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邊尹昌衡正忙得不亦樂乎，他卻意外得知，成都老家那邊早已起了變化，有人鳩占雀巢，惦記起了他的交椅。
令人驚異的是，這個可惡的斑鳩不是他提防過的副都督，恰恰正是他曾格外倚重和信任的胡景伊。
事實證明，胡景伊城府之深，遠非性格粗略的尹昌衡所能及。他平時處處奉迎尹昌衡，出現在尹昌衡眼里的形象，也宛然就是一個干練持重的“老忠臣”，但其實他內心里一時一刻都沒有斷過“彼可取而代之”的念頭。
得知尹昌衡有意親自西征，胡景伊馬上秘密約見各報社記者，要他們盡量鼓吹西征，以此通過輿論把尹昌衡架上西征的馬車，讓其即便后悔也找不到退路。
和尚一離開廟便不靈了，這就叫調虎離山，
咬人的狗不露齒
在送尹昌衡出征時，胡景伊表現得完全和那個白帝城被托孤的孔明一樣。他信誓旦旦地告訴尹昌衡：你只管打仗，后方有我護理著，盡管放一百個心。等你功成回師，都督一職還是原物奉還。
話猶在耳，已經挖起了少主人的墻角。
尹昌衡有膽量有威望，也有能力，仿佛劉備，而不是劉備的兒子阿斗，要挖他的墻角，非得找個強有力的后臺不可。
這個后臺，便是北京的袁世凱。
胡景伊與袁世凱以前沒有淵源，要拉關系，必須靠“跑步前進”。為此，他專門派駐了駐京代表，每個月僅活動經費就超過一萬元，終于與袁世凱身邊的親信陳宦達上了線，并通過這條門路，成功地“投身”于袁氏門下。
做小弟的，必須要知道大哥的喜好。有了北京的眼線，胡景伊很快就掌握了袁世凱的好惡。
其時同盟會與其它幾個小黨已合并組成國民黨，意欲通過“議會道路”來實現政治理想，袁世凱最不喜歡的就是國民黨。
對以前的革命黨人，袁世凱還只是鄙視，認為不過是一群披著現代外衣的梁山盜賊，等國民黨成立，鄙視很快就轉變成了討厭和厭惡，因為國民黨顯見得已對他的寶座形成了威脅。
獲知這個秘密，胡景伊幾有豁然開朗的感覺。
尹昌衡走后，成都實行軍民分治，胡景伊代理軍權，原先的副都督則掌民政權。胡景伊連民政權也想抓在自己手里，而他踢對方出局的武器就是告訴袁世凱，那個副都督是國民黨員。
袁世凱隨即來了份電報，把副都督調到北京，其民政長一職也由胡景伊一手兼掉。
在獨攬四川軍政大權后，胡景伊又加緊拉攏各師師長，以孤立尹昌衡。
尹昌衡不是聾子瞎子，雖然身在川邊，但也會有人向他報告成都方面的情況，他一聽就急了。
以為胡景伊是“老諸葛”，原來對方卻是司馬懿，托孤的結果，是連孩子都要讓這老小子給拐走了。
尹昌衡趕快從川邊趕回成都，要找胡景伊索回都督方印。
聽說尹昌衡回來了，胡景伊先是躲進城外的寺廟，拒不露面。在輿論的壓力下，實在藏不住，才不得不出來與尹昌衡談了一下，表示愿意奉還川政，不過他說要電呈袁世凱批準才行。
之后胡景伊沒有食言，三次去電北京，請求讓尹昌衡復任都督。
尹昌衡以為這下總可以官復原職了，因為所謂批準，向來只是走個過場而已。
孰不料事情的發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袁世凱回電，不是批準，而是申斥，對尹昌衡的申斥，說你不好好地在川邊呆著，跑成都來干什么。
素來咬人的狗不露齒，若比玩陰的，尹昌衡哪里是胡景伊的對手。就在胡景伊答應歸還川政的同時，他給他的駐京代表發去一份密電，無中生有地說尹昌衡是國民黨員，“如果回任，對大總統是不利的”。
