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節 從《周易》產生的時代背景、文本內容看其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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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周易》產生的時代背景、文本內容，我們依次評說前面提到的六種說法。
1.從《周易》產生的時代背景、文本內容看，《易經》本來的確是一部用來算卦的占筮書
先從《周易》產生的時代背景看。
從《周易》產生時代的思想意識看，“天命觀”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動搖，但仍舊是那個時代的權威觀念，人們相信上帝的存在，認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易》時代所說的上帝與西方的上帝相比，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都認為天是有道德、有意志、有能力的，可以明察秋毫，勸善懲惡的。而《周易》所講的則是與天溝通，請天預測未來，幫助人作出決策。
從《周易》產生的時代背景推斷《周易》書名的含義，再從“周易”的含義推斷《周易》的性質。古人可從不同角度給書命名，同一漢字又可能有多種義項，于是對“周易”兩字有多種解釋。
推斷“周易”二字的意義，首先應確定它產生的年代，不同時代對《周易》的認識不同，“周易”二字的含義自然不同。“周易”一詞最早見于《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2），在相傳孔子所作《易傳》之前就已出現，而那時人們還沒關注普遍哲理。其次應注意“周易”的語境，即“周”、“易”二字的組合關系以及與內容的關系、古人命名的關注點，因為漢字多意，在不同語境中可以有不同的含義。
我認為“周”是指周代，“易”是變易。“周易”即周代通過變易預測未來的算卦書。理由是：
先說核心概念“易”字的本義：
最初，凡是與占卜有關的活動、官職、著作皆可稱為“易”，如《禮記•祭義》記載：
昔者，圣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地。
這里的“建陰陽天地之情”，是指從事占卜天意的活動；“立以為易”，是建立從事占卜活動的官職；“易抱龜南面”，此“易”是指擔任“易”官職、從事占卜活動的人。
《周禮•春官》記載：“太卜主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三易”即三種算卦書，就是指《連山》《歸藏》《周易》，這里的“易”指的是著作，《連山》《歸藏》《周易》同稱“三易”，《連山》《歸藏》是算卦書，《周易》也當是算卦書。
早期文獻有時還直接將“易”用作“卜”，如《史記•大宛傳》：“天子發書易。”漢武帝《輪臺詔》：“易之，卦得《大過》。”皆以“易”為占卜。
《周易》采用的是草筮法，與當時流行的骨卜、夢占、星占相比，草筮法一點兒都不簡易，故不可能因“簡易”而得名。
有人說“易”，指的是內容簡易，“一陰一陽謂之道”，《周易》歸根到底就是講陰陽平衡，陰陽和諧，從這點說，《周易》的內容的確簡易。但這是相傳孔子所作的《易傳》的理解歸納，在孔子《易傳》之前已稱《易》，故《周易》不會因后出之義而得名。而且，方法或內容的簡易與煩瑣并不是當時人所關注的重心，故《周易》也不會因不被注重的意義而得名。
寬泛說，“易”是占卜算卦書的統稱；具體說，“變易”是草筮法以及《周易》卦爻辭內容最顯著的特征，也是推斷吉兇的最主要的依據，因此以其特征以及主要推斷依據命名的可能性偏大。
再說“周”字的本義：
《周易》最初單稱“易”，“易”與卜筮活動相關，“普遍變化”的哲學解釋當是《易傳》對《周易》的發揮，并非《周易》得名的本義。
“周”并非不可拆分的核心概念，“周”為“周代”的可能性偏大。
從同類性質的著作推斷，起初有幾種不同的本子，根據《周禮》記載，夏、商、周三代都有《易》。流傳至今的只有周代的《易》，叫《周易》。《周易》后來被儒家奉為經典，故稱為《易經》，并且冠居群經之首。
從《周易》的文本內容看，就更清楚了，《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大多有一個吉兇的占斷，算卦預測未來吉兇的特征十分明顯。
故寬泛地說，周代的算卦書叫做《易》；具體說，《周易》是周代通過變易規律推測吉兇的算卦書。
這是貶低批判《周易》，說《周易》是偽科學的主要原因。在今天看來，算卦的《周易》確實存在偽科學的成分，比如《周易》相信上帝的存在，認為上帝明察秋毫，公正公平，勸善懲惡，能夠預測人事未來的吉兇；《周易》推演的結果是不確定的，而科學的推演，無論計算多少次，結果都是確定的。問題在于“偽科學”中是否可以包含積極的內容。不能以偏概全，不能給孩子洗完澡，倒洗澡水時，連孩子一起倒掉。
也有推崇《周易》的學者認為，說《周易》是算卦書是千古奇冤。其實，產生在幾千年前的《周易》存在一些偽科學的成分是可以理解的。研究《周易》則要講究實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感情用事。更何況古今對算卦的評價標準是不一樣的，現在人認為算卦是迷信，而《周易》時代認為算卦是只有少數人掌握的大智慧。
2.從《周易》產生的時代背景、文本內容看，《周易》也是政治諷諫書
