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節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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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分析了中國經濟政治狀況，揭示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提出黨的最高綱領 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在現階段的革命綱領應當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使它成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是中國走向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不可超越的一個階段。大會提出，為了實現反帝反軍閥的革命目標，必須組成“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大會在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狀況進行初步分析后指 出，中國的廣大農民有極大的革命積極性，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小資產階級的大量群眾因遭受極大痛苦，會“加入到革命的隊伍里面來”；“中國幼稚資 產階級為免除經濟上的壓迫起見，一定要起來與世界資本帝國主義奮斗”；工人階級有偉大的勢力，這種勢力發展結果，將會變成推倒在中國的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 革命領袖軍。可以看出，黨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從而基本弄清了革命的對象和動力問題。這是以往民主革命所沒有做到的事情。 此外，中國共產黨還開始采取全新的革命方法，即發動和依靠群眾的方法。黨的二大指出，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的群眾里面去，都“必須是不離開群眾 的”。
黨的二大對于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具體聯系作了初步分析。二大宣言指出：“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著一些自由與權利，還是不能完 全解放。而且民主主義成功，幼稚的資產階級便會迅速發展，與無產階級處于對抗地位。因此無產階級便須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 的第二步奮斗。如果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戰斗力強固，這第二步奮斗是能跟著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即刻成功的。”中國共產黨人估計民主革命的前途存在兩種可能 性：一種是，如果無產階級的力量在民主革命中發展得很大，民主革命勝利后便能夠即刻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革命；另一種是，民主革命勝利，資產階級 “從封建奪得政權”，無產階級要經過一個長時期使自己的力量壯大之后，才能實行第二步奮斗。當時，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只是初步地發動了工人運動，還缺乏革 命的經驗。在中國這樣有著復雜國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究竟通過怎樣的途徑，達到怎樣前途，他們還不可能有清楚的認識。
特別是，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指出中國革命“要和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中國共產黨是代表中國無產 階級利益的政黨，“完全承認第三國際所決議的加入條件二十一條”。大會確認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在當時有其歷史必然性。因為無產階級事業是 國際性的事業，需要各國無產階級互相支持。但是，中國革命首先需要中國共產黨依靠本國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 結合起來，找出適合中國情況的革命道路，而不能由別的國家或某一個國際中心來指揮。然而，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后，必須執行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及其執委會 的一切決議。這不能不給后來的中國革命帶來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影響。
〖MZ（2H〗二、在大革命實踐中探索革命具體問題，提出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動力、領導權等基本思想〖MZ）〗
黨的二大確立了民主革命的綱領，之后，中國共產黨人即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與國民黨建立了革命統一戰線，發動了如火如荼的國民革 命運動，共同進行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掀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次高潮。氣勢磅礴的大革命，一方面使中國共產黨人投入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斗爭實踐，積累了 許多新鮮而生動的革命斗爭經驗；另一方面，錯綜復雜的革命斗爭，又把許多新問題置于中國共產黨人的面前，要求他們從理論上給予回答。以陳獨秀、李大釗、毛 澤東、瞿秋白、鄧中夏、惲代英、蔡和森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緊密結合中國革命的實踐，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的國情，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初步回答 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到黨的四大前后，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已經比較明確和完整地提了出來。
