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節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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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是什么？所有關于禪宗的困惑最終仍然會回歸這個問題。而這個問題的永恒答案則是“禪不可說”。很多人指望從典籍中悟到禪的“本來面目”，然而往往會被多姿多彩爭妍斗艷的指陣所迷，或者陷入文字障中不能自拔而又不自知。
摩訶迦葉面向佛祖，微微一笑，自此得悟禪機至理，繼承了佛陀的衣缽，這相對無言中滿含的禪機并非凡塵俗子所能領悟；以無言得來機緣的也并非摩訶迦葉一人，中國禪宗二祖慧可也是如此。536年，達摩祖師覺得應該離去了，便召集弟子準備從中選出合適的人選繼承自己的衣缽。達摩祖師說：“你們談談自己的悟境吧！”
道副說：“依我的見解，不要執著于文字，但也不離于文字，這便是道的妙用。”
達摩說：“你得到我的皮毛了。”
總持比丘：“依我現在的見解，猶如慶喜看見了佛國，一見便不需再見。”
達摩說：“你得到我的肉了。”
道育說：“四大皆空，五蘊非有，依我所見，并無一法可得。”
達摩說：“你得到我的骨了。”
最后輪到神光，他只是作禮叩拜，然后仍回到原位，并未說話。
達摩說：“你得到我的真髓了！”
于是，神光慧可成為了禪宗二祖，接續了達摩祖師廣度眾生的事業。
仿若拈花一笑剎那間的靈光，并非刻意故弄玄虛。此中道，只有道中人能懂。圣嚴法師曾經說：“在禪的傳統里，究竟真理，也就是第一義諦，有時候會被比喻為月亮，而人們所熟知的一般真理，則被喻為指向月亮的手指。有人看到月亮，于是用手指指給其他還沒有看到月亮的人看。如果那些人看的是手指，而不是月亮，那么他們還是沒有搞清楚‘手指不是月亮’。文字、語言、思想以及概念就像手指，只能表達第二層次的真理，但卻能指向究竟真理。最究竟的真理叫作心、本性或是佛性，那是每個人必須去親自體驗、無法言說的。”
所以，歷代禪師們都只能盡量突破語言的極限來向世人說明究竟何為“禪”，但就如人飲水一般，冷暖尚須自察。可是，還是有一些人，刻意追求禪的本義，以至于方向大大偏離。 “道”總是能笑到最后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老子
有悟性的人聽說“道”后深信不疑，它就是這么回事，并且勤勤懇懇、堅持不懈地去習練它、運用它。悟性不高的人聽說“道”則有時將它放在心上，有時卻忘得無影無蹤。并且相信它和懷疑它的存在各占一半，也就是半信半疑。既不全信又有些信，既不否定又心懷一定的疑問。完全沒有悟性的人，一聽說“道”就大笑不止，認為荒誕無稽。之所以大笑，表現出鄙視、譏笑的語態，持完全否定的態度，是因為“道”理論高深，本來就難以理解。如果人人都能那么輕易地理解的話，那就不足以稱之為“道”了。
13世紀，日本一代宗師道元禪師到中國求法。苦讀多年，學成回國。同道中人爭相請教，問他都學到了什么。道元禪師想了想，堅定地說道：“當下認得眼橫鼻直，不被人瞞，便乃空手還鄉。”眾人聞聽，莫不捧腹大笑起來。但是頃刻間，大家便停住了笑聲。因為他們發現自己笑得很無知、很空洞。眼橫鼻直，這一并不玄奧復雜的常識，不經過一番深入修煉的人，是無法領悟其中的真諦的。有些禪師，甚至還要經過“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的境界，才能達到“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只是這山、這水與那山、那水有著本質的不同。真理往往是簡單明了的，但人們認識真理和掌握真理的過程卻是復雜甚至是艱難的。
光的波動說的奠基人托馬斯·楊在完成“雙縫干涉”實驗后，將其成果發表，結果受盡了權威們的嘲笑和諷刺，被攻擊為“荒唐”和“不合邏輯”，在近20年間竟然無人問津。楊為了反駁他們專門撰寫了論文，卻無處發表，只好印成小冊子，但是據說發行后“只賣出了一本”。