《周易》既是算卦書，又是政治諷諫書，矛盾嗎？不矛盾。為什么？因為算卦、諷諫之間并不是矛盾關系，不是按照一個標準劃分的邏輯分類；再者，同一行為可以有多種目的，就像我講《周易》，既可以說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也可以說是為了滿足學校科研考核的工作需要。《周易》通過算卦的形式，進行政治諷諫，這在宗法等級制、人治的社會背景下是一種不得已的智慧。
借助宗教神學進行精神教化，引人向善，約束君權。《周易》以天道為人道的道德依據，推導出適合宗法等級社會政治需要的人道來，最終目的是在講安身立命之學；《易傳》借助天的權威，宣揚儒家的道德倫理觀念，故《周易•觀•彖》說：
圣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這話精辟深刻！我們要反復咀嚼其中四個要點：
第一，“圣人”，這是“法先王”觀念的具體體現。中國古人認為在自然，天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在人世，先王、圣人是天的代言人，凡是先王、圣人說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凡是先王、圣人做的，一切也都是正確的。所以在中國古代，包括《周易》在內的重要文化現象的創作權都歸之于圣人，主要目的就是要提高可信度。
第二，“神道”就是天道，就是天運行的規律，因為天道是看不到，摸不著，神秘的，故曰神道。“以神道”，就是用神道。
用神道的目的是“設教”，設置教化。在天借助神道；在人世借助先王、民心、公德；在個體借助德行約束君王的權利。這就是今天所說的籠子理論，把權利放到籠子里。《周易》的作者已經充分認識到沒有約束的權利是制造腐敗的溫床。
第三，“諷諫”就是像風一樣諫說。《毛詩序》解釋風雅頌的“風”時說：“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這話有助于對《周易》政治諷諫方法和目的的理解。
第四，“而天下服矣”是效果，這“天下”當中是包括天子的。《周易》最初主要是“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那么又可以說，這“天下”主要指的是掌權的“君子”。
《周易》既是宗教信仰的產物，也是政治教化的工具。《周易•文言》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天道虧盈而益謙”，故“人道惡盈而好謙”；天道是有誠信的，人也要以誠信為本；大地之德是“直方大”，大人之德也是正直、端方、宏大。
儒家學者對《周易》的道德感悟與解說并不是憑空的。《周易》古經是用占卜的形式，由天道推論人道，儒家學者只是“不占而已矣”（《論語•子路》），在由天道推論人道的論證方法與目的上是一致的，同樣是先“格物致知”，了解天道；再由天道推論人道，“誠意、正心、修身”，是提高個人道德修養；然后再由道德修養轉化為道德實踐，“齊家、治國、平天下”，道德實踐落實到具體的政治管理中，我們稱之為德治觀念。
《周易》不但在有關祭祀的卦爻辭中凸顯了“德”性價值，在其他卦爻辭中也大量涉及主體修養、道德意識等問題。可以說，在《周易》中，靠反省自我，加強品德修養而轉化禍福的觀念是十分強烈的。《周易》每一卦闡述不同的情境，我們把每一卦闡述的主題叫卦德，比如《乾》卦說為君自強之道、《坤》卦說為臣順承之道，等等。
有些卦則與人的心理行為有關，其中既有主體修養的因素，又有心理承受能力等問題，其中還涉及到身心關系等問題，但在整個生命過程中，主體因素起主要作用則是可以肯定的。《周易》中絕大多數卦都是講主體實踐的，而所有的卦都與主體實踐有關。《周易》認為，主體的參與和實踐活動，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不管這種作用是間接的還是直接的，其進一步發展，必然擺脫占筮形式，直接由實踐來說明一切。在這種情況下，主體實踐的意義被空前地提高了，它不僅僅是決定吉兇禍福的條件，而且是實現生命價值的根本途徑。
現在有的人一提《周易》，就說是迷信。其實如果把這一部書放在它產生的時代背景中考察，你就會發現《周易》的道德觀、德治觀在中國思想史上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飛躍了。因為在《周易》產生之前，天命觀具有絕對權威。一切“惟天為尊”，上天決定一切。《周易》古經當中已經凸顯人的道德因素對事物吉兇結果的決定性作用。到了孔子的時代，道德的作用進一步得到重視，儒家更加重視個人道德修養的決定因素，認為“君子德行焉求福”。我們現在讀《周易》，也同樣更多是把它作為一種道德修養的著作來讀解。
3.從《周易》產生的時代背景、文本內容看，《周易》是象數中包含著哲學義理
《周易》最初是不是一部講普遍變化的哲學著作？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清楚兩個問題。
其一，從體例上說，我們現在看到的《周易》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周易》古經上下篇，六十四卦的卦辭，三百八十六爻的爻辭；另一部分是《周易大傳》十篇，也叫“十翼”，簡稱《易傳》。
《易傳》因相傳為孔子所作而日益受到推崇，以至上升到“經”的高度，造成經傳不分，卦辭、彖辭不分。西漢學者孟喜把“十翼”也統稱為經文。班固《漢書•藝文志》中記載：“《易經》十二篇。”師古注：“上下經及十翼。”后《易傳》也成為科舉明經科考試的內容，與經文平起并作，甚至可以說《易傳》對中國古代哲學的影響逐漸超越經文的影響。