〖MZ（3H〗（一）探索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問題〖MZ）〗
黨的二大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綱領，指出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黨的第二步奮斗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但是，當時并沒有明確把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 主義革命區分開來。為了將中國的民主革命與歐洲“純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相區別，陳獨秀提出了“國民革命”的概念，指出國民革命既不同于“宗法封建社會崩 壞時”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又不同于“資產階級崩壞時”的無產階級社會革命，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一種特殊形式的革命”，他的這一看法是正確的。 “國民革命”這一概念被中共三大所采納。但是，他認為國民革命是由資產階級領導，革命勝利后先建立資產階級專政，待工人階級力量壯大了，條件成熟了，再進 行社會主義革命。后來，這被稱為“二次革命論”。
隨著革命運動的發展，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問題尖銳地提了出來。對此，中共四大曾作過分析，指出，民族革命勝利后，能否接著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是否 必須經過資產階級民主制度，這需要看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的革命準備至何種程度及那時的客觀條件而定。這種分析，無疑比陳獨秀的認識前進了一大步。但是， 民主革命的前途如何，仍然是含混不清的。對這個問題作出比較明確回答的是毛澤東、瞿秋白等人。1925年冬，毛澤東在《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革命前 途的影響》一文中談到民主革命性質時說，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歐美、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與中國的國民革命性質不同；辛亥革命前的資產階級革命，與現在 的革命，性質也不相同。前代英、法、德、美、日各國資產階級的革命，乃是資產階級一階級的革命，其對象是國內的封建貴族；其目的是建設國家主義的國家，即 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而“現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這三個階級合作的革命，大資產階級是附屬于帝國主義成了反 革命勢力，中產階級是介于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動搖不定，實際革命的乃小資產、半無產、無產這三個階級成立的一個革命的聯合。其對象是國際帝國主義；其目的是 建設一個革命民眾合作統治的國家”《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5頁。。從上述論述可以看出，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已經 從革命時代、革命對象、革命的主體力量、革命的目標等許多方面，初步將國民革命同過去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作了區別，從而為黨以后進一步創立新民主主義 革命的理論奠定了思想基礎。
〖MZ（3H〗（二）探索中國革命領導權問題〖MZ）〗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不久，就曾提出過實行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國共合作的方針和辦法作出 了正式決定。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用這種形式實現國共合作。隨著國共合作的實現，以廣州為中心，革命力量迅速增長，很快開創了一個反對帝國 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革命新局面。
在此過程中，出現了革命領導權問題。黨內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開始表現出來。陳獨秀在1923年4月和12月先后發表《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 級》、《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等文章。在這些文章中，他闡發了“二次革命論”思想。在他看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必須進行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 命，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無產階級要等到資本主義發展以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因此，在民主革命階段，領導權應由資產階級掌握。同一時期，中國共產 黨的許多卓越領導人，發表了與陳獨秀不同的觀點，認為無產階級不但是革命的偉大勢力，而且要起領導作用。1923年9月，瞿秋白明確提出，以勞工階級的方 法行國民革命。勞工階級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地位，以至于領導權。1924年11月，鄧中夏更為明確地提出，中國將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領袖 固是無產階級，就是目前的國民革命的領袖亦是無產階級，只有無產階級有偉大集中的群眾，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作國民革命的領袖。
