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4個開始卸化肥，誰也甭想偷懶，都是一個蘿卜頂一個窩。我的天呀，不知道這活兒怎么這么累，差點把我累死在那個臭化肥倉庫里。我光著膀子和他們一袋接一袋地扛，什么叫揮汗如雨，看我們當時的情形就是，用威海的方言來說叫“那汗流的真叫嗨了”。化肥把我的整個肩膀和后背都燒得又紅又腫的。每當那100斤一袋的化肥壓在我整個腫痛的肩膀上時，我的嘴都恨不得咧到耳朵后面去，淚水和臉上的汗水混在一起，誰也看不出我在哭。每袋臭化肥壓得我走起路來都是歪歪斜斜的，當我扛著一袋化肥距離供銷社只有幾步遠時，我就深吸一口氣，快步走進去。
兩大卡車的化肥我們卸了一整夜，那臭氣熏天的味道讓人呼吸都十分困難。我們不是化肥廠的專業工人，不能像他們那樣每人帶上一個“豬嘴口罩”。我的整個肩膀在上半夜的時候就已經全部被磨破，下半夜全是在忍受著重度疼痛中度過的。我這都是為了一貧如洗的姚家能夠早日擺脫貧困，更是為了報我那半智障父親的恩。父親幫別人扒一冬天的春地給我換了件粗布棉襖，我穿著它度過了好幾個寒冬。父親被村上的人叫作“老憨子”，他是傻傻的，可也有自己的優點。每年冬天公社分配挖淮河、鋪路的任務，父親吃苦的勁頭能感動全公社的人。所以我堅持不懈走他的老路，就算累死也值得！那天我卸完這車臭化肥時，渾身疼痛得好比被亂棍打過一樣。
這是我當工人時的第一次加夜班，然而到了這年冬天放工的時候，工頭記工把我這次流血淌汗的夜班給記漏了。也許他們并不是故意的。到放工的最后一個夜晚，好幾位工頭對我的評價都是200%的滿意。當天晚上我從師傅手里接過來一大摞子錢的時候，心中的喜悅難以形容，我恨不得立馬回到家，把這么多錢給我父親看看。
對于那些喜歡偷懶的人，我一直想說一句話，不要以為全世界就你一個人聰明，不干活的聰明人算不上真聰明，天下沒有免費的好面饃吃！
第一次掙錢回家
我來到威海山區靠海干苦活，讓我嘗到了以前沒有經歷過的苦累；我在一天干十多個小時搬石頭活的工地學會了生存。
“天上不會掉餡餅，付出就有回報”，這真是一句大實話。我不怕吃苦，加上平時又很節儉，和1990年以前相比，姚家后來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手里有了2000多塊的“巨款”，我的心里也有了盤算，打算把家里的土房子拆掉蓋新房。從威海回來，父親和光棍三叔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我的乖乖，這是我們家扛事嗎？這一年沒看見長了這么高，也吃胖了。”我1991年正月走的時候，頭頂距離門額有一拳頭高，這次回家要低著頭才能進門了。我給光棍三叔帶了點特產，把自己掙的天文數字給兩位老人看。父親看到他的二兒子扛事有了本事，不知道有多高興。
我常常想，人的一生吃不了苦中苦哪能得來甜上甜呀。我在威海工地當小工的時候，每個月的零花錢有時候發10塊，有時候發15塊，別人都不夠花，唯獨我還有富余，別人不夠花的時候都來和我借，我把省下的錢都存在叢培松大爺的信用社。每次午休的時候，我都到廠子的垃圾堆里撿一些廢品賣，我把威海毛紡廠、玻璃廠、造船廠的垃圾一點一點積攢起來，有一寸長的鐵絲銅絲，也有一兩重的鐵塊。我把積攢起來的垃圾拿到離工地宿舍5里路的蒿泊鎮廢品收購站去賣，一次賣個10塊8塊錢，那就是我的額外收入。
