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節(jié) “走進耶魯”瞧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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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身在哈佛而從未去過耶魯，始終存有好奇，所以當我在哈佛的燕京圖書館里邂逅《走進耶魯》（鳳凰出版社2009年版）一書，便毫不猶豫地借回家來翻看。原以為是青年學生或訪問學者寫的走馬觀花式的文章，沒想到作者蘇煒是在耶魯執(zhí)教中文多年的人物，比我還年長幾歲。同僚中有大名鼎鼎的臺灣詩人鄭愁予，與我有過一面之緣的康正果，還有我至今未曾謀面但通過一兩次書信的孫康宜教授。
一篇長達萬字的序言“母語的諸天”，剛開始讓我看得眼饞心熱，好生羨慕。那“中文的烏托邦”，看似“一片人文世界的‘香格里拉’”，“是我輩漂流人打著燈籠、踏破鐵鞋、穿越兩洋水土云煙，尋覓經年而難得一見的”。可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其間的酸甜苦辣、冷暖自知。首先要面對牙牙學語的高智商才男才女們的病句：“我很病”“我要見面他”“我不跟你同意”，還要對他們解釋“我家有三口人，媽媽是一口，爸爸是一口”有什么不妥，更要能夠對這幫外國孩子注解“青梅竹馬”、“風花雪月”、“相濡以沫”、“時不我予”，簡直匪夷所思。沒有金剛鉆，還是別攬瓷器活。
能夠勝任，也未必沒有苦衷。成功教學之后，作者竟然會動這樣的惻隱之心。許多學生修完課后就愛上了中文，決定改變專業(yè)方向。甚至選擇到中國生活、工作。于是會把學生“引上一條遠比當律師、醫(yī)生、工程師等要清寒、艱難得多的人生道路”。“父母親為他們竟然學會了使用‘世界上最難學的語言’而驕傲，卻又同時難過不已。因為這么一來，這么遙遠而陌生的一門語言，也許就要把他們自己的兒女帶到一個‘遙遠而陌生的地方’去了”。
甚至還會有更大的麻煩。接踵而至的可能竟會碰上這樣的事情。在《史力文為什么中止了學中文》一文中，作者向我們講述了一個成績優(yōu)秀的學生史力文在去過中國之后反而決定不學漢語的故事。僅僅去過兩次中國以后，這位白人小伙子坦然對自己的老師承認，“我發(fā)現(xiàn)，我的中文學得越好，我人就變得越壞，真的”。“不騙你，我已經知道我在中國可以怎么‘混’了，而且我可以‘混’得很不錯”。“可是，我自己會變得這么‘混’，對，就是‘混蛋’的‘混’。這是我以前從來沒有想到過的”。原來這位學生發(fā)現(xiàn)，只要說假話、會騙人，就能混得好。“我發(fā)現(xiàn)我的中文越好，我就開始好像越來越不尊重中文了。這樣學下去，結果就會是----中文和中國，我都不尊重了，我不愿意這樣”。這又是一種始料不及的結果。
作者后來發(fā)現(xiàn)，其實語言是會改變生命的。“附麗在語言中的文化歷史、道德規(guī)則和行為習慣等，會不知不覺地成為一種仿若空氣和血液似的潛意識、潛規(guī)則，流蕩在整個學習的氛圍里，制約著、更易著這個學生的言談舉止乃至行為個性”。以至于出現(xiàn)這樣有趣的現(xiàn)象，原本并不相識的美國男女，在強制性使用中文不許說英語的訓練班里結識，當兩個月的暑期強化訓練結束后，“開始哇啦哇啦大說英文，紛紛回復了他們在英語母語里的身份原形，本來在中文言說里早已彼此熟悉的那個‘自我’和‘他者’，一眨眼之間，全都成了陌生人！”學生之間許多人都說，“不行，我們是在說中文的時候交的朋友，如今在英文里，得重新再認識一回，再交一次不同的朋友！”
