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對于我一生的經歷來說，那是一個轉折點，一個風波迭起的年份，一個飽經滄桑的年份，也是一些閱盡人生甜酸苦辣的日子。
女兒考進浙江傳媒學院
不過，最令我快慰的時候，莫過于女兒龔勵考進浙江傳媒學院了。
當我們接到女兒的“入學通知”時，我的妻子與我都高興得快要哭了，我從小就夢想著成為一名記者，可是人生的旅途卻讓我走上了另一條路，我很希望女兒能在寫作方面有所作為。這些年來，我雖然經常給報刊寫寫稿子，但是，那些事都是一些業余創作，拿點微薄的稿費而已，見到自己寫的文字印在報刊，有一種無名的興奮感，聊以自慰罷了。
我們接到女兒入學通知時，上面寫著傳媒學院的地點在杭州下沙，雖然我在杭州長大，但是我們全家人都不知道“下沙”究竟在什么地方。
九月初的一個早晨，我們叫了一輛出租車，妻子與我一起送女兒上學。
車子從杭州汽車東站開出以后，就是一條寬闊的大馬路，行人、車輛不多，顯得特別空曠，車輛直奔下沙而去，九堡、五堡這些城郊的鄉村閃眼而過了。
父親曾在上世紀的1997年設計過那里的一個住宅群，海景城。我曾到那里去過一趟，海景城是沿錢塘江邊的一組新筑公寓、別墅樓。初到海景城時，只覺得那里離杭州城區太遠了。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傳媒學院所在地的下沙，比海景城還要遠好多。
下沙，一座杭州北部錢塘江邊的新城，一排排漂亮整齊的校舍拔地而起，但是路人、車輛卻稀稀落落，不過，校園大門已經聚集了不少人。顯然，今天是入學日，擠滿了送孩子上學的家長與新生。
我們讓女兒在學校報了到，注了冊，看到學校一排排落成不久的建筑，女兒新學校的規模與我當年到杭州文二路的杭州大學校舍，不可同日而語，心里頗有幾分寬慰，我們把女兒留在學校，我與妻子搭公車回家。
我們長長地喘了一口氣，覺得女兒能在這兒接受到比我更好的教育，將來會有所作為的。
我妻子的小店
送女兒到大學讀書后，家中平時只有父親、妻子與我三個人，生活節奏不會如以往那么緊湊了。
我的妻子羅蔚玲原來在杭州龍翔橋的“工藝美術品服務部”當經理，2002年，杭州二輕總公司倒閉，在妻子的管理下，工藝美術服務部經營得有聲有色，本身經濟效益不錯，但是，總公司垮臺了，她所在的單位，工藝美術服務部也跟著倒霉。
妻子下崗后，恰逢女兒剛進大學，我的工資收入有限，根本無力承受生活的重壓。
好在妻子當過經理，曾經是“市二輕”的大能人，公司改制后，就在新老板的工聯實業公司的地下室租了一個十多平方米的攤位，開了一家小店，做起小買賣謀生了。
小店出售內衣、襪子、文胸、睡衣這些零零碎碎的小商品。在那些年里，做“個體戶”并不是一個光彩的職業。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對于“城里人”來說，只有那些“有污點”，不為國營企業錄用的人，才會選擇做“個體”。
妻子當過經理，時已四十六歲了，雖然也有幾個好心的朋友替她介紹過幾份工作，但是都很難適應。而今，生活逼迫，自己開店幾乎是唯一的選擇了。
她以前供職的工聯實業總公司與她同時下崗的職工多達上千號人，可以說，妻子是獨一無二在原單位所在地租柜臺干“個體”的。
我們雇了一個幫工，艷艷，年齡比我們女兒還要小一點，初中畢業后沒有繼續讀書，就出來打工了，長得聰明伶俐。我們想到與她年齡相仿的女兒在大學讀書，而她卻要自己在陌生的地方謀生，有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受，妻子與我幾乎把她當作家里人來看待，從不見外。
小店的貨源來自上海、杭州汽車東站小商品市場和義烏。雖然工聯公司地下室新的小百貨商場開張不久，但是，生意竟然可以勉強維持。
當時，杭州許多國企紛紛“轉制”，老百姓手邊錢不多，大商場多瞄準少數“先富起來的人”，對于平民百姓的需求關注不多，而工聯地下室的小百貨市場正瞅住這個空檔，定位在工薪階層，而且所處地位置靠近西湖，就處在市中心的龍翔橋，商業氛圍比起杭州別的地方來，還算過得去。
小店從開始時就能夠維持經營，付了雇員工資、租賃費和其它開支以外，居然還能支撐下來。每天晚上，妻子從店里回家，就挑燈算賬，一天的營業額是多少，一張鈔票、一張鈔票地點算下來，除去進貨、開支與費用成本等，算算下來，竟然小有贏余。
此時，與過去在國營企業干活大不相同，那時拿“國家工資”，干多、干少，憑自己良心。而今的賬一算，剩余的錢，居然名正言順地屬于自己的了。在以前國企干活的時候，那是不敢想象的事，豈不就是“貪污”了嗎？
雖然有一個營業員幫著照看小店，靠妻子一個人還是忙不過來的，要進貨，要算賬，又要照料小店雜七雜八的事務。雖然我對于做生意一竅不通，不過出點蠻力氣，做做搬運工，進進貨等雜活還是可以勝任的。
從某種角度來說，體力勞動，對于我來說，也是一種力所能及的體育煅煉活動，每天晨練跑步也是要做的，現在當小工，幫著進點貨，豈不是又煅煉了身體，又能幫老婆干點活，補貼家用，一舉兩得的事嗎？我這樣安慰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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