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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份，我開始撰寫《國際商務單證教程》一書初稿，其實，編寫這本書是有著一個大背景的，與當時全國的外貿形勢，也與我國現行的教課本編撰體制密不可分。

坦率地說，我1982年大學畢業后，分配到浙江省中國銀行工作，從進中國銀行第一天開始，一直到2002年6月30日離開中國銀行為止，從事的都是外貿銀行的“國際結算”業務。但是，我在大學里，其實沒有學過“國際結算”與“外貿單證”這二門課，從事這個行業是我進入中國銀行以后，慢慢在實踐中摸索的，加上銀行的一些短期培訓班，才由一個門外漢到所謂“單證專家”，這里邊有過一段漫長而曲折的過程。

改革開放初期的國際結算業務

雖然在中國銀行的短期培訓班里（時間是三個月），我也學過《國際結算》、《國際金融》之類的課程，記得當年擔任《國際結算》這門課主講的老師是天津財經學院的蘇宗祥先生。

八十年代時，全國大學所講的《國際結算》這門課的教課書就是由他主編的；教我們《國際金融》的老師是陶湘先生，也是八十年代赫赫有名講授國際金融的權威。

當年，我特地到天津的中國銀行培訓中心學習，聆聽過他們親自講的課。但是，上課講的內容多是一些書上的條條框框，可以說，只是學了一點理論知識，或者說，學了一些皮毛而已，真正能在工作中派用場的東西，還是在實踐業務中獲得的。

從他們的談話中，我知道，無論是蘇宗祥老師，還是陶湘先生，雖然當時可以稱得上“權威”了，其實，他們沒有真正做過銀行的國際結算工作（時全國只有中國銀行一家單位獲準從事國際結算業務，被稱為“外匯外貿專業銀行”）。雖然他們教出來的學生一個一個地成了中國銀行的業務骨干，可是他們本人卻沒有參與過真正的銀行國際業務。他們對中國銀行所處理的國際結算事務與一般人相同，也懷有幾分神秘尊崇的心態。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期，人們對于外貿工作，特別是銀行的國際業務…..一個與洋人打交道的地方，大家都懷有一種“抬頭仰望”的態度，仿佛認為這些人“了不起”，得先天之獨厚。

八、九十年代的“銀、貿關系”

就外貿公司而言，如果那家企業的產品被某家省級外貿公司相中，拿到廣交會去展示，無論是對這家企業而言，或者是這家企業所在的縣區來說，都是一件十分“榮耀”的事。更不用說，處在外貿公司“上級”的中國銀行了。

按照當時體制的劃分，“省級外貿公司”只是一個“處級”單位，而中國銀行卻是一個“正廳級”單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銀行雖然不是外貿公司的直接“上級單位”，卻高了一個級別。國人懷有強烈的“官本位”心態，所謂“官大一級嚇死人”，人們似乎總認為“上司”一定比下屬單位要高明一些。

因而，銀行的國際結算業務處在專業外貿公司之上，被認為是一個知識深奧、高遠莫測的工作，社會觀感與外貿公司工作人員的看法大體一致，對中行國際業務都懷有一種“敬仰”心理。在工作中，如果發生了意見分歧，一句話“中行的人是這么說的”，大家便啞口無言了。

處在外貿業務最底層次的是“外貿企業”（生產廠家），則又是專業外貿公司的下屬單位，按行政級別劃分，只是一個“科級”單位，或者“副科級單位”，按當時的話來說，人們對于這些企業（縣團級以下單位），還創造成了一個“股級”單位的名詞，也就是比“副科級”更低的部門。因而，企業在整條外貿出口鏈中位置更不用說了。它們有時根本就不知道，省級專業外貿公司收購了它們廠的產品以后，在洋人那里究竟賣的價錢是多少。

80年代中行的國際業務

其實，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銀行也沒有什么國際結算人才。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銀行總行由滬遷京，在當時的體制下，做國際結算工作的人員紛紛“下放”，分散到各地去了（計劃經濟體制下，銀行并不開辦“國際結算”業務）。