駐京代表通過關系，將這份密電交給陳宦，陳宦又轉呈袁世凱，袁世凱一聽尹昌衡竟然是國民黨員，馬上決定棄尹保胡。
袁世凱的電令一到，北京政府的態度昭然若揭，眾人馬上面臨著一個如何站隊的問題。除了一部分國民黨員仍堅持“迎尹倒胡”外，其余大部分人都跑到了胡景伊身后，就連原來擁護尹昌衡的幾個師長也見風轉舵，轉入胡景伊陣營。
尹昌衡眼見大勢已去，只好返回川邊。袁世凱隨后便正式任命胡景伊為四川都督，尹昌衡為川邊經略使（川邊都督）。
這個等同于降職的任命，對尹昌衡造成了很大打擊。他尚未得志時就有輕狂一面，常稱“酒不喪行，色不害德”，悲憤交集下，更開始假酒色宴樂以自遣。
民國小報對八卦新聞的態度是一個都不放過。于是各大報紙上都出現了尹昌衡赴藏，“日征蠻女有姿者充下陳”的花邊新聞。有些無聊文人更添油加醋，連篇累牘地考證，說什么西藏“蠻女”久負艷名——所謂“小蠻”就是由此而來，難怪尹都督會樂不思蜀，把川邊這個“藤峽棘穴之所”當成溫柔鄉了。
還有人則裝作道貌岸然的樣子，指責尹昌衡是只聽新人笑，哪管舊人哭，連家里的老婆孩子都不管了，你還是人嗎？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當這些八卦小報被放到袁世凱桌上時，他得到的卻是不一樣的感受。
尹昌衡若果真沉湎酒色也就罷了，然而很明顯不是這樣。
袁世凱本身是個強人，他也知道強人有多么難以駕馭：尹昌衡如此了得，一旦生出反意，可太難辦了。
袁世凱的隱密心思，就連報界都瞧出了端倪，一家四川報紙這樣報道：“袁大總統每提及尹昌衡，總是緊張，提到胡景伊，他就放心了。”
為了讓自己和胡景伊都從此不緊張，袁世凱把尹昌衡從川邊騙到北京。不久就將他逮捕入獄，一度要問成死罪，但幸運的是，尹昌衡已位居上將，而按照規定，審判上將必須由上將組成的軍法庭進行會審。
這些上將并非都一味聽任袁世凱擺布，因此彼此意見不一，拖了半年多后，才給尹昌衡定了一些罪名，其中殺趙爾豐即為其一。
尹昌衡被判刑九年，這個曾有功于社稷的年輕人從此失去了自由。
幾年后，袁世凱病死，尹昌衡被特赦后提前釋放出獄，他那時也才三十出點頭的年紀，但卻選擇了歸隱閑居。
尹昌衡的前半生叱咤風云，然而他后半生留下的幾乎全是一篇篇詩文。在這些詩文中，已不再有狂傲不羈的影子，而多為對戰亂年代“極目生愁云”似的嗟嘆。
只有一篇與軍事有關，這就是《西征記略》。終其一生，西征川邊，始終是最讓他自豪的一部分。
引蛇出洞
胡景伊扶正后，對跟他唱對臺戲的國民黨當然不會給以好臉色。尹昌衡一回川邊，成都國民黨黨部即遭到封閉，國民黨黨籍的省議員也紛紛逃往重慶，依庇蜀軍避難。
對四川國民黨而言，蜀軍就是唯一的保護傘，相反，胡景伊則視如心腹之患，加上要緊跟袁世凱，排斥和打擊蜀軍就成了他的不二之選。
名義上，胡景伊成了四川都督，熊克武還是師長，為其下屬，胡景伊也就有足夠機會來為難熊克武。五個師里面，別的師的公文可以不看，惟有蜀軍的必看，而且得親閱。
不知道的，還以為胡景伊特別看重或關心蜀軍，其實他是要從中找茬。蜀軍上報文件，不論對錯與否，他都要批一個“駁斥”。
胡景伊的“另眼相看”，連都督府的秘書都看不下去，私下里說，在川軍的五個師里面，以第五師（蜀軍）最守紀律，凡事都遵督令而行，真的不懂都督為什么要如此對待他們。