我掙錢從來都是靠多出力，靠汗水賺錢，從不背后燒香拜佛投機取巧。在威海第六毛紡廠的那兩年，我不和別人學著翻墻到海邊偷海帶，偷偷摸摸到家屬樓拿人家一雙一雙的舊皮鞋，到漁船上偷點這偷點那。每到工地完工后，他們那幾大包東西都是白手得來的，我從不羨慕他們，不是靠自己的辛苦換來的東西，吃著不香，用著也不踏實。
我在威海當工人，每次回家帶的東西，像花生米、蘋果、扇貝，還有錄音機，都是我幫別人干活，人家看我實在送給我的。父親和光棍三叔看到那么多好吃的，還掙那么多錢，他們倆高興得合不攏嘴！父親不論在村里看到誰都要說上兩句：“我二兒子扛事能為姚家爭氣！”村子里的長輩也都說：“扛事他娘要是活著該多好啊！”
1992年的冬天，我和哥哥在外打工省吃儉用一年掙出2620塊錢，這些錢在別人眼里也許不算什么，可對姚家來說是一筆天文數字，我那半智障的父親和光棍三叔從來沒見過這么多錢。我們家從那年開始慢慢轉運，山東省威海市南曲阜修繕隊這個大家庭這年一共頒發了三份獲獎證書和每人75塊的獎金，我就是其中一個獲得獎勵的人。 75塊錢對于我來說意義很不一般，在姚家過個年也花不了那么多錢，那年我買一雙人造革皮鞋也就20塊錢。
一個村的老少爺們都為我歡呼，我也為我們越來越好的日子感到高興，便花了幾十塊錢，為村里人放了場電影。放電影首先是感謝借我50塊錢的姚啟彬大哥，當年如果他沒有借路費給我，我就不會有現在的成績；其次是想趕一下姚家幾輩人的倒霉氣。我特意點了《世上只有媽媽好》這部影片，來紀念我去世的母親。
當天下午還是大晴天，沒想到晚上老天爺就賜了一場雨，放映師傅用麥克風吆喝著東家快借把雨傘來。我不太擅長張口求人，這邊放映師傅又催得急，我連走帶跑到村里的啟會小商店，賣著笑臉對店里的本家大哥說：“大哥，我和您借把雨傘用一會兒。”他聽了說：“借一把？”聽他這么一說我心里非常高興，以為他要借給我，連忙點頭說：“是是，借一把！”可是他第二句話就變了味兒：“別說一把雨傘，十把二十把都有，就是不借給你用！”瞬間我明白了，就算在外掙了錢，我在別人心里還是以前的叫花子形象。不過我沒有生氣，因為這件事讓我深深感受到我們姚家是多么需要靠自己的努力來擺脫以前的形象。我由衷感謝他以及其他許多人對我的斥責，因為這可以鞭策我不斷努力奮進。
蓋新房子
蓋房子的時候瓦工師傅叫父親去借東西，到誰家都借不來，他們怕我家用壞了賠不起。師傅在外面等著用工具，家里沒有又借不來，父親難為極了，不過他也只會哇哇地放聲大哭—這家人的窩囊是出了名的。
有了錢我就想著蓋新房。 1991年的冬天，有一天中午吃過飯，我懷揣著打工掙來的血汗錢，借了輛自行車，轉悠了好幾個小磚窯。騎著這輛自行車，我回憶起當初學騎車時的酸甜苦辣。
姚興幫的侄子是做大買賣的，他每次收姜能跑幾十里路。我有時趁著星期天去給他幫忙，他一天給我兩塊錢，兩塊錢在當時夠我們家吃4個月鹽。吃完中午飯趁他午休的那一會兒，我把他的自行車推到大路上去，坐在車座上，左腳一高一低地滑著地，右腳耷拉著時不時地點下地怕摔著，這是我第一次學騎車。第二次騎車是和父親到北鄉的大爹家走親戚，我在他家住的那幾天，每天早晨我都早早起床，獨自一人把大爹的那輛老長征自行車推到空地上練習。第三次學騎車差點要了我的命！那是一個秋天農忙的時候，我趁著東院二哥家的自行車空閑著，便借了來，在東地老凹塘的一條小路上騎，那是一輛老舊的自行車，沒有車閘，兩邊的腳蹬子都只剩下光禿禿的一根小棍棍。我怕別人笑話我笨，便把這輛老古董推到一片無人的小樹林里。反正沒人看到，想怎么騎就怎么騎，我正往前滑，一不留神被一棵彎腰的椿樹別倒了。這一倒不要緊，車上那光禿禿的尖腳蹬子正好扎在了我的左腳中趾上，劇痛瞬間襲來，痛得我幾乎透不過氣，中趾上的大血窟窿我看了一眼就再也不敢低下頭看了。那天我至少流了小半碗的血，痛得我就像裝在火桶子里的豆芽菜，伸不開腰，邁不開步。這就是我三次騎自行車的經歷。