八十年代初，負責籌備杭州中國銀行國際業務部的張爾誠先生是“老中行”，他在解放以前就是中國銀行的“地下黨員”，不知他從那兒聽說，五十年代初，上海中國銀行遷京之前，有一位科員，叫楊天榆，文革后調在德清縣五金公司當副經理，做過國際業務。

于是，張先生就將楊天榆從德清調過來當副手，籌建中行國際業務部。

當時，國際業務部的另一個負責人，就是沈松君，70年大學畢業，學經濟的，后來成為浙江省中國銀行的行長。其實，沈雖然學的是“經濟”，但是對國際業務也一竅不通，實際工作多由楊天榆操作。

楊天榆調到中國銀行不久，有一次在小菜場買菜，偶然碰到了另一位老同事，也就是楊先生50年代初在上海中行工作時的老上司，安定一先生。

安先生其時已經從杭州橡膠廠會計崗位上退休，閑賦在家。楊先生就將安定一請到中行工作，以后，我在中國銀行工作的十多年間，具體業務多是由他指導的。

安先生一直在省行國際業務部工作，一直到88歲，實在不行了，才正式告老回家。

雖然，安先生對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浙江省中國銀行的早期發展卓有貢獻，但是，因為他是“退休返聘”，工友編制，楊天榆當副處長時，對他還關照，等楊天榆退下來后，安老師在中國銀行只是一名“臨時工”，中行職工所享受到的“福利待遇”，他只有領導“想到”時，才會給一點。不過，安老師雖然在中國銀行德高望重，備受我們這些業務人員的尊崇，但是他個人卻從不計較什么，始終任勞任怨，從不埋怨人們在生活待遇上“冷落”了他。

坦言之，我的第一本書《出口信用證拒付處理》中的案例分析，也是從他那兒得益菲淺的，即，在出口業務中，如果遭遇對方銀行拒付時，如何根據國際慣例與進口地銀行交涉。這些工作現在看起來簡單，但是在當時卻認為是一門“高深”的學問。

改革開放初期的外貿

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不論是作為“外貿外匯專業銀行”的中國銀行，還是杭州的各家省、市級外貿公司的工作人員，或者我們這些從正規大學里出來的新手，大家都沒有接觸過外貿工作，尤其是什么“信用證結算方式”、“托收結算辦法”以及價格條款等國際結算的基本知識，滿紙洋文，若霧里看花，仿佛那是一門神秘而深不可測的大學問，文件里盡是些大片、大片的英文；前來接洽業務的那些器宇軒昂、不會說中國話的洋商或外國銀行家，多讓人望而生敬。

當時人們的心態，就如同小時我到上海去，與鄰居家談起，上海普通市民對于在外灘從事洋務工作的人，大多懷有一種“敬畏”心態，仿佛覺得這些人“吃得開”，西裝領帶、洋裝畢挺，滿嘴英文，學問淵博，走在時代先列，仰慕、佩服之情溢于言表。

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對外貿的禁忌，那時人們對“洋務工作”談虎色變，不敢越雷池一步，造成的30年外貿禁涸及思想禁忌，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后，轉而又對外經貿工作無與倫比的尊崇，實在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可以說，當時從事“洋務”的人受到特別的尊敬，不比當年上海里弄大媽對于在外灘打工伙計的仰慕。

“理論與實務脫節”

另一個現實情況是，我們的大學教育內容與現實工作脫節，使得學校里學到的許多“理論”，在學生離開學校之后，根本“用不著”；有些課程，距離時代需求太遙遠了，學生只要拿到了畢業證書后，幾乎又全部“奉還”給了教師。

再說，從上世紀80年代到2003年那么漫長的20多年時間，外貿人才幾乎全部集中在中央、省、市級外貿公司手中，企業沒有“進出口經營權”，也就沒有必要擁有外貿人才了。再說，對于當時的大學生來說，都“大學畢業”了，也不屑于到“基層企業”去。

