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節 了解中國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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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被譽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是經典中的經典、智慧中的智慧。
《周易》是中國文化之首，此“首”有二義：
一是從時間說，源頭，中國文化的源頭。《周易》之后的文化現象大多不同程度地受到《周易》的影響。追根溯源，綱舉目張，“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荀子•勸學》）可以清晰地了解中國文化發展的脈絡。
二是從內容、地位說，重要。《周易》基本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框架。五經有兩種排列順序，若從內容重要程度排，《周易》為首；若從普及程度排，《詩經》為首。
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文史哲，文史哲的核心是哲學，哲學的核心是儒、道，而儒、道的淵源是《周易》。儒、道兩家都推崇《周易》，都把《周易》奉為其說的經典，都通過解說《周易》發揚其說，其實是各取所需。
儒家更多繼承陽剛、積極進取的一面，在《周易》是“君子終日乾乾”（《乾卦•九三》），在《易傳》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在孔子則是“知其不可而為之”，在《左傳》則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這種積極進取的人生觀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中華脊梁，使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年而不斷絕。
道家更多繼承陰柔、退隱、不爭的一面，在《周易》是“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坤卦》），在《老子》是“上善若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水往低處流，滋潤莊稼，告誡君主要模仿水之德，貴柔守雌，退隱不爭，無為而無不為，造福于民，讓利于民，類似佛家所言的“舍得”，物質的舍，換來精神的得，換來臣民對君主的擁護，換來政權的穩固，社會的和諧，故康有為說：“老子之學，只偷得半部《易經》”；老子從陰柔之道中感發出君人南面之術，莊子則從中感發出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對精神自由的追求，《莊子》言：“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莊子•逍遙游》）以順其自然為方法，追求逍遙自在，得盡天年。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陰陽相濟，儒道互補，構成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文化心理結構。
儒家以《周易》為五經（《易》《書》《詩》《禮》《春秋》）之首，道家以它為“三玄”（《老子》《莊子》《易經》）之一，無論是研究天文、地理、哲學、政治、兵法、道德，還是醫學、文學、武術、氣功，甚至認為《周易》八卦為文字之祖。《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小序》說：
《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
由此可知《周易》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與影響。
孔子對《周易》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晚年非常喜歡《周易》，幾近癡迷，孔子說：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
孔子認識到《周易》的實用價值，認為讀《周易》可以提高修養，少犯錯誤。《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
馬王堆漢墓出土文獻《帛書易傳•要》中記載孔子晚而喜《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以致韋編三絕。子貢非常不理解老師為什么會喜歡這么一本書，就問孔子：“老師您曾教導我們，說有德行的人要舍棄求神，有智謀的人要遠離問卜，弟子我一直以此為行為準則。如今您為什么活到這把年紀，又突然喜歡上《周易》占卜這玩意兒呢？”
孔子回答子貢說：“夫《易》，岡者使知瞿，柔者使知岡，愚人為而不忘，𠌲人為而去𧧻。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辟咎，然后《易》始興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帛書易傳•要》，《易學集成》第三卷）
《周易》原本是用來占卜的，孔子卻對其中所包蘊的人生哲學感興趣，孔子說：“《周易》可使剛正的人知道如何提防危險；使軟弱的人漸漸變得堅強起來；使無謀的人不會去大膽妄為；使奸詐的人去掉詭詐之心。”