真理往往要經歷諸多磨難之后，才能為大多數人所接受。人類思想發展史上這樣的例子很多，如自然科學領域的進化論、相對論，社會學領域的民主思想、法治思想在產生之初，都是很少有人能夠接受的，普遍被視為笑談。
大浪淘沙，被實踐檢驗出的“道”，總是能笑到最后。
輪扁論言
用分析方法來研究對象就好像剝蔥一樣，將蔥皮一層又一層地剝掉，但原來的蔥已經不在了。
——（德）黑格爾
語言是人類表達思想的一種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也不是絕對的方式。事實上，有許多的思想、方式是語言傳播不了的，所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而有些思想寫在書上便死了，不拿出來用是永遠不會明白的。《莊子·天道》中曾經講過一個“輪扁論言”的寓言：
齊桓公在堂上讀書，輪扁在堂下砍削車輪，他放下錐子和鑿子走上朝堂，問齊桓公說：“冒昧地請問，您所讀的書說的是些什么呢？”
齊桓公說：“是圣人的話語。”
輪扁說：“圣人還在世嗎？”
齊桓公說：“已經死了。”
輪扁說：“那么國君所讀的書，全是古人的糟粕啊！”
齊桓公大怒，說：“寡人讀書，制作車輪的人怎么敢妄加評議呢！有什么道理說出來那還可以原諒，沒有道理可說那就得處死。”
輪扁說：“我用我所從事的工作觀察到這個道理。砍削車輪，動作松緩而不 堅固，動作快了澀滯而不入木。不慢不快，而且應合于心，口里雖然不能言說，卻有技巧存在其間。我不能使我的兒子明白其中的奧妙，我的兒子也不能從我這里接受這一奧妙的技巧，所以我活了70歲如今老了還在砍削車輪。古時候的人跟他們不可言傳的道理一塊兒死亡了，那么國君所讀的書，正是古人的糟粕啊！”
齊桓公讀古書，得到的僅僅是落在語言里的思想。而思想一旦落到語言里，就變成了脫離具體情境的抽象教條和空洞理論。而制作車輪的道理和技巧，同樣無法用言語說明，所以無法傳授。不相信，你可以試著把游泳的理論傳授給那些不會游泳的人，看看他們能不能學會游泳。
在這里，莊子借這個寓言暗示人們：不要迷信語言所表達出來的東西。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說的就是這個道理。而我們所熟悉的賣油翁的故事從另一面說明了這一點：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于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于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
“我亦無他，惟手熟爾”，意思是說我并沒有什么獨特的地方，只不過是熟練罷了。這是中國人和西方人明顯區別的地方。中國人往往在實踐方面有很高的水平和技術，卻往往難于落到字面上。中國人的智慧更多的是一種言傳身教式的。而在西方哲學中，語言本身就是真理。一個不能被說出來的東西，無論如何玄妙，都不能算是真理，因為我們的思維達不到它。在西方哲學家看來，哲學的任務，就是要把真理說得更清楚、更明白、更縝密，而不是拋棄語言本身。蘇格拉底的“對話”，在一定意義上就是教我們如何去說的方法。這也是西方人為什么難以理解“中國哲學”精髓的原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莊子
語言是手段，不是目的。當我們在探尋真理的時候，往往離不開語言的幫助，但是當我們得到或者接近真理的時候，也要適時地從語言中脫離出來，不要為語言所累。莊子講過一個“得魚忘筌”的故事：
古代一漁夫到河邊捕魚，他把竹器筌投進水里，全神貫注地觀看浮標，終于一條紅鰱魚上筌了。他十分高興，取下魚把筌拋在一邊，快步回家吹噓自己的功勞。妻子說這是筌的功勞，問他筌到哪里去了，漁夫這才想起忘記帶筌回家了。
筌，捕魚用的竹器。捕到了魚，忘掉了筌，比喻事情成功以后就忘了本來依靠的東西。這是在批評漁夫的粗心大意，然而莊子卻反其道而用之，認為這才是真智慧的境界。莊子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謂“知者不言”，并不是說那些智者都閉著嘴不說話，而是說他們其實已經“得意志言”；而“言者不知”，也并不是說那些夸夸其談的人都是傻子，而是說他們仍然在語言中還沒有抽身而出。既然如此，如何才能做到借助語言，而又不被語言所俘虜呢？莊子又舉了大鵬鳥的例子來說明：
