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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我上山下鄉了。那時我們那一代中學生幾乎全部要上山下鄉（除了少數當兵或殘疾智障的人以外，都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后來，人們稱作“老三屆”，也就是將66、67、68三屆初、高中畢業生。

報紙上將“老三屆”學生全部送下鄉，稱為“全市一片紅”，市民又稱“剃光頭”。

我是居民戶口，人們將我們這批人的戶口直接全部遷到黑龍江的建設兵團，清除出杭州，美名曰：“不在城里吃閑吃，要到農村去繼續干革命”。

姐姐已于我先到杭州附近余杭的鸕鳥公社后畈大隊下鄉了。

我的戶口原來是被遷到黑龍江的依蘭縣去的，當時已有不少人先我們而去了，聽他們說，去建設兵團比較好，雖然也是到農村去，但是建設兵團有一定的工資，至少可以“自顧自”，到農村去比建設兵團更苦。我作為“黑六類”子女，當然最艱苦、最“光榮”的地方由“黑六類”子女去。

但是不知那個人在開會的時候說了，這個人是“右派分子的兒子”，讓他到建設兵團去，太便宜他了，再說依蘭靠近蘇聯，說不定他會逃到蘇修那里去的。

是的，那些日子不時有消息傳來，有先去的知青越境跑到蘇聯去了。于是，如果有人跑到蘇修那里去，當時稱為“叛國”，其家人就要吃苦了，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

于是，他們就把我“擱”了下來。因此在家里，我又多呆了幾個月，直到又有了新的指標，這次是去杭州地區較偏遠的縣份建德。

在我下鄉前的五個多月前，杭州刮了一次“紅色臺風”，將城區的五類分子、流竄分子統統抓起來，關到祥符橋的杭州造紙廠勞動。母親也被在半夜里被一伙亂哄哄的人叫起來，帶走了。先押在一個大禮堂里，后來又被“遣送”進杭州造紙廠“勞動改造”。

也許當時居民干部們認為，就這樣讓母親掛牌掃岳墳街太“便宜她”了，便將母親與一些所謂“流竄犯”、“壞分子”、“小偷”或者他們認為“有問題的人”一起關了起來監督勞動。

我與父親倆人蹬著自行車去祥符橋的工廠看了她，母親身陷“隔離勞動”中，當她出來看我們的時候，看起來臉色十分憔悴，衣服雖然很凌亂，但是她還是梳理了一下頭發。

在造反派的監督下，強作笑臉地對我們說，到農村去鍛煉鍛煉也好的,對人會有幫助。我在這里邊比在居民區還要好，沒有人打我，沒有人罵我，也沒有人罰我跪，不用掛牌勞動，干活時他們都很照顧我的，一些強度體力活，也沒有叫我們做，你們不用擔心。

爸爸給母親帶去一些洗換衣服及日常生活用品，記得父親還在母親的洗換衣服里偷偷地放了幾塊奶油糖，說是給母親“補”身子的。不過，在當時對于普通人來說，能吃上奶油糖果已經是一種很奢侈的事了。

父親對我說，現在我還有工資，每個月給你寄十塊錢，生活你不用擔心。

我在農村的這些年，對于普通人來說，這十塊錢可是一筆不小數字的錢了。

姐姐由鄉下回來送我，她告訴我，其實，鄉下也沒有別人說得那么苦，反正年紀輕，去去也就習慣了。臨行前，父親與我及姐姐三人到杭州大華照相館去拍了一張照片（圖），照片中只有我們三人，因為母親關在造紙廠勞動，不能回家送我。

可以說，我在鄉下的生活條件，比起別的知青還要好一點，因為我畢竟有父親每月定時給我匯來的十塊錢，此事也成為別的知青與農民常常議論我的話題。

七十年代以后的母親

我下鄉后，父親一個人孤單單地守在家里。未久，母親被造紙廠放了回來。

母親從造紙廠回來以后，人憔悴了許多，精神狀態恍忽，被叫到居民區訓斥后，指定樓下任家繼續監督母親一舉一動。可是，樓下的任家卻不如以前那么瘋狂失態了，但是他們仍自命“工人階級”，對“五類分子”的監督視為責任。

說來也不奇怪，按當時“清理階級隊伍”高標準來分析，任家其實不能說“純粹的工人階級”，但是卻有一個當“造反派頭頭”的女婿，北山派出所的莫所長，他們有恃無恐。

文革初期，莫所長當上了西湖區造反派頭頭，后來又爬上了杭州市的領導，可謂不可一世。誰知好景不長，莫所長的“市領導”沒當多久，1971年9月3日“林彪反革命集團事件”爆發，莫所長被抓了起來，成為林彪集團在杭州的“爪牙”，判了刑，送進了監獄。

他們仿佛“泄”了氣，對母親的“看管”并不如以前那么刻薄了，除了常常在樓下大罵母親“掃地不干凈、偷懶、資產階級思想”，并且縱容幾個孩子漫罵母親，扔石子、吐口水外，也想不出什么更刻毒的辦法來欺負母親了。

那幾年我與樓下任家的孩子常的沖突，有時到了劍拔弩張的程度。

母親看見嚇壞了，再三勸我不要與樓下爭執，將來到頭來吃苦頭的人，還不是母親。

那些年，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半年大運動，數月小運動”，父親保護不了母親，仍采取老辦法，只要一有“風吹草動”，便將母親送進杭州的精神病院，他從醫院弄來“醫生證明”，他到處對外向人解釋，母親家有“遺傳性精神病”。

經過姐姐在居民區的那么一“鬧”，母親的心靈更加孤獨了，她以前還能聽到人們對她偷偷對說的幾句同情話，還會投來同情的眼光。但是，自此之后，母親走在街上，連頭都不敢抬起來，她覺得對不起那些曾經憐憫同情過她的人，她的那些好心的朋友們。

但是，林彪事件以后，對母親的壓力確實不如往日那么沉重了。

因為我家離西湖不遠，母親晚上還能偷偷到湖邊走走，但是她一出去“散心”，只要我們發現媽媽不在家了，大家都會特別緊張，父親與我就要到西湖邊的各處去找，等她自動回來后，大家才放下心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