但是，現在情況變了，自從2000年初，我國向世界莊嚴承諾，5年以后，也就是到了2005年12月10日以后，我國的外貿“進出口權”全面開放了。

從理論上來說，在我國境內的企業均擁有了“外貿經營權”，既然企業有了外貿經營權，那么，就需要擁有具有這方面知識的專才。

而學校教育跟不上時代節拍，現實的情況是，對于外貿業務員、單證員的需求，就如同企業的會計、出納一樣必不可少，因而，外貿單證的培訓工作也就逐步應運而生了。

過去，在省、市級外貿公司一統天下的時候，狀況也是類同的，但是，當時各家省、市外貿企業都有一個“上級單位”，例如，浙江省輕工業品進出口公司，它的上級單位就是北京的“中國輕工業品進出口總公司”，一般在總公司都設有一個培訓部，由他們負責培訓。

當然，中國銀行也有“培訓學院”或培訓中心，負責培訓本系統下屬單位的工作人員。

隨著“外貿經營權”放開，外貿體制的改革，眾多國營、民營企業沒有了如過去省、市外貿公司那樣本系統干部的培訓機構，于是單證員的培訓也就特別令人關注了。

外經貿部文件

2003年上半年時，根據外經貿部文件規定，從2003年9月1日開始，經營性企業只要有5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注冊資金，流通性企業只要有1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注冊資金，經地方外貿局的批準，就可以從事對外貿易工作了；

到2005年12月10日以后，我國的對外貿易經營權全面開放。

換句話說，我國的“外貿經營權”正式開放，企業都可以從事外經貿工作了。

自此不會再局限在“省、市級專業外貿公司”了，外經貿工作，以后不會那么“神秘”了，不會再是省、市級專業外貿公司的“專利品”。外貿結算，將成為就如同一般企業的會計師、工程師、醫師一樣的普通職業了。

由此，越來越多的企業將直接從事進出口業務，而需要的外貿人才自然水漲船高。

當時出現的形勢，可以說，與我在中國銀行時提出的報告不謀而合，當時我的設想是，一方面，由中國銀行承擔對外貿企業業務員的培訓工作。因為只有中行才擁有大批懂得國際結算的專業人才；另一方面，中行可以通過“培訓”這個渠道，深入到新興的外向型企業，以培訓的方式，獲取外貿企業的人心，從獲得“進出口經營權”的新企業為起點，繼續保持中國銀行的外經貿行業的“主渠道”地位。

而今，這項原本應由中國銀行承擔的工作，現在卻讓“浙江省現代物流人才培訓中心”取而代之了，而我編寫的這本書《國際商務單證》則是它的物化體現。

“風水輪流轉”

或許應驗了一句“風水輪流轉”的老話，到了2003、2004年，企業面臨的情況，與我在1982年進入中國銀行時的情形大體相同，企業也是從頭開始學，學習外貿結算知識。

一方面，學生在學校里學的內容與實踐脫節；另一方面，“進出口權”下放以后，隨著中心城市的擴大，房地產價格的上升，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沿海各省，特別是“長三角”地區的多數企業正逐步轉移到各個縣城及以鄉鎮中去了，那里的企業更需要外貿人才。

現實的情況是，人們在學校中沒有學過單證，大學里不教，因為剛開放“外貿經營權”，企業也沒有人懂，因為還沒正式開始這項工作，實際上幾乎處于“真空狀態”。

在這樣的狀況下，外貿單證的培訓工作也就水到渠成了。可是，初時培訓中心教的內容卻是將大學的課本，照本宣講，與實際工作仍有一點差距。如何讓學員在短期的培養中，就能學到一些更實用的基本知識？拿來就可以用的實務本領呢？