那天我轉悠了幾個窯廠，最終還是光棍三叔幫了我，在東北角張寨那個窯廠問好了磚頭的價錢。我和三叔又走了6里路問了房上用的竹竿價錢。第三天，我們拉著兩轱轆的架子車，從我們村東南角的朱莊開始往回運材料，半夜才拉到家。房上的15根檁子是我和父親還有三叔一起拉兩輛架子車走了30多里路，在馬寨集上買好拉回來的。我家蓋房子的小件材料，都是我們靠人力一點一點拉回來的。
1992年春節過后，山東威海工地老板蘆常青發來緊急電報讓我們速回工地，一時間讓我焦急萬分，蓋房子的事還沒著落呢。我想不如讓哥哥跟村里人一起先去，自己留在家里蓋房子。我三叔說：“你們去吧，家里蓋房子不用你倆管，也不用惦記家里，好好在外面干活，等年底掙了錢明年再給你們蓋三間房子。”
這年正月二十二，故鄉的楊廟逢會在唱著大戲。吃完中午飯，我們二十幾個人來到了村口等著的一輛民工專用客車前，除了我和哥哥，其他人都有親人相送，這邊叮囑著“多吃點別餓著了”，那邊囑咐著“在外別舍不得花錢，多注意身體”。而父親在哪里呢？早就去會上聽大戲去了！
有三叔的照顧，我和哥哥也就放心了。我心里也琢磨著：苦一時不苦一輩子，有心就有未來！反正家里宅基地也不用我管了，五家宅基地他們四家都蓋好了，也住了好幾年了，就剩下我們一家窮光蛋沒蓋了。兩位老人選了個良辰吉日—農歷二月二給我蓋房子。
我每次給人寫信都不知標點符號該怎么點。那時候工地沒有自行車，每次往家里寄一封信還得走5里路去蒿泊鎮郵電局。我只能把信寄給有文化的姚啟德大哥，請他把信的內容讀給家里的兩位老人聽。
就在我們家開始動工的時候，發生了一件讓人意想不到的難事。其他四家一排排一戶戶順順當當地往南蓋，都住得舒舒服服的，等到我家蓋房子用宅基地時他們死活不肯把地讓開，嫌我們一家子光棍丟他們的人。家里的光棍三叔和半智障的父親愁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兩位老人嘴上說不過人家，他們都是東奔西跑見過世面的人；要說打架，他們一拳就能把父親從南墻打到北墻去，一個打倆也還有閑下來抽根煙的工夫；要比經濟條件，我打工掙的這點錢還比不上他們身上的一根毛。四家人變本加厲地為難我的父親和三叔，逼得他們倆在大正月里痛哭流涕！他們只給我們留了一條路，那就是放棄這片老宅子。沒辦法，兩位老人只好用兩輛架子車把買來的17000塊磚拉到了村東南角一個鳥不拉屎雞不下蛋的地方。這家不肯讓，那家也不肯讓，一家人被他們生生擠到了這個地方。
1992年農歷二月中旬，遠在故鄉的兩位老人在家里蓋房子。我們家蓋的這排房子整整比別人家矮了兩層磚，別人家房檐都是三層磚，我們家就兩層；別人家房子上坡房頂都是13嶺瓦，我們家才12嶺瓦；夏天的時候，外面下著大雨，我們家屋里下著小雨—這都是因為家里缺錢。別人蓋房子都有人幫襯著，我們家唯一的一門親戚—大舅家拿來了幾根竹竿算是房禮，三叔給我贊助了一對房檁，蓋房子的重擔全壓在了三叔身上，里里外外都是靠他忙活。
當年的冬天我放工回來，我那背駝如山高的半智障父親對我說：“我家扛事回來了呀，你不知道你這三間房子蓋得多不容易啊！”三叔說蓋這幾間房子時，很多人在背后叫著父親的小名：“老憨子，你這房子蓋好了也沒人來住！”我聽了兩位老人說這些事，當時就往父親懷里一撲，三叔和父親太不容易了！
結婚，擺脫光棍形象