熊克武自己當然很清楚，他知道胡景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像重慶時那樣激怒蜀軍。
如果被激怒，那就是中了招，上了當，所以熊克武仍以表面恭順的態度來沉靜應對，盡量不跟胡景伊發生直接沖突，但隨著事態的發展，息事寧人已經做不到了。
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被剌，標志著北京政府與國民黨之間已由暗斗走向明爭。幾個月后，國民黨放棄了政治解決途徑，轉而組織討袁軍，發起“二次革命”。
與由國民黨完全掌握政權的其它南方省份相比，熊克武僅占重慶一隅，并無穩操勝券的把握，因此一直舉棋不定。
戰場形勢很快朝著不利于國民黨的方向發展。僅僅一個月不到，東南數省的討袁軍就相繼敗北，其中支持時間最長的為二十七天，最短的僅僅十四天。
這就意味著蜀軍一旦揭竿而起，只能獨立作戰，而僅在川省，他們就須以一敵四。審時度勢，熊克武更不能輕動了，但有人卻要他動。胡景伊不斷放出風聲，稱將對蜀軍進行編遣或分割。
其實胡景伊要編遣蜀軍豈是那么容易的事，換句話說，如果容易，他還不早就干了。說一千道一萬，這個時候老狐貍要制造此類信息，無非還是要施他的“引蛇出洞”之計而已。
就算熊克武沉得住氣，他的部屬也沉不住氣了。蜀軍自師長以下的軍官全是清一色的黨人，而且多半是保定軍校生，血氣方剛，他們秘密集會，主張武力反抗，甚至有激進派提出，如果熊克武不贊成，就將他關起來，但對外仍打出熊克武的旗號，以為號召。
到了沒有退路的時候，熊克武對眾人說：“我隱忍不動，是為了待機而起，以保存蜀軍這支力量。現在既然大家寧為玉碎，我也決心一拼。”
1913年8月4日，熊克武在重慶發表通電，以蜀軍為主組織討袁軍，混編成四個支隊九千人，這就是“癸丑討袁”。
討袁是旗號，也是最大目標，當前之敵是胡景伊，即討胡。胡景伊的據點在成都，而要攻成都，必須拿下瀘州才會沒有后顧之憂。
熊克武的九千人不算多，因為他實際上要獨自對抗六省軍隊，光胡景伊能調度的川軍就超過討袁軍不止一倍，關鍵是這四個支隊如何用法。
有人向熊克武獻計，兵宜合不宜分，應采取突貫攻擊戰術，舍外省于不顧，集中全力于中路，一面牽制瀘州，一面繞道直襲成都。
獻計之人即為但懋辛，那個曾與熊克武一道參加廣州起義的東斌軍校同學，時任討袁軍副參謀長。
但懋辛的名字雖僥幸未列入“黃花崗”，卻也是九死一生。他這個計策的精妙之處，在于可出敵于不意，就象廣州起義中攻擊兩廣督署那樣，設若當時能成功捉住張鳴岐，最后的結果或許就大為不同。
然而討袁軍采取的是民主合議制，甭管什么計策，都放到桌面上來商量，商量來商量去，大家還是覺得但懋辛的計策過于冒險。
若就穩妥而言，“合”當然不如“分”。最終熊克武采取的戰術，是用三個支隊防御來自南北兩路的外省軍隊，撐起支架后，由剩下來的第一支隊向瀘州發起進攻。
穩，只是相對而言。戰役開始后，北路率先吃緊，熊克武先是派王子騫臨場指揮，接著又親臨督師，才使北路的棚架沒有垮下來，這時眾人都慶幸采取了“分”，要不然就得被別人追著屁股打了。
還是得看中路，成敗皆決定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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