有學者說，《易經》是專指經文，《周易》則兼指經傳，《易傳》則專指“十翼”。其實，“周易”之名較“易經”更早出現，還沒有《易傳》時就已經出現了，而且“周易”、“易經”二名在實際使用中并沒有明顯區別。故后人所說《周易》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周易》單指《周易》古經，廣義《周易》則包含《周易大傳》。
其二，儒家解釋《周易》的目的。《周易》出現時尚無儒家、道家，而后來的儒、道兩家卻可同釋《周易》，都借解釋《周易》發揮各自的義理，且都認為自己的解釋才是《周易》本義。
《經》《傳》有些是相合的，有些則不合。如《謙》卦，地山謙，主要談謙虛的重要性，但大《象》卻感悟出分配制度：“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如《萃》卦，澤地萃，“萃”本義為“萃聚”，但大《象》卻從中感悟出“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認為澤水高于地面，泛濫成災，故君子要修治兵器，戒備社會出現動亂。感悟的方向完全反了，《經》《傳》對同一天象的感悟已相去甚遠。
《周易》經、傳兩部分內容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周易》古經以象數為主，象數之中包含著義理；而《易傳》以義理為主，義理建立在象數之學的基礎上。
我們還要了解《易傳》解釋《周易》古經，在解釋過程中帶有明顯的借題發揮的主體接受的特征，《周易》古經本是算卦書，而《易傳》是從哲學的角度進行闡釋，已將《周易》變為哲學書和道德倫理書，因此對《周易》的理解與評價不能一概而論，要將《周易》古經與《易傳》分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說《周易》是講普遍哲學的著作實是側重對《易傳》的評價。
《周易》經文在運用算卦的形式進行政治諷諫，在政治諷諫中包含著哲學義理。從形式上說，《周易》是一部算卦書；從論證方法上說，是推天道明人事。從內容、目的的角度說，是借助天帝的神威提出了“籠子”理論約束君王的權力，這籠子外面立著五根木欄桿：天帝、祖先、民心、公德、德行。在消極的形式中蘊含著中華文明的大智慧。
4.對后三種說法的分析
其一，不能將《周易》的客觀價值與作者的主觀目的混淆。
客觀地說，《周易》確實具有歷史價值、科學價值，《周易》不僅在卦爻辭中記述了許多歷史事件，而且它本身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周易》也確實反映了許多當時人們的科學活動與認識，但客觀價值與作者寫作目的并不是一回事，周文王寫《周易》的目的并不是為了記述歷史和科學。
其二，要區分方法和目的的區別。
從推論方式說，《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在“推天道”的過程中，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包含著“探索宇宙”奧秘的求真成分，但那僅僅是過程，是方法，是工具，是論據，而不是目的。“推天道”的目的是“明人事”，引人向善。比如清華大學校訓就出自《周易》乾、坤二卦。“天行健”是論據，論證為君者要向天學習，也要“自強不息”；“地勢坤”是論據，論證為臣者要向大地學習，也要“厚德載物”。
準確說法應該為：《周易》通過探索宇宙奧秘，推導論證人生奧秘。
簡單總結，《周易》是運用算卦的方式進行政治諷諫，諷諫中包含著人生哲學義理；推論方式是“推天道以明人事”，目的是引人向善，提升智慧。
而“天道”與“人事”之間并無邏輯的關聯，《周易》占筮推演的結果是不確定的，是不能反復驗證的；而科學的推演，無論是科學實驗、數學計算，還是邏輯推理，無論推演計算多少次，結果都是確定的。尤其是為了適應宗法等級社會的政治需要，周代統治者按照血緣關系的親疏遠近確定社會地位的尊卑貴賤，將人們化分為不同的等級。為了證明劃分等級的合理性，在天道中尋找理論依據，《易傳•系辭上》中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以天尊地卑來類推君臣、夫妻之間的尊卑貴賤的必要性，將天地的物理屬性作為社會等級制度的理論根據更是荒唐至極，貽害至今。說《周易》的推論方式是偽科學，也是有原因的。
問題在于“偽科學”的性質和推論方式中蘊含著積極的內容。
《周易》由天道推論人道，弘揚了中和哲學，推崇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它深刻揭示了陰陽中和之道是天地人萬物發展的根本之道，生生日新、與時變通的時中精神是最高的生存智慧，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中和原則是根本的民族精神，“保合太和”是中和之道的最高理想。
《周易》內容的豐富復雜，其中有陽也有陰，有精華也有糟粕，有科學也有偽科學，某個單純的概念無法評價《周易》的全部內容。
《周易》最初來自古人的占筮記錄，可以說是一部占辭匯編。但是它編寫成書以后，雖然保留了占筮的主要功能，但更體現了編纂者的哲學思想和生活經驗。經過后人的進一步發揮，形成了《周易》的哲學體系，其影響難以估量，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礎，儒、道、墨、法、兵、名、陰陽等諸子百家思想的重要淵源，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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