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節 思君不見人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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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參加《邵荃麟全集》出版座談會后，有一個小的聚餐。我到得晚了一些，看見有一席還有一個空座就坐了下去。恰好坐在邵荃麟女兒小琴旁邊，左邊是姚錫佩、胡風女兒張曉風、周揚的長子周艾若以及荃麟的侄子、女婿。小琴右邊是馮雪峰的兒子馮夏熊，幾乎都已是滿頭銀發或謝頂的古稀老人。盡管他們大多我都認識，有的還是交往很密的好朋友，但我還是覺得是不是坐錯了位子。因為除了我和姚錫佩，他們的父輩都是三十年代左翼大作家。如今碰在一起，就很自然地講起當年父輩許多往事，互相之間的關系等，雖說是點滴花絮，卻都是有價值的史料。
他們交談講得很熱鬧，我聽得很入神。馮夏熊說到他父親的性子比較急，用現在的話就是“犟”“倔”“耿直”，荃麟的性子比較能“忍”。所以兩個老朋友在一起，遇到麻煩荃麟總會勸說雪峰戒怒忍耐。當年反胡風，周揚要雪峰寫批判文章，雪峰不寫，周揚沒辦法，就叫林默涵寫。后來林默涵和何其芳寫的兩篇就成為批胡的權威的代表性文章。雪峰寧可不討這個好。反右時周揚要他按周的旨意寫魯迅《答徐懋庸》一文的附注，馮雪峰開始不肯，荃麟就勸說他借此爭取保住黨籍。雪峰聽從照寫了，后來還是被開除出黨。邵照樣與他來往，馮仍然是邵家的座上客。我想這與他們兩位老人家當年的友誼非同一般有關：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之交，雪峰兩次與黨失去聯系后在恢復組織關系過程中，荃麟都給予關注和幫助。周揚深知他們的情誼，批雪峰時，就要荃麟出場發言作為對馮的重點批判。荃麟只得奉命但并不按照當時定的“三十年一貫反黨”的調子說話，卻專門講雪峰的“個人主義”：“在每一次革命高潮到來的時候他個人往往是消沉的……這對于一個革命者來說是幾乎不可理解的事。”“雪峰在文藝問題上，只是從藝術的本身出發，而不是從政治出發，從當前中國的客觀實際出發，因而不能不陷入于唯心主義。”同時他又趕緊聲明：“我并不是說，雪峰對于革命完全沒有感情，或甚至不贊成。這樣說法也是不實事求是的。”這樣的批判當然使周揚、劉白羽大為不滿，倒是郭小川覺得他的發言很好。
曉風說近來翻閱她父母的日記，發現抗戰時在桂林，邵荃麟到胡家竟有三十多次之多，可見往來頻密。反胡風時邵荃麟也寫了批判文章，但胡風“文革”后在回憶錄里卻明確地說：“過去在上海、桂林時，我們兩人的關系一直很好……我和他在文藝問題的看法上從來沒有對立的意見，我認為他是理解我尊重我的。”聶紺弩一生充滿傳奇色彩，1933年就和胡風一起在日本同時被捕入獄后又一起被驅逐回國，兩人情誼也是極深。1966年胡風坐了十年牢后剛剛被作為監外執行放了出來，第一個上門去看望他的就是聶紺弩。聶自己也是從北大荒勞改回來不久，卻完全不避嫌疑，放聲詩贈胡風、馮雪峰許多首，極為感人。如寫胡風“不解垂綸渭水邊，頭亡身在老刑天。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挽雪峰“狂熱浩歌中中寒，復于天上見深淵。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挽荃麟，說到他生前對聶的關照，但是“提攜種種皆無益，世人不許狂夫狂……”六十年代初，人們正掙扎在饑餓死亡線上時，“誰家有酒備客嘗？”食物極端匱缺，十室九空，聶來看望邵，荃麟知聶嗜酒，還是設法找來一杯酒，讓他一飲而盡，點滴不剩。聶解渴而感動，“淚落杯中淚也香”。臨行邵還塞了兩包中華煙說：“我事非盡我安排。”聶完全理解邵滿腔熱血想為同志朋友紓解困境卻又無能為力，說他“骨瘦嶙峋”的身子，雖想“支撐天地顫巍巍，天下事豈爾可為？”有人誤讀說成是邵冷淡聶，全理解錯了。說到這里，我忽然聯想當年曹雪芹在槐園遇到朋友敦誠，風雨淋涔、朝寒襲袂之際，“雪芹酒渴如狂”，敦誠就將自己的佩刀解下典質換酒來喝，使“雪芹歡甚作長歌以謝”，敦誠也作歌酬唱，他們“大笑稱快，擊石作歌聲瑯瑯”。古今詩人那樣狂傲睨世的浪漫情懷是多么相像，但聶邵的情境似乎更為悲涼！
