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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紙勸誡，回頭是岸

漢高祖劉邦在一開始就開創了勤儉治國的大好局面。

隨后文、景二帝登臺亮相，將黃老無為之治貫徹到底的同時，依然沒有忘記祖訓，勤儉治國。

到武帝，故事卻發生了翻覆。一切不過剛剛開始而已，就好像戲臺上的傳統戲路一樣，盛世而生的帝王，雖然雄才偉略，但卻驕奢淫逸，對人間疾苦看不到眼里去。

所以，司馬相如一紙勸誡，希望武帝回頭是岸，看看苦海之中，多少人沉淪其中，不得安寧。

臣間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能用，枯木朽枝盡為難矣。是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物有族類相同而能力不一樣的，所以力氣要勝過烏獲，速度要數慶忌第一，勇敢要說到孟賁、夏育這些人。微臣實在是愚蠢，覺得人有這樣的大力，那么動物也應該有。所以武帝要去狩獵，一定會有潛在的危險。

漢武帝好羽獵，這是眾所周知的，在文景之治創立下的巨大財富中成長起來的漢武帝絲毫體會不到他的先祖們創業的艱難辛苦。錦衣玉食的漢武帝雖然有著文治武功的雄心壯志，但同時又是一個耽于享樂的帝王。作為尚武的一個皇帝，打獵就成為這位皇帝的心頭之愛。

司馬相如自然明白，于是便婉言相勸，先從武帝的人身安全入手，認為打獵雖好，卻有著潛在的危機，漢武帝會有危險，一旦受傷，便是國之不幸。然后接著好心勸慰，認為就算是掃清道路，馳騁前往，也會出現脫韁等種種狀況，千萬不要因為一時的樂趣，而造成終生的隱憂。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

最后，司馬相如告訴武帝聰明的人應當未雨綢繆，或許今日的萬貫家財會一朝散盡，只有長治久安，才是治國之本。

蓋明者遠見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無形，禍固多藏于隱微而發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留意幸察。

司馬相如的這篇賦詞行文委婉，勸誡與奉承結合得相得益彰，就連漢武帝當時看來也極為稱贊。司馬相如是好心希望漢武帝不再沉迷于這些游玩的好惡之上，然而漢武帝卻只當是欣賞一篇美文，一笑了之。其實可以理解，生于盛世的武帝如何能理解民間眾生的疾苦，在他的眼中，他所經營的大漢朝是四海升平、其樂融融的一番景象。

所以，司馬相如的勸誡并沒能起到作用，反倒是這篇漢賦，流傳千古，成為辭藻華麗、想象豐富的漢大賦之中的典范之作。

其實，關于羽獵，一直是漢賦中一個十分重要的題材，尤其是在西漢時期。可能是和漢武帝有關，因為他愛好羽獵，所以周圍的文人、士子總是竭盡所能歌功頌德，對他的每一次羽獵活動進行記述，當然也不乏司馬相如這樣褒貶相結合的。

漢武帝在即位之初常帶領一些隨從和親信微服出行，前往城外的山上狩獵。而他大多時候是夜半出行，黎明到達，途經之處，馬匹常將百姓的田地踐踏毀壞。對于農民來講，沒有什么比破壞他們的田地更為嚴重了。于是，漢武帝決定建造一所自己的狩獵游園。

那些狩獵游園有些類似于今天的野生動物園，將一些山林土地圈起來，圈養上虎豹等動物，供漢武帝前去狩獵。這樣既可以避免將百姓的農田弄壞，又可以使得漢武帝玩得盡興。大型的狩獵場就逐漸形成，而逐漸衍生出來的，除了這一所所的狩獵場所之外，之后的西漢帝王還將這種羽獵活動定為每年定期舉行的一種娛樂項目。

在班固的《西都賦》中，就有過這樣的記載：“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泰武乎上圃。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

天子們為了展示羽獵的壯觀，使得他的游玩更加精彩，通常會在羽獵的同時，加入練兵和游行的因素，使得每一次的狩獵就猶如檢閱一般壯觀盛大，這樣既可以滿足天子的虛榮炫耀之心，又可以使得羽獵活動越來越完善。

為了更好地將天子的威嚴和神武體現出來，西漢帝王所選擇的羽獵時間大多是深秋時分，臨近初冬，肅殺的天氣可以增加天子神武的威儀，使得羽獵更為莊重和肅穆，體現了皇家威嚴。而挑選好天氣還不夠，場地也要事先進行一番周密的布置，不然會使得這次羽獵極為不莊重。

在天子到來之前，當地的官員就要事先勘探好地形，劃分出羽獵的具體區域，還要砍掉多余的枝葉和荊棘，以免天子受傷。深秋時節本是野獸們臨近冬眠，慵懶不好動的時候，但為了帝王可以盡興，官員們發動附近的百姓將飛禽猛獸驅逐起來，使得整個狩獵場所充滿了野生的氣息，這樣皇帝來了才可以盡興。然而皇帝盡興之余，也要考慮到他的安全，所以狩獵場四周又布滿了士兵，以防出現危險的狀況。

這一切準備就緒之后，帝王的狩獵才算是正式開始了。一場狩獵用時不長，至多幾個時辰。但是狩獵前后所費去的人力和物力卻是無法估算的。而帝王狩獵回去，還有文臣負責寫下記錄的賦詞，用以歌功頌德，通篇的辭藻越華麗越好，篇幅越宏大越妙。班固、司馬相如、楊雄等當時的漢大賦名家都寫過類似的賦詞。雖然他們竭盡所能，對帝王的狩獵活動歌頌一番，但是大多數心里還是覺得，這樣勞民傷財的活動還是少舉辦為妙，所以，也就出現了司馬相如的《上書諫獵》。

西漢年月，雖然富足有余，但對未來的隱憂依然存在于當時的文人史家心中，以班固為先鋒。在當時許多的描述羽獵的賦詞中，班固的賦詞敘述得最為準確而且簡練傳神，層次明晰，就好像是層層遞進的議論文一樣。雖然寫景寫人，但也論事論理，將漢朝天子羽獵的盛舉描繪得氣勢恢弘，卻也不失一個歷史學家對這種行為的思索和嚴肅的探討。在班固的文辭中，常有一些對天子羽獵途中的一些描述，所乘坐的輦車、所攜帶的隨從、所佩戴的裝飾等，一切在班固的敘述中看起來都是那么的無懈可擊。但是這樣的完美卻令人們產生思索，或許這一切都太過華麗，而在這華麗的背后，又是怎樣的耗費。

天子的威嚴建立在漢室的基礎之上，而這基礎卻是那底層千千萬萬的民眾所累積起來的。漢武帝的志向高遠而深切，但只要他俯首一看，便能發現，在他華麗的羽獵之外，還有著蹣跚農田之上的黎民百姓，還有著掙扎在溫飽線上的大漢子民。所以，有時候一個人的理想過于遠大，便會讓他眼前無物。漢武帝的好大喜功使得這些文人敢想不敢說，漢賦便成為記錄天子羽獵的最好工具，也成為奉勸天子回頭是岸的最好諫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