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7節 博物學家——達爾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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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保德從小就向往到遙遠的國家去旅行，從小就酷愛植物學和礦物學。他同福爾斯特結識后，便隨他沿著萊茵河到荷蘭，然后到英國和法國去旅行。福爾斯特對藝術、歷史、工業和自然的廣泛興趣，使參加這次旅行的人看到沿途能看到的一切：各種礦場、工廠、科學機構、天文臺、植物園、船塢等。無怪乎洪保德在幾乎過了十年之后還能實現自己的愿望，在五年之中旅行了拉丁美洲各國。他心目中的理想旅行家就是福爾斯特，時常呈現在他的腦海里的是福爾斯特對旅行所作的那些藝術性的描寫，他把這些描寫當作某種典范。但是自然科學在這個期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所以洪保德去旅行時與福爾斯特在虎克第二次旅行前的情況大不相同，這時他已經是一位很有造詣和很有學識的博物學家，一位富有學識的植物學家、礦物學家和地質學家了。此外，他還在意大利旅游過不少地方。因此，在他用法文寫成的美洲旅行記中，他對各地風景、大自然、人物、事件所進行的藝術性描寫，同他對許多科學問題的闡述，同其他許多國家和人民相比較，同對許多事物的闡明和概括等等，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年青的達爾文讀了洪保德這部藝術性的旅行記的第一卷之后（他讀的是英文版三卷本），感到非常高興。人們閱讀洪保德關于介紹加那利群島的自然條件的描寫，閱讀他關于攀登高度超過維蘇威火山兩倍的火山特納里夫峰的描寫，的確是入迷的。
關于對特納里夫峰的初步觀感（在這個觀感中混雜著幸免于難的念頭）的描述是引人入勝的。洪保德乘坐的那艘西班牙船是在早晨的濃霧中駛向加那利群島的，什么也看不見，即使距離很近。但是霧很快就消散了，于是在濃云上面立即展現出壯觀的山峰和它那被第一線曙光照得光怪陸離的山巔。大家都奔向船頭，觀看出現的景色。這時在離船尾不遠的地方出現了四艘游弋的英國軍艦正在追趕西班牙的船只（當時西班牙正同英國作戰）。如果洪保德乘坐的船只被俘，并被押送到英國去的話，那他的旅行一開始就可能遭到夭折。但是濃霧很快又遮住了山峰，遮住了很快就置身于港口炮火的保護之下的那只船。下面接著描述了他們登上東海岸那曬得極熱的不毛之地，東海岸邊圣克魯斯市的那些白色小房子緊靠在黑色的峭壁邊。然后洪保德描述了旅行家們曾經航行到的西海岸的景色，他們之所以航行到這里，是因為只有從這里才能登上山峰。據洪保德說，這個位于“熱帶入口”附近的特納里夫島的西岸有許許多多植物。
洪保德說：“植物在那里增加了一些熱帶自然界的種類，如芭蕉和棕櫚。對大自然的美最敏感的人在這個島上能夠找到比氣候更強的藥物。這里的每個地方都使我覺得比特納里夫和馬德拉群島更能解除煩悶……這些愉快的感覺絕不僅只是優美的地理位置和清新的空氣引起的，之所以產生這種感覺還由于在這里不存在奴隸制度，因為奴隸制度的形式，無論在印度，還是在一切地方（歐洲殖民者在這些地方引進了所謂的光明和工業），都使人感到極其憤慨”。正如他的劍橋朋友們一致指出的，他的突出特點之一是仇視奴隸制度。這種高尚的人道主義的特點在他的先驅者洪保德和喬治·福爾斯特的一些記述中也曾表現出來（喬治·福爾斯特在晚年曾參加了法國革命，后來由于同自己的同胞和親友發生意見分歧而離開了他們，最后過早地逝世于巴黎）。
但是達爾文這位“對大自然的美最敏感的人”也一定懷著非常高興的心情來閱讀對西岸景色的精彩記述的。西岸的岸邊長滿了海棗樹和椰子樹；稍微高一些的地方是一些龍血樹種。洪保德用了好幾頁篇幅描寫了其中的一株大樹。這棵龍血樹又高又粗：樹干的圓圍達十三米。樹齡很長。它把它那長著一束束樹葉的像燭臺一樣的樹枝往上揚起，它真正“象征著大自然的青春永不消逝”，因為盡管它樹齡很長，但它每年都開花結果。
這里的仙人掌和龍舌蘭長得比較高，遠處便是栽有北歐果樹以及南方橙子樹和海棗樹的奧羅塔沃市。
在描述房屋和花園布局很美的西岸美景時，洪保德補充說：“不幸的是，這里居民的富裕程度，無論與他們的勤奮程度，還是與工業情況以及大自然向該地所提供的效益相比，都是不相適應的。農民一般都不是財產所有者。他們的勞動果實都歸貴族所有，而那些長期使整個歐洲陷于貧困的封建機構，則阻礙著加那利群島的人民過富裕的生活。”
達爾文跳過幾行又談到：“這座山的風景不僅以其巍巍壯觀而引人注目，它還很快使人產生一個想法：登上那神秘莫測的火山爆發地。”
洪保德非常輕松地由發表美感的見解轉到政治的和科學的結論，加上他那生動的語言和明確的思想，這一切都吸引住了達爾文。