當時席間談論的點滴往事，使我有了不能抑制的浮想，除了信意補述的上述一些故事，我還想到這些身世坎坷的前輩老人家有一些共同的特點。他們政治上都是有極老資歷的老革命：邵荃麟是大革命時期參加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早期共產黨人，如不是因為大吐血，他將去莫斯科作為黨的六大代表參加會議；馮雪峰參加過長征，蹲過上饒集中營；聶紺弩出身黃埔軍校二期，一生經歷跌宕奇異，先后因右派發配北大荒勞改三年半，后又被誣陷現行反革命罪判無期徒刑；胡風雖然脫了黨，但在思想文化界始終是有大影響的著名左翼作家。他們都是長期在國統區從事地下秘密活動，過著飄忽不定的生活；彼此常有交集互助，生死相扶，榮辱與共的患難之交；他們都受過深度的傳統文化教育，有著淵博精湛的藝術學養，又各有出色卓越的文學成就；他們常常是既有詩歌小說戲劇散文雜文創作，又翻譯外國作品從事理論研究，都是才華橫溢的多面手，在文學史上留下重要印跡；他們是秘密的黨人，更是從事文化學術活動的知識分子、文化人、文人，以寫作為生。雖然有的1949年后做了一段時間的“官”，但卻是難為了他們。如上面說到，邵荃麟想保住馮雪峰黨籍結果沒有做到；丁玲被打成右派后，邵荃麟想讓丁仍然留在北京寫作，工資待遇基本不變，也同樣未能實現。當時邵荃麟是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卻是個弱勢第一把手，做不了主。雪峰先后任過中國作協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把手，也因“書生氣十足”，當領導事事碰壁，較早就被打了下來。
我一直想不明白，為什么在革命勝利以后不久，他們先先后后都不適應新的政治生活而遭遇了不幸：都曾被發動裹挾去參與整肅批判多年摯友同志。現在有的年輕人不大能理解當時的特殊環境，較多責難他們的順從。其實也有掙扎，也有盡可能的互相關照扶持，稍后自身也未能幸免于難，多數還有過縲紲之災，以至晚景凄涼，或慘死獄中。他們始終是忠于革命事業忠于組織的呀！邵荃麟直到生命終點，在失去自由患著重病身陷“牛棚”時，還在苦苦追問自己。他問難友黃秋耘說：“你給我想想看，我參加革命這幾十年以來，有沒有干過什么對不起黨的事？”他和馮雪峰等都是帶著這樣苦惱和困惑離開這個世界的。周艾若對他父親周揚的前期多有批判。我曾對他開玩笑說：“你有弒父情結。”他笑而不答，接著他會說：“我為他‘文革’后的表現感到高興，贊美。他有這樣的變化是很不容易很了不起的。”看來，這些前輩總是知識分子，所以喜歡思考，習慣于尋找事物的來龍去脈，追索歷史真相。
現在，從這些后輩們身上我明顯感覺到：曾經的批來斗去也未能割斷他們幾代人之間的親如血脈的聯系；在很長時期里，人性的光輝和力量始終在抵抗和掃除陰霾和邪惡。聶紺弩唯一的女兒在“文革”快完時自殺，老夫婦傷心可想而知，他寫信對小琴說：“不知為什么，我想起你來，總想哭，這信是含淚寫的。為你父母么？為我自己老了么？說不清。”他還說過，他曾熱愛過雪峰、丁玲的文章，也從“荃麟那里感到過同志間的感情的溫暖”；但“覺得真正高出于我的，卻只有一個胡風”。這就是他們之間那種非常深沉的思想、文化、感情、友誼、心靈間的融和相印，卻未必說得清說得盡。
小琴說，他們這一代人有時還常聚會聊天，包括前幾年已經辭世的田漢之子田大畏、魯迅之子海嬰，都會興致勃勃參與其中。現在流行“紅二代”“官二代”“星二代”等說法，他們好像都沾了一點邊。“文革”時，他們成了“黑五類”的子女即“黑二代”，現在我想稱他們是“文二代”。文學家們的基因和友誼在他們身上延續而無任何糾結。他們在一起總是談得很起勁暢快，其樂融融，怡怡然于一室。他們為父輩未了的遺愿在努力補綴，整理出版遺稿諸如全集、文選、專著，曉風已經整理出版了胡風著作多種。這次出版的《邵荃麟全集》（八卷本）主要就是小琴等收集編纂的。馮雪峰等的著作也都在進行收集整理，將不斷有成果問世。這些曾經被批判成可怕的撒旦式的文字，重新被發現被認識其重要寶貴的歷史價值，似乎正在努力解答邵荃麟最后之問。那些不可一世的大批判文字和各種各樣的惡名卻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又想起聶紺弩的詩句：“杜若洲邊無杜若，陶然亭畔且陶然。思君不見人空老，騷卷長撐宇宙間。”歷史無情，終究會顯示其真實面貌和應有的公正。
本文寫作過程中，曾得到張曉風、邵濟安、馮夏熊諸友的教正，謹此鳴謝。
2014年9月18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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