孔子還分析了《周易》產生的背景：“殷周之際，當周文王還臣服于商朝的時候，他盡管懷有勤政愛民之仁德，但卻沒有權利去改變朝廷的弊端，憂患不已。商紂荒淫無道，周文王于是決定自己積蓄力量，準備推翻商紂的統治，于是文王推演《周易》，為了躲避商紂王的治罪，周文王制定了迂回的戰略戰術，小心翼翼地行事，《周易》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了。”
孔子已經悟出《周易》的潛臺詞，任何結果的產生都是有原因的，既有我們個體不能掌控的“天命”，近似我們今天所說的客觀原因；也有我們能夠掌控的“德行”，近似我們今天所說的主觀因素，在同樣的客觀條件下，所以結果吉兇不同，主要源于個體的道德修養不同，主觀內因是關鍵因素，客觀外因只是次要因素。孔子明確指出個人的德行決定吉兇福禍，他說：“后代學士可能會有人因為我喜歡《周易》而懷疑我，我讀《周易》只是探尋道德修養的內容，我與史官、巫官同是運用《周易》，但目的不同。君子于德行中求福，由此祈禱上天保佑的祭祀活動會愈來愈少；在仁義中求吉，由此問詢天意的卜筮活動會逐漸消失。”
人們祭天是祈求上天的保佑，而“皇天無親，惟（唯）德是輔”，上天只保佑有德行的人；占卜的目的是預測未來的結果吉兇，而《周易》告訴你，結果吉兇是由你的仁義道德決定的，大家如果明白了這個道理，祭天占卜的行為也就會逐漸減少了。《周易》是借助上天的權威激發人們的主觀積極性，命運不皆由天定，更多時候是掌控在我們自己手中，我們個體的道德修為決定未來的結果吉兇，我的未來我做主。面對、接受無法改變的客觀，改變可以改變的主觀，也是一種人生智慧。
不僅社會科學家研究《周易》，自然科學家也研究《周易》；不僅中國學者研究《周易》，外國學者也十分注重研究《周易》。
德國著名的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發現《周易》由陰爻、陽爻兩個符號構成六十四卦，運用的是二進制數學。在二進制數學中，只有兩《周易》被譽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是經典中的經典、智慧中的智慧。
《周易》是中國文化之首，此“首”有二義：
一是從時間說，源頭，中國文化的源頭。《周易》之后的文化現象大多不同程度地受到《周易》的影響。追根溯源，綱舉目張，“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荀子•勸學》）可以清晰地了解中國文化發展的脈絡。
二是從內容、地位說，重要。《周易》基本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框架。五經有兩種排列順序，若從內容重要程度排，《周易》為首；若從普及程度排，《詩經》為首。
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文史哲，文史哲的核心是哲學，哲學的核心是儒、道，而儒、道的淵源是《周易》。儒、道兩家都推崇《周易》，都把《周易》奉為其說的經典，都通過解說《周易》發揚其說，其實是各取所需。
儒家更多繼承陽剛、積極進取的一面，在《周易》是“君子終日乾乾”（《乾卦•九三》），在《易傳》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在孔子則是“知其不可而為之”，在《左傳》則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這種積極進取的人生觀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中華脊梁，使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年而不斷絕。
道家更多繼承陰柔、退隱、不爭的一面，在《周易》是“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坤卦》），在《老子》是“上善若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水往低處流，滋潤莊稼，告誡君主要模仿水之德，貴柔守雌，退隱不爭，無為而無不為，造福于民，讓利于民，類似佛家所言的“舍得”，物質的舍，換來精神的得，換來臣民對君主的擁護，換來政權的穩固，社會的和諧，故康有為說：“老子之學，只偷得半部《易經》”；老子從陰柔之道中感發出君人南面之術，莊子則從中感發出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對精神自由的追求，《莊子》言：“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莊子•逍遙游》）以順其自然為方法，追求逍遙自在，得盡天年。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陰陽相濟，儒道互補，構成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文化心理結構。
儒家以《周易》為五經（《易》《書》《詩》《禮》《春秋》）之首，道家以它為“三玄”（《老子》《莊子》《易經》）之一，無論是研究天文、地理、哲學、政治、兵法、道德，還是醫學、文學、武術、氣功，甚至認為《周易》八卦為文字之祖。《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小序》說：
《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
由此可知《周易》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與影響。
孔子對《周易》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晚年非常喜歡《周易》，幾近癡迷，孔子說：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