洪保德在描述奧羅塔沃港附近的那個植物園時，以不贊成的口吻評論了林納的植物人為分類法（接兩性來分類），因為這個植物園的植物都是按這種方法來分類的。早在林納時期，巴黎植物園就采用了“自然分類法”，這種分類法的創始人是別爾納德·求修，他的繼承者是他的侄兒安東尼·芬蘭·求修。
達爾文大概是懷著很大的興趣閱讀了洪保德關于登上特納里夫峰的記述和對那些不斷變化的風景的描述（在描述過程中夾雜著各種各樣的評語）。
他們登上海拔一千五百米高的地方時，天已黑了。他們就到山洞里避寒。透過蒸汽可以看見月亮，而山峰的影子卻倒映在他們下面的云彩上。特納里夫峰和其他鄰近島嶼的頂峰在晨曦中就像一群島嶼似的突兀在把海洋和島嶼底部遮蓋住的毛茸茸的白云之上。
“特納里夫峰以其陡峭和地形而集各種高峰之大成。從其山巔之上不僅可以俯瞰比鄰近島嶼的最高山還要高的遼闊海面的天際線，而且也能看得見特納里夫島的森林和有人煙的地方的景色，它們同附近的形狀和顏色形成了極美妙的對比。火山好像要用自己的巖漿把作為自己根基的小島壓平。火山從水面逐漸往上升高，一直升到比夏天白云繚繞的地方還要高上兩倍的高度”。
據達爾文說，無論是單獨一本書，或者是幾十本書加在一起，都沒有像這兩本書（即洪保德的《旅行記》和我上面提到的赫瑟爾的那本書）對他產生了如此大的影響。此外，他從洪保德的描寫中抄下了關于特納里夫島的很長一段話，并且在一次游覽時，似乎給漢斯羅、拉姆塞和道茲讀過，洪保德之所以對特納里夫島的奇跡作了描寫，是因為較早的時候“有一些人……曾表示要到那里去一趟”。據達爾文說，他們的這種愿望也不過是說說而已。“而我卻是十分認真地一心一意要到那里去的，因此我曾請求介紹我同一位倫敦商人認識，以便向他打聽什么船開往那里”。
達爾文知道了到那里去的代價之后，便專攻西班牙文，用西班牙文稱自己的朋友福克司為“最偉大的博物學家”，并寫信告訴漢斯羅說他希望很快就能看到洪保德所描述的龍血樹了。
但這次旅行未能實現，先是受地質學參觀的干擾，后來則是為一項完全新的和意料不到的提議而改變了一切計劃。
洪保德對巴西熱帶森林的描述也是使達爾文贊嘆不已的。根據他在劍橋大學同一學院的一位同學沃特金斯回憶，達爾文同他就巴西風景和熱帶植物曾進行過長時間的、非常有趣的談話。沃特金斯回憶說，達爾文當時是多么激動地摸著下巴，滔滔不絕地談論藤本植物和蘭科植物以及其他植物。
達爾文在暑假中仍然酷愛在梅爾和武德高茲，有時在埃通的新住處打獵。
雖然達爾文在一八三一年初就進行了畢業考試，但是由于他是在圣誕節前進入劍橋大學的，所以還必須在那里再呆上兩個學期。
達爾文在漢斯羅的影響下決定研究地質學。他甚至繪制了一張施魯斯伯里周圍涂上各種顏色的各地的地質圖，這并非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他研究了英國地質學方面的書籍之后得出了一些很有趣的結論。他在一封信中寫道：“使我感到驚訝的是，我們對于我們地球結構的整個認識，很像一只老母雞對于它在一個地角上用爪子刨的那塊一百公頃的田野的認識……”漢斯羅請求地質學家塞治威克到北威爾士去旅行時把達爾文也帶上。
塞治威克也像漢斯羅一樣，是一位優秀的“野外”考察家。他同自己的朋友，即后來以俄羅斯地質學方面的著作而出名的麥啟孫，一起在英國和歐洲大陸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查明了各個時期沉積物的序列。當時他們正好轉到在不列顛群島研究他們稱之為志留紀和寒武紀的古生代的沉積物。塞治威克和麥啟孫對英國古生代所作的這些研究，后來（1839年）使他們又劃分出了一個體系，即泥盆系。
塞治威克在帶達爾文去旅行以前，于一八三一年八月三日來到芒特，并住在那里。這天晚上達爾文同塞治威克進行了一次簡短的談話，給達爾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談話的內容是：根據達爾文說，當地一個工人在附近一個沙坑里找到了一個古生熱帶貝殼。塞治威克聽了達爾文告訴他的這件事后，想用這種發現使他吃驚，于是不假思索回答說，這個貝殼是有人扔進那個坑里的（這樣的貝殼常常用來點綴英國小別墅的壁爐），可是馬上又補充說，如果它真是屬于冰河時期的表面地層，那將是地質學的真正不幸，因為這會推翻人們當時所不知道的關于中部各州表層沉積物的一切認識。這樣的回答使達爾文感到驚訝。他在《自傳》中寫道：“在這以前，我雖然讀了不少書，但我從來還沒有這樣清楚地認識到科學是由這么多的可以從中得出一般規律或結論的事實構成的”。
塞治威克在旅行中經常讓達爾文去采集巖石標本，并讓另一位達爾文傳的作者吉夫里·威斯特在駁斥華爾德的見解時卻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他說：“經過這一剎那間，達爾文從前的整命科學觀點完全改變了。在此之前他只不過是一位收集家。現在，即在八月份的這天晚上科學家達爾文才真正誕生了”。