作者認為“語言改變生命”是普遍規(guī)律，并非中文獨有的魅力。不過我還是從語言的教學與掌握中看出語種之間的一些差異。首先來看看孫康宜教授組織起來的這個團隊。里面有來自臺灣的當代詩人鄭愁予，八十年代就在中國大陸出版過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集的蘇煒，還有同是大陸來的自從50年代做學生時起就因言獲罪、有過兩次牢獄之災的“關西大漢”康正果。而孫康宜教授本人，卻是用英文著述中國古典文學的華裔漢學家，自稱“因為在美國大學校園里用英文教了幾十年書，英文寫作很順溜，中文則快忘光了”，是從1994年前后，才重新開始中文寫作的。“所以，她由衷地把自己當作初學者”，每以初稿示人，懇請同僚們“敲打”她的中文。這無疑是一個很有特色和吸引力的團隊。但如果我們換位思考一下，則有些不可思議。首先，這里面并沒有所謂國學大師。其次，如果中國大學的英語系由一名善用中文著述英文經典著作而英文寫作并不順溜的人掌門，領著幾個在美國小有名氣的美國詩人和小說家，就能教好本科生的英語？何況英語里好像也沒有國學大師一說，至今我也沒在美國聽說英語系里的教授有誰的英文功底、造詣或是古文（古代英語）比同僚的其他英語教授們高明，是大師云云。這究竟是中文的獨特魅力，還是沉甸的歷史包袱？
抖完這個包袱，我還得說說蘇煒的《走進耶魯》一書的全書概貌，因為它并不只限于介紹美國的耶魯大學。全書共分四輯，只有“講壇拾趣”、“校園思見”算是與耶魯有涉，“芳草天涯”、“海國觀想”基本上是走出耶魯?shù)摹Ａ粲杏∠蟆⒅档糜洈⒅庮H多，只能掛一漏萬地說一說。
軼事不少，秦牧是其“鄰家長輩”，與其通信的郁風，原來不光是黃苗子的夫人、郁達夫的親侄女，而且還在“十七八歲的青春年華”，就和“魯迅先生一起吃過飯”，并接受過魯迅題贈的畫冊。還有作者和張充和老人（沈從文妻妹）的交往，等等。然而真正難能可貴的是，在紀念父親的文字里，作者敢于這樣剖析曾經在“文革”前擔任過廣東省政協(xié)副秘書長的父親：“多年的‘從政生涯’，已經使父親自然而然形成了兩副面孔”，“公家的”和“私人的”、“公眾的”和“私下的”。
還有長篇文章分別介紹了詩人程堅甫、油畫家陳衍寧、國畫家劉國玉、以及歌唱家范競馬等，充分展示了作者兼通藝術音樂的專門知識。但是恕我直言，作為散文寫作，作者可能恰恰犯下了不會惜墨的錯誤。也許作者知識太豐富、太有才，下筆太容易，但是這樣讓文字輕易地流淌，反而難于抓住讀者的心。也許正如作者文中交代過的那樣，有一回，作者讓康正果給自己的文稿提意見，這位關西大漢毫不客氣地說：“至少要刪掉兩千字，這稿子才能成型”。所以，這部二十七萬字的《走進耶魯》，真不知要刪去多少萬字才能算得一部好書。
或許，由于作者寫過小說的緣故，真正寫得精彩的恰是兩篇人物剪影。除去前文提到過的白人學生史力文，還有一個中國來的三好學生、被隱去姓名的小S。由于被宣傳機器所愚弄，其僵化的頭腦使他走在耶魯?shù)男@里整天都要急切地與人辯論，非要把自己的偏見強加于人。誰不愿意接受他的觀點，他就跟你沒完。偏執(zhí)使他不能正常完成學業(yè)，被迫休學、接受心理治療。這樣病態(tài)的少年身影，恐怕在國內還有許多。我實在是不希望再在耶魯或是哈佛看到這樣受到宣傳愚弄傷害的年輕人。
耶魯培養(yǎng)出的美國總統(tǒng)，在人數(shù)上可能要勝于哈佛，但是真正能夠讓我醉心于耶魯、并暗中希望那原本是應該屬于哈佛的榮譽的，可能只有一項。那還是在越南戰(zhàn)爭期間，耶魯大學的布魯斯特校長，曾經“漠視美國政府對反戰(zhàn)學生不得給予獎學金的規(guī)定，堅決遵循以申請者的學術成績?yōu)樵u估唯一標準的原則，最后不惜以丟掉聯(lián)邦政府一大筆資助而陷入經濟困境為代價”，“因而被全美知識分子和大學校長們視為‘英雄’”。這里面體現(xiàn)出來的，才是真正叫得響的“耶魯精神”。只此一例，惜哉哈佛。
2011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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