實話說了，我在接手寫《國際商務單證》這本書的時候，就有一種夢想：八十年代初，我進入中國銀行的時候，國際結算理論，是從蘇宗祥先生那兒學的，結算實務，是從安定一先生那里學的。今日，我可以取而代之，采用蘇宗祥的理論，安定一的實務，兩者相輔相成的外貿結算業務教學方式，比他們又上一個層次。從而，加速“進出口權下放”以后，外貿結算工作的普及，令國際結算工作不再在人們心目中有“神秘化”的感覺，外貿結算，其實是一項與會計、醫師等職業相同的普通職業而已。

2000年初期企業的進出口業務面臨的狀況，如同我在80年初進入中國銀行時一模一樣，一般企業職工沒有學過國際結算實務，人們不知道那些復雜洋文后面的真正意義。“歷史驚人的相似與重覆”，如果我的這本書成功，那么，我希望取代當年蘇宗祥所做的工作，在上世紀８０年代，蘇宗祥面對的學生，僅僅只有中國銀行員工，而我所面對的學員，卻是全國外向型企業的工作人員，比他更面對的學生更要寬泛，意義也更為深遠。

在撰寫時，我常常想，以前的教課書是由蘇宗祥、陶湘這些人寫的，他們其實是沒有做過國際結算業務，而我已經從事二十余年的實務了。我寫的書，理應比他們更符合實際，更貼近工作，學生讀了我的這本書，通過短期的培訓，就可以從事這項工作了。

國際結算工作，與別的職業相同，一點也不深奧，一點也不神秘，并不需要只集中的“中央、省、市級專業外貿公司”的少數人手中，大家都可以接受，大家都可以做的工作。

學員經過二個多月的業余學習，通過單證員資格的考試，也就是可以正式“上崗”了。我想讓人知道，外貿的國際結算業務，所需要掌握的文件，其實一個粗通外語的人，經過培養，都可以從事的一項普通工作。

“一拍即合”

換言之，也就是通過二個月的短期培訓，就能“上崗”從事外貿工作了。

我與大學老師不同、我與編撰大學課本的教授也不同，他們是從學校到學校，在學校里畢業以后，就留在學校工作。換言之，就是從“理論”到“理論”，這些人對于所教的知識在實務中究竟有哪些用處，工作中會碰到哪些問題，幾乎一無所知。

現在想起來，我們國家的許多行業缺少的也正是這樣的人，既有實踐操作經驗，又有理論知識。可是，現實體制現狀卻約束了人們的流動，仿佛一個人大學畢業后從事教書，就必須教一輩子的書；如果到企業去從事實務，也就一輩子干這項工作了。

現實體制下，尚未建立一個實務與理論研究相互流動的機制，也令許多專業報章雜志充斥了許多不著邊際的“理論”，而對于實務工作無補。

我常常在想，我在報刊上撰寫的那些文字，多數是一些實務案例，分析理論上的得失，令書本知識與實務得到充分調和，讓從事外貿工作，或者從事國際結算業務的人知道，自己所從事的行業在現實處理方式，也就是一種理論與實際經驗成果的分享或傳播。

我在中國銀行從事外貿單證二十多年，在報刊上寫過大量外貿單證實務問題的文章，撰寫過《出口信用證拒付處理》，并且教過《國際貿易實務》之類的課程，從理論到實踐，早已滾瓜爛熟。我清楚地知道，現實大學教育的弱點部分，我覺得，由我編寫關于國際貿易單證的書最恰當不過了。

培訓中心主任鄭梁先生與我談起這個問題，他也有這樣的想法，而且，全國各地，特別是“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外向型企業風起云涌，培訓中心對于教課本量的需求非常迫切，不愁沒有銷路。

我與鄭先生一拍即合，由我執筆，撰寫《國際商務單證的理論與實務》一書初稿，他給我的時間是三個月內完稿。

初時，我不清楚未來課本的“深淺”程度如何，但是，有一點我堅信不疑，我寫的這本《國際商務單證理論與實務》的書，一定會比現行大學教的課本質量要好、更實用，更符合現實外貿企業的需求。當時這本書只是內部印刷，作為培訓中心的教材在上課時講解而已。

稿子寫完后，我得了一萬多元稿費，這次也是我首次靠“寫作”而獲得的較大酬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