這當然是過分夸大的說法。不應把達爾文的一個明確的思想弄到荒謬絕倫的地步。科學家“是不能剎那間誕生的”，而是逐漸造就成的。他在地圖上標出這些巖石標本的層理。這樣，達爾文就學會了分析全國的地質情況。后來，他離開了塞治威克，穿過幾座山，直接到了巴爾穆特，在那里他有幾位劍橋朋友，然后從那里到了施魯斯伯里，又到梅爾去打獵。他在日記中寫道：“七月份我像一只貪婪的老虎似地鉆研地質學”。
總之，我們看到，達爾文在劍橋時期過著雙重生活：一方面，他并沒有什么特殊舉地參加了必修課的考試和學士學位的考試，另一方面，他一心撲在自然科學上和體育運動上。
同漢斯羅等人的結識，同昆蟲學家們的交往，讀書和旅行，同塞治威克一起進行的地質考察旅行，打獵和騎馬旅行，這一切都日益把他鍛煉成一個被自然科學家們稱之為“野外工作者”式的博物學家。
一八五八年，《物種起源》一書出版的這一天，不只是在達爾文的個人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意義，這也是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大批有學問的人對生物界的觀點和對人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觀點開始轉變的一天，這種轉變就像哥白尼在十六世紀因指出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而實現的轉變一樣。
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逝世，安葬在西敏寺。扶柩的人是：虎克、赫胥黎、華萊士、皇家學會主席拉卜克以及其他一些人。參加葬禮的人還有英國、法國、俄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國的科學學會代表，以及達爾文的家屬和達爾文的許多親屬。達爾文的妻子沒有參加葬禮，因為葬禮太莊重，太隆重了。
達爾文是一位杰出的科學家，他劃時代貢獻、為人類科學事業的發展開辟了新的廣闊前景，因此，1882年4月19日當他逝世以后，人們為了表達對他的敬仰，把他安葬在另一位科學界偉大人物牛頓的墓旁，享受著一個自然科學家的最高榮譽。
作為一個不求功名但具創造性氣質的人，達爾文回避了對其理論的爭議。當宗教狂熱者攻擊進化論與《圣經》的創世說相違背時，達爾文為科學家和心理學家寫了另外幾本書。《人類的由來和性選擇》一書報告了人類自較低的生命形式進化而來的證據，報告了動物和人類心理過程相似性的證據，還報告了進化過程中自然選擇的證據。
心理學史家D．舒爾茨在1981年評論道：“在達爾文的理論中，物種進化的心理因素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而且他經常引證人類和動物的意識反應。由于心理學與進化論中的意識相一致，因此心理學不得不接受這一進化的觀點。”
馬克思說，《物種起源》本書實際上也為歷史上的階級斗爭提供了“自然科學根據”。
恩格斯則將達爾文的進化論與細胞學說和質量守恒定律并稱為十九世紀自然科學三大發現。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提出了生物進化論學說，從而摧毀了各種唯心的神造論和物種不變論。除了生物學外，他的理論對人類學、心理學及哲學的發展都有不容忽視的影響。
沒有人覺得把提出動搖了基督教世界的學說的人埋在大教堂里有何不妥。《時報》甚至評論說：“該大教堂需要這個葬禮甚于該葬禮需要大教堂。”進化論與基督教的沖突似乎已成為歷史。英國基督教領袖們乘機在世人面前展示他們的寬容。
《旗幟報》宣稱：“真正的基督徒能夠像接受天文學和地質學一樣接受進化論的主要科學事實，而不會對更古老和珍貴的信仰產生任何偏見。”高教會派的報紙《晨報》聲稱：“我們無法欣賞他的理論的全部，但是我們能夠敬佩他的生活。”《教會時報》則干脆說達爾文是一名“基督教紳士”。幾年之后，開始出現謠言聲稱達爾文臨終懺悔放棄了進化論，這個謠言至今還能在傳教宣傳品中看到。
事實上達爾文死時不僅不信神，甚至對基督教極其反感。他生前不愿公開他的宗教立場，一方面是因為他不愿參與爭端，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認為不信神的立場只適合于有教養的人，讓普通大眾接受無神論的時機還不成熟。但是在私下場合，達爾文并不隱瞞他反對基督教的立場。這有他晚年寫的自傳為證。在《自傳》中，他用一章專門闡述自己的信仰，批駁各種有關上帝存在的證據，認為沒有任何理由相信上帝存在，并介紹了自己唾棄基督教的經過。他甚至抨擊基督教的教義“真是一種可咒詛的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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