1993年農歷四月底，山東威海塔山的最高處有個2米高的簡易工棚，那里就是我住的地方。那年， 21歲的我穿上了最親近的人做的鞋，在我心中，這兩雙鞋比我們工地北邊金猴皮鞋廠制造的名牌鞋還要珍貴，它們帶給我的溫暖是無可替代的！
那時的威海正值春暖花開，和煦的春風徐徐地吹著。我用自己稚拙的表述，飽蘸濃情書寫自己成家后的溫暖與愛意。我在威海塔山工地正忙著干活的那天上午，一股暖意洋洋的春風從南方的故鄉安徽吹來。老家的一位鄰居給我捎來了兩雙手工納的千層底布鞋。這兩雙布鞋就是我后來的媳婦李榮親自做的，她托鄰居帶給我。我當時的心里有說不出的溫暖。那幾天我除了高興沒有別的，每天都是懷著興奮的心情，傻呵呵地笑著去干活。
1993年的農歷十月初五，是我結婚的大喜日子，也是我實現夢想的一天，更是替去世的母親實現愿望的一天。記得母親臨終前求著大家：“行行好，給我家扛事說個媳婦！”結婚那天我心里升騰起難以形容的興奮！高興歸高興，我沒忘了父親和三叔對我的疼愛，就算我自己不穿新衣服也得給他們兩位老人買一身新衣服，喜迎姚家的好事。我媳婦的娘家人都說：“這扛事怎么連一身新衣裳都舍不得穿，每次見他都穿這么一身紅褂子。”我也是迫不得已，這不是家底子薄沒底氣嗎？不然的話誰“有粉不知擦在臉上”呢？不論怎樣，人家肯嫁給我還不是姚家燒了好香嗎？說句心里話，媳婦是個重情義的人，她嫁給我也是看我們一家四口光棍日子過得可憐。
每到年根別人家的閨女兒子帶了對象回來，我們一家四口人看著都眼紅。每一次看到周圍村莊有辦喜事的，又是吹嗩吶，又有三眼槍、對子鑼，還有一大家子親戚圍著，鞭炮齊鳴鑼鼓喧天的熱鬧勁，我就想，我這個光棍家庭什么時候能有這一天啊！
1993年農歷十月是姚家實現夢想的好日子。我們家去年剛建好房子，今年我又娶了新媳婦，這對我們這個光棍之家來說真是喜上加喜。結婚之前家里也沒剩多少錢，辦婚禮用品時買個大床，為了省5塊錢，我拉著架子車步行30多里路到馬寨北頭去買。三叔和我一起到歐廟集上買了一臺縫紉機，為了省10塊錢，縫紉機的一條腿是飛人牌的，另一條腿是蝴蝶牌的，這件事我的媳婦至今都沒忘！
結婚的日子是三叔幫著選的，那天又是個下雨的日子。我請不起吹嗩吶的，便向鄰居借了一臺燕舞牌錄音機，又從他家扯了一根照明線。舅舅買的爆竹被雨泡透了，買了一塊匾還是舊的。這場婚禮留給我的最溫馨的記憶就是我的老師和好幾位同學都來捧場。
下午五點多，天漸漸黑了，婚禮上的人也散得差不多了，只剩下熱心幫忙的人在收拾著桌椅板凳。媳婦問：“那個幫忙的老頭怎么還不走？”鄰居二嫂子說：“那不就是你老爹爹嘛！”我接著話茬說：“那老頭和咱們是一家的。”那天晚上，媳婦看了看東邊的屋子，又看了看西邊的屋子，問我：“你們家里有什么東西啊？”說實話，當時我家里只有一個盛糧食的荊條筐，還是西院的鄰居因為家里沒地方放，借給我們用的。講出來不怕人笑話，當時家里就兩件像樣的東西，那還是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土改”到北鄉，因為拉不走留在我們家里的—兩把棗紅色的木椅子，一件老式古銅色的木衣箱子。
我的媳婦嫁到姚家的第二天早上，她對我說了句暖心窩子的話，她說：“要不是看你們一家人實在太可憐了，我根本到不了這個家。”媳婦其實早就知道我家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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