上述思想正確反映了工人階級在革命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反映了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于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有了一定的認識。正是在黨 內正確思想的影響下，1925年1月召開的黨的四大，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大會分析了中國資產階級有一部分是依賴帝國主義、勾結軍閥的大買辦階 級，他們是中國資產階級中的反革命派。大會深刻指出，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參加，并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得到勝利。無產階級要 取得領導地位，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必須是“中國工人階級唯一的指導者”，大力發展職工運動，建立鞏固的獨立的群眾的階級組織，使它在民族革命運動中“成為 獨立的政治勢力”，這樣，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地位，“方才能有保障”；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參加民族革命，要有獨立的地位與目的，不能忘了自己階級革命 之準備，不然就會給無產階級帶來不容易挽救的大害；再一方面，無產階級為取得革命領導權，“自身就須有強固的組織和獨立工作”，發展壯大黨的組織。
黨的四大以后，在黨的領導下，工農革命運動有了較大的發展。在廣東，彭湃領導下的農民運動蓬勃發展。在上海、北京、天津、漢口、廣州、長沙等城市，也 先后爆發了群眾性的反帝斗爭。規模巨大、持續時間較長的省港大罷工，沉重地打擊了英帝國主義，成為當時廣東革命根據地的有力支柱。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大 革命風暴迅速從上海席卷全國，形成反帝斗爭的革命高潮。
在反帝斗爭中，工人階級表現了領導中國革命的能力，成為五卅反帝運動的領導和中堅；資產階級在五卅運動中，由于帝國主義用停電等手段相威脅，表現了政 治上的動搖性和妥協性。工人階級在五卅運動中所顯示的革命領導階級的歷史作用，使中國共產黨人進一步認識到必須重視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
可見，從黨的二大至黨的四大前后，我們黨對于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的重要性，已經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這為黨領導革命，進一步創立新民主 主義革命的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礎。當然，這畢竟還沒有成為全黨的共識，對諸如如何實現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特別是如何正確處理在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中的種種 復雜問題，黨沒有作出具體的回答，對武裝和武裝力量的領導權問題沒有作出充分的認識和準備。這些弱點，在大革命后期逐步明顯地表現出來，使黨和革命遭受了 嚴重損失。
〖MZ（3H〗（三）探索革命對象和動力問題〖MZ）〗
正當反帝反軍閥統治的大革命如火如荼開展的時候，國內思想理論界在關于國家、階級、階級斗爭、革命對象、革命目標、統一戰線等問題上，泛起了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主義和戴季陶主義等思潮。中國共產黨人堅決予以反擊，進一步探索了革命對象和動力問題。
國家主義的政治綱領號稱“全民革命”、“全民政治”；行動綱領標榜“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在國家問題上，國家主義者否認國家的階級性，宣揚超階級的 國家觀，提出建立全民政治、全民福利的國家，攻擊和反對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及無產階級專政。在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上，他們主張階級合作，鼓吹“全民革命 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他們認為對內開展階級斗爭，會影響和削弱對外開展反侵略的民族斗爭的力量，并認為中國近代實業不發達，還沒有形成勞 資兩個階級，所以談社會主義和階級斗爭，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在革命的目標和對象問題上，他們沿用五四運動中提出的“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以行內 反共產黨、外反蘇俄之實。而對于反動賣國的北洋軍閥，他們不但不反對，反而賣身投靠、為虎作倀。對于國家主義者的反動言論，中國共產黨人立即予以反擊。周 恩來、惲代英、蕭楚女等先后撰文，批判國家主義者的理論與實踐。在國家問題上，共產黨人批判了國家主義者的抽象國家觀，指出國家是有階級性的，國家是人類 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出現的階級對立的產物。在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人以無可辯駁的事實，指出社會上各階級的經濟地位不同，對革命的態度也就不 同，有的贊成革命，有的反對革命，有的本身就是革命的對象。只有進行階級斗爭，把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國家才能獲得獨立，民族才能得到解 放，舍此空談國家民族，不但于事無補，而且很可能步入與軍閥官僚及帝國主義列強沆瀣一氣之道。對國家主義的批判和駁斥，揭穿了其超階級國家觀的實質，指明 了國家主義派不但不足以救國，相反會誤國、害國，使中國繼續陷于列強侵略和軍閥專政之絕境。這一大規模的批判，動搖了國家主義的理論基礎，使其在思想理論 界的地位嚴重下降。
戴季陶主義是大革命時期在國共統一戰線內部出現的一種反共思潮。1925年，國民黨新右派戴季陶先后發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孫文主義的哲學 基礎》、《民生哲學系統表說明》等小冊子和文章。其中心思想是攻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攻擊中國共產黨。他提出中國根本不存在階級對立，認為中國只 有革命與反革命勢力的對立，是覺悟者與不覺悟者的對立，不是階級的對立。他攻擊共產黨“制造”階級斗爭，攻擊唯物史觀，認為爭得一個唯物史觀，打破了一個 國民革命。他用所謂組織的“排它性”，反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他煽動國民黨把共產黨攆出去。戴季陶主義為資 產階級排擠共產黨，獨占領導權，壓制工農運動，提供了理論根據。
