的重大會議上提出了這個方針。

康生在懷仁堂的一次包括許多黨外人士的會議上說到這個問題，時間是在上述黨中央會議之后。毛主席既正式宣布和解釋了這個方針，這個方針就是黨中央的方針，康生要說這個問題，就應當用毛主席的語言，闡明問題的實質；但他不然，卻說什么陳伯達提出“百家爭鳴”之類的話。我當時也在會上，認為他在那樣場合提出那樣說法不對，徒亂視聽，就寫了一條子給他。在此之前，根據當時學術界的情況，我有時也用過“百家爭鳴”這個老成語，但止此而已。

毛主席不同，他說明了問題的實質，隨后陸續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理論來探索它、解釋它，給予嶄新的內容、嶄新的意義。

毛主席《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指出：“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可見任何一個群眾，任何一個黨員，在各種問題上，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提出來，會有對和不對；或者即使是對的意見可能不是經過深思熟慮得來的，而是偶然的興會所至，甚至只是片言只語；但不管怎樣，只要是對的，黨就應加以采納。個人，或許算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吧，絕大多數人是無名之輩，但是黨把群眾的涓涓不息的意見集中起來，而且作出慎重的比較，就能夠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毛主席就是這樣做的，從而領導了中國人民大革命的勝利。

確如陳伯達所言，他關于“百家爭鳴”，原本只是“偶然的興會所至，甚至只是片言只語”罷了。筆者在1939年1月20日出版的延安《解放》周刊上，查到陳伯達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開端》一文，其中便有“萬花怒放，百鳥爭鳴”這樣的“片言只語”。那段話是這樣寫的：

我們先人偉大的智慧，在春秋戰國時代，有如萬花怒放，百鳥爭鳴，其中最珍貴的，值得我們向世界人類夸耀的，且將與人間共不朽的，就是關于唯物論和辯證法的思想，而我們現在就要特別把它們發掘出來。

在毛澤東身邊，陳伯達只是扮演謀士的角色。他確實充其量只能提出“片言只語”的建議，定之為方針，唯有毛澤東才能決斷。為了說明這一點，陳伯達舉了一個例子：

毛澤東同志勇于接受任何一個普通人的意見。不管是誰提出的，毛澤東同志的態度，對的就是對的。比如，停辦農村公共食堂的問題，原來是廣東一個省委書記安平生同志說了一個普普通通的復員軍人提的意見。毛澤東同志看到了這個復員軍人談話的簡單記錄，立即批復交各省負責同志在廣州開會時討論，記得列為這一次會議討論的第一號文件。隨后，這次會議做出了“六十條”的決議。一個普普通通的復員軍人的意見，就這樣解決了當時在全國已成為難題的問題。

至于在懷仁堂演出的那一幕，康生和陳伯達各懷心思：康生當著那么多人說，“百家爭鳴”是陳伯達提出來的，他不是在“表揚”陳伯達，卻是把陳伯達放在火上烤。因為康生知道毛澤東不悅于聽見這類話——盡管毛澤東本人也說過類似的話，但他本人如此說則無所謂，別人當眾談論又是另一回事。陳伯達亦深知毛澤東的心態，生怕冒犯虎威，趕緊遞條子給康生，矢口否認他曾提出“百家爭鳴”之事，作當眾更正，以便一筆勾銷。陳伯達的這種心態，一如他在為毛澤東起草文件之后，總要銷毀自己的手稿一樣——他總是在提防著什么，因為那回斯大林給他敬酒所造成的嚴重的事態，已經深深烙在他的心中。

陳伯達和康生同為毛澤東的謀士，各有各的一套心計。

只是毛澤東在1956年4月28日隨口說了那幾句話，而那幾句話被記錄在案，所以人們過了30多年才從檔案中查到，略知事情的真實經過。在調查者面前，陳伯達才曲曲折折地作了答復。陳伯達是在儒家思想、“孔孟之水”中泡大的，他深知“位尊身危，財多命殆”、“上無常操，下多疑心”的道理，不能不謀求韜晦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