北方的大海里有一條魚，它的名字叫做鯤。鯤的體積，真不知道大到幾千里！鯤化成鳥，就叫鵬。鵬的脊背，真不知道長到幾千里！當它如愿飛起的時候，展開的雙翅就像天邊的云。這只鵬鳥，隨著海上洶涌的波濤遷徙到南方的大海。南方的大海是個天然的大池。《齊諧》這本書上記載說，鵬鳥遷徙到南方的大海，翅膀拍擊水面激起水花，高達三千里，然后拍擊大翼，憑借旋風直上高空 九萬里。風聚積的力量不雄厚，它托負巨大的翅膀力量便不夠。聰明的鵬鳥為了可以輕松一點地托起自己龐大的身軀，便高飛至九萬里，這樣，呼嘯的狂風就在它的身下托著它，然后它便可以憑借風力飛行。一路上，鵬鳥遇到百般挫折，但它為了可以早點到達南海，不顧一切，飛了六月之久，方才停歇下來。
鯤鵬之大，到了一個難以描述的程度，應該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東西了吧，然而莊子認為不是，因為無論鯤鵬再大，它仍因“有所待”而不夠強大。也就是說，這只鳥即使再大，也要有所憑借。比如，它必須依賴海才能邀游，必須依賴空氣才能扶搖直上。只要有“所待”，能與外物相區別，它就是可以經驗的。盡管它很大，以至于我們只能以夸張的手法來言說它，但它仍然是可以言說的。比如，它畢竟生活在海中，沒有海大，它生活在天空下，不能充塞整個宇宙，仍然會受到外物的牽制，不是真正的“逍遙游”。真正的“逍遙游”是完整圓滿的，是不損不益、本來具足的，它“無待”“自在”，這也就是“道”的存在。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表達哲學的方式不是概念化的，而是隱喻式的。正因為此，中國文化形成了一個主“悟”的傳統，而沒有像西方那樣形成一個主“智”的傳統。中國哲學通常是用格言來表達的，內容在于形式之外，需要超越語言的領會。而西方哲學強調語言的承載性，甚至認為語言本身就是一種哲學。
醉翁之意不在酒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歐陽修
《論語·憲問》中曾記載著這樣一件事：說有一天，孔子向公明賈打聽公叔文子的為人。他說：“聽說公叔文子不說話，不笑，不拿東西，是這樣嗎？”公明賈回答說：“這完全是傳話人說錯了。”“夫子時然后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后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意思是說，公叔文子是該說時才說，所以人們不討厭他的話；高興時才笑，所以人們不討厭他的笑；該拿的才拿，所以人們不討厭他的取。孔子聽了很為贊賞地連連問：“真是這樣嗎？真是這樣嗎？”
公叔文子之所以得到了孔子的贊賞，在于他的言、笑、取，都合乎了“時中”原則。所謂“時中”，就是在合適的時間去做合適的事情，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而是要恰好落在那里。同樣一件事情，發生的時間點不同，性質和效果也大相徑庭。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也講過一個類似的故事。說是戰國時期，韓國（都城在今新鄭市）的國君韓昭侯非要修建一個高大的門樓。他的謀士屈宜臼奉勸他不要這么做，警告韓昭侯說：“如果你非要修建這么個高門，恐怕你等不到這個高樓修建完，你就要死了。為什么呢？因為時機不對。”
屈宜臼說，“國君在自己家修建一個高一點的門樓，搞得氣派一些，有錯嗎？沒有錯。可惜的是，當年我們國強民富的時候，你如果修建一個高樓，肯走一點問題都沒有；可是今天的情況就不一樣了，秦國去年剛剛攻占了我們的宜陽城，韓國元氣大傷，你在這個時候偏偏要修建高樓，就是大錯特錯了，勢必會使百姓離心，將士散德，韓國的敗落就不可避免了。”結果，韓昭侯沒有聽屈宜臼的勸告。而屈宜臼的預言也恰恰應驗了，高樓還沒有修好，韓昭侯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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