對戴季陶主義，毛澤東、瞿秋白、惲代英、肖楚女等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他們駁斥了戴季陶要求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放棄階級斗爭的論調，捍 衛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對于戴季陶的仁愛論調，指出其只“是一種唯心論的道統說”，實際上是要工農民眾停止自己的斗爭，聽憑上等階級的恩命和指 使。對于戴季陶反對國共合作的謬論，指出其沒有看到在中國民主革命中，國共兩黨存在“共信”，即“對外謀民族解放，對內謀政治自由，換句話說，就是打倒帝 國主義打倒軍閥”，他所說的團體的“排拒性”，不過是資產階級排拒無產階級而已。對戴季陶主義的批判，揭穿了戴季陶主義的實質，動搖了其理論基礎，對于捍 衛馬克思主義，捍衛黨和黨的路線，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正當大革命高潮迭起的時候，革命中的危機也日益增長和顯露。一方面，大革命中的階級斗爭日益復雜和尖銳；另一方面，統一戰線內部的階級斗爭也日益尖銳 化。同時，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兩種錯誤傾向也迅速蔓延滋長。一種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在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的聯合進攻面前，總感到自己力量不 足，唯恐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斗爭會導致國共關系的破壞，因而一味主張單方面退讓，企圖用這種方法使國民革命陣營內的矛盾得到緩和。共產國際代表也持這種意 見。其結果，不僅沒有使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緩和下來，反而給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新右派以可乘之機。他們得寸進尺，步步進逼，利用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 件、《整理黨務決議案》等時機，不斷向中國共產黨發動進攻，在中國共產黨的節節退讓下，逐個奪取陣地，把權力一步一步集中到自己手里，為日后發動反共政變 作了重要準備。另一種是以張國燾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他們否認農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不承認農民有革命的要求。他們雖然口頭上承認革命要由 無產階級來領導，但不去聯合農民，這就使無產階級處于孤立無援的地步，無產階級領導權也就成了一句空話。這兩種機會主義都不相信革命的力量，不知道到何處 去尋找力量，到哪里去取得廣大的同盟軍。
由于國民黨右派陰謀篡奪領導權的活動日益加緊，由于黨內存在著兩種機會主義錯誤，中國革命面臨嚴重危機。在這緊要時刻，為了反對黨內錯誤傾向，提高全 黨的階級覺悟，給中國革命指出正確方向。1925年12月，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階 級斗爭理論和階級分析的方法，正確地解決了中國革命應當由無產階級領導，農民是最可靠的同盟軍這樣一個關系到革命成敗的大問題，指明了我國革命的性質、任 務、動力和發展方向，毛澤東首先闡述了分清敵友問題的重要意義。所謂分清敵友問題，就是認識革命的對象、動力問題。毛澤東在該文中，把正確分析中國社會各 階級和制定黨的路線聯系起來，指出這對我們黨正確認識自己的地位和制定黨的路線有著巨大意義。文章在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之后著重指 出，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從而解決了中國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軍問題。文章強調指出，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 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 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可以看出，毛澤東的上述思想，初 步回答了中國革命的對象、動力等問題，標志著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的初步結合。
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行，農民和農民運動問題日益突出。1926年2月，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會議指出，北伐的政綱，必須是以解決農民問題 作主干；北伐的號召，不是什么擁法護憲，而是真能解決農民的痛苦。為北伐作準備，會議強調必須在北伐必經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緊開展群眾工作，特別是 做好農民工作。這次會議反映了我黨對農民的認識前進了一步。這一時期，李大釗發表了《土地與農民》一文，分析了中國農村與農民，強調黨要加強農運工作，第 一要緊的工作是喚起貧農階級組織農民協會，組織農民自衛軍。1926年9月，毛澤東發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認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 所謂國民革命運動，其大部分即是農民運動；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
在北伐戰爭的軍事勝利鼓舞下，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農民運動蓬勃地發展起來，到1926年末，形成了以湖南農運為中心的全國農村大革命。在我黨領導 下的工農運動已經成為左右全局的力量的前提下，怎樣對待農民運動和農民土地問題，已經成為無產階級實現領導權和時局發展的關鍵問題。
帝國主義、軍閥和地主豪紳等極端恐懼、仇視農民運動，詛罵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惰農運動”，叫囂“糟得很”。他們一面準備武裝干涉，一面加緊扶 持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妄圖扼殺革命。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被反動派的氣焰所嚇倒，不敢支持正在興起的農民運動，反而對它進行指責和 壓制。1926年12月召開的中央特別會議以后，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逐步貫徹到全黨的實際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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