孔子認識到《周易》的實用價值，認為讀《周易》可以提高修養，少犯錯誤。《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
馬王堆漢墓出土文獻《帛書易傳•要》中記載孔子晚而喜《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以致韋編三絕。子貢非常不理解老師為什么會喜歡這么一本書，就問孔子：“老師您曾教導我們，說有德行的人要舍棄求神，有智謀的人要遠離問卜，弟子我一直以此為行為準則。如今您為什么活到這把年紀，又突然喜歡上《周易》占卜這玩意兒呢？”
孔子回答子貢說：“夫《易》，岡者使知瞿，柔者使知岡，愚人為而不忘，𠌲人為而去𧧻。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辟咎，然后《易》始興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帛書易傳•要》，《易學集成》第三卷）
《周易》原本是用來占卜的，孔子卻對其中所包蘊的人生哲學感興趣，孔子說：“《周易》可使剛正的人知道如何提防危險；使軟弱的人漸漸變得堅強起來；使無謀的人不會去大膽妄為；使奸詐的人去掉詭詐之心。”
孔子還分析了《周易》產生的背景：“殷周之際，當周文王還臣服于商朝的時候，他盡管懷有勤政愛民之仁德，但卻沒有權利去改變朝廷的弊端，憂患不已。商紂荒淫無道，周文王于是決定自己積蓄力量，準備推翻商紂的統治，于是文王推演《周易》，為了躲避商紂王的治罪，周文王制定了迂回的戰略戰術，小心翼翼地行事，《周易》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了。”
孔子已經悟出《周易》的潛臺詞，任何結果的產生都是有原因的，既有我們個體不能掌控的“天命”，近似我們今天所說的客觀原因；也有我們能夠掌控的“德行”，近似我們今天所說的主觀因素，在同樣的客觀條件下，所以結果吉兇不同，主要源于個體的道德修養不同，主觀內因是關鍵因素，客觀外因只是次要因素。孔子明確指出個人的德行決定吉兇福禍，他說：“后代學士可能會有人因為我喜歡《周易》而懷疑我，我讀《周易》只是探尋道德修養的內容，我與史官、巫官同是運用《周易》，但目的不同。君子于德行中求福，由此祈禱上天保佑的祭祀活動會愈來愈少；在仁義中求吉，由此問詢天意的卜筮活動會逐漸消失。”
人們祭天是祈求上天的保佑，而“皇天無親，惟（唯）德是輔”，上天只保佑有德行的人；占卜的目的是預測未來的結果吉兇，而《周易》告訴你，結果吉兇是由你的仁義道德決定的，大家如果明白了這個道理，祭天占卜的行為也就會逐漸減少了。《周易》是借助上天的權威激發人們的主觀積極性，命運不皆由天定，更多時候是掌控在我們自己手中，我們個體的道德修為決定未來的結果吉兇，我的未來我做主。面對、接受無法改變的客觀，改變可以改變的主觀，也是一種人生智慧。
不僅社會科學家研究《周易》，自然科學家也研究《周易》；不僅中國學者研究《周易》，外國學者也十分注重研究《周易》。
德國著名的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發現《周易》由陰爻、陽爻兩個符號構成六十四卦，運用的是二進制數學。在二進制數學中，只有兩個符號0（陰爻）和1（陽爻），用這兩個符號可以寫出一切數字。現在計算機軟件設置便是采用二進制數學。
從德國學者M.申伯格開始，許多學者都在研究生物遺傳密碼與六十四卦的對應關系，甚至認為“太極是科學的燈塔”，“化學元素周期性變化與古代八卦排列之間存在著共同的規律性。因此，可以應用八卦的原理，去探討原子的秘密”，還有學者研究《周易》中的混沌理論、耗散結構，運用《周易》理論研究行星的構成，據說美國前總統卡特也極為重視《周易》，認為其中包含著核戰略思想，等等。
瑞士學者榮格說：
談到世界人類唯一的智慧寶典，首推中國的《易經》，在科學方面，我們所得出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來的事實所推翻，唯獨中國的《易經》亙古常新，相距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價值，而與最新的原子物理學有頗多相同的地方。
榮格將《周易》定性為“智慧寶典”，將《周易》放在“世界人類”的范圍內評價，并且認為它是“唯一”的，是“亙古常新”的。榮格是世界級別的大學者，站得高，看得準，他的評價應該是公允的。
《周易》，運用被現代人看做很荒唐的方式，論說著人類的大智慧。
個符號0（陰爻）和1（陽爻），用這兩個符號可以寫出一切數字。現在計算機軟件設置便是采用二進制數學。
從德國學者M.申伯格開始，許多學者都在研究生物遺傳密碼與六十四卦的對應關系，甚至認為“太極是科學的燈塔”，“化學元素周期性變化與古代八卦排列之間存在著共同的規律性。因此，可以應用八卦的原理，去探討原子的秘密”，還有學者研究《周易》中的混沌理論、耗散結構，運用《周易》理論研究行星的構成，據說美國前總統卡特也極為重視《周易》，認為其中包含著核戰略思想，等等。
瑞士學者榮格說：
談到世界人類唯一的智慧寶典，首推中國的《易經》，在科學方面，我們所得出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來的事實所推翻，唯獨中國的《易經》亙古常新，相距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價值，而與最新的原子物理學有頗多相同的地方。
榮格將《周易》定性為“智慧寶典”，將《周易》放在“世界人類”的范圍內評價，并且認為它是“唯一”的，是“亙古常新”的。榮格是世界級別的大學者，站得高，看得準，他的評價應該是公允的。
《周易》，運用被現代人看做很荒唐的方式，論說著人類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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