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節 我的童年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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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清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初九日，即1907年7月18日在瀏陽北門外的黃家祠堂里出生的。在我出生的時候，我家田無一畝，房無一間，是個貧儒之家。在 我之后，又陸續有了兩個妹妹、六個弟弟，但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出生沒多久就夭折了。按照家譜里規定的輩分排列，我們這一輩人的名字里都有個“彰”字，給 我取名彰定，字淑儀。大弟彰傳，妹妹彰容，二弟彰任，三弟彰信，四弟彰健，五弟彰位。幾代單傳的黃家，到了我父母這一代，膝下竟然擁有二女五男，也可算是 門庭興旺了。
我是長女，父親因為是三十多歲才有女兒，所以對我寵如掌上明珠。雖然我出生于貧儒家庭，但雙親都沒有重男輕女的思想，父親連媽媽已經纏了的小腳都給解 放了，我自然更不會受纏足之苦。回憶我幼時在父母那兒所享受的寵愛，覺得我的童年生活是非常幸福的，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憂啊、愁啊和令人難過傷心的事。
大弟弟彰傳比我小三歲，兩年后又有了彰容妹妹。媽媽在家里辛勞勤儉地操持著家務，因為忙不過來，請了一位保姆，負責燒飯、洗衣，還在房后小園子里種些蔬菜，飲用水是另外再請人挑的，每天也要好幾擔。
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媽媽帶我和弟弟回娘家去探親的情景。外祖父家在瀏陽東鄉的鄉下，那時中農人家住的房子還不錯，有好多間，前面有一塊大空地，是用來 曬谷子的，庭院里養雞養鴨，還種了幾株桃樹、梨樹。鄉下的婦女不論老少，都還是纏小腳的，按舊習慣，到六七歲時就要開始纏腳，那是非常痛苦的。把兩只天然 的腳掌，硬要用一層層的布裹成“三寸金蓮”，腳掌、趾骨都要硬生生地被折斷，怎么會不痛苦呢？我到外婆家去的時候，看到比我大幾歲的姐姐們全都纏了小腳， 只有我不但沒有纏腳，還跟男孩子們一起跑來跑去自由地玩，她們看了都覺得很新奇。我媽媽就宣傳我爸爸說的婦女放足的好處，說男女應當平等，婦女首先要解除 纏腳之苦，這樣不但對自己的身體有好處，而且對婦女參加勞動生產也有好處，可以提高婦女在家庭中的經濟地位。我這個不纏小腳的女孩子，又愛唱歌，又愛讀 書，這些也都是鄉下姐妹們覺得我們這些“城里人”與她們不同的怪事，這也反映了當時城鄉差距之大吧。
因為我們難得到鄉下外婆家去一次，成了“稀客”，外祖母對我們分外熱情，鐘愛有加，天天給我們吃好菜，雞呀，魚呀，肉呀，都吃不完。我媽媽持家很節 省，我家只有初一、十五才吃葷，家里來了客人才殺雞，平常都只有素菜吃。我們瀏陽人把牛當做耕田的主要工具，鄉下是不許殺牛的，沒有牛肉可吃。只有在每年 春秋兩季，舉行祭祀孔夫子的大典時，把牛作為祭祀的主品，叫“太牢”（羊是“少牢”），才可以殺牛。我父親成了優貢之后，就有資格去參加祭孔典禮，祭孔完 畢，與祭者可以分到一份牛肉。這牛肉就成了十分稀罕之物，也成了舊社會“書香門第”的一種引為自豪的標志，不是一般人家可以享受得到的。但對這十分珍貴的 祭孔得的牛肉，我就是不能吃。我這個人有點奇怪，生下來就不吃牛肉，一吃就會嘔吐。這是從小形成的一個習慣，倒不是后來父親勸我信佛后才不吃牛肉的。在我 們返城回家的時候，外祖母還讓我們把喜歡吃的鄉下土產帶回家去，特別是我父親最喜歡吃的筍干和茄子、冬瓜、豇豆等新鮮蔬菜曬成的干菜。
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很快就篡奪了勝利果實，只是換了一塊中華民國的牌子，政治上仍然十分黑暗腐敗。這時父親的思想轉向信奉“實業救國 論”。父親在岳麓書院任主任教習兩年，院長乃督軍兼省長的譚延闿。父親向譚建議開采銻礦和興辦鐵路。興辦銻礦失敗后，父親受到排擠，憤而辭職。譚器重父親 才華，將他調入株萍鐵路任文牘科長。株萍鐵路局是三等局，科長每月的工資是六十塊銀元，那時候也算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了。父親每兩年才回家一次，每個月寄三 十塊錢回家。我家住在黃氏祠堂的公房里，不用付房錢。那時物價便宜，一擔（石）大米一百五十斤，只要三塊錢；保姆的工資也很低。媽媽空閑時還做些刺繡、剪 花等精巧的女紅，讓保姆拿到街上去賣，也有些收入補貼家用。由于媽媽勤儉持家，精打細算，每月還能有些積余。
從小我的記憶力就特別強。三四歲的時候，父親教我念唐詩，我很快就能背誦如流；上學后，老師在一堂課里教的書，我只要讀上兩三遍就能夠背誦了。媽媽出 嫁前沒有讀過書，婚后，我父親教她讀了“女四書”，她也能夠背誦；只是由于操持家務勞累，無暇練習寫字。我上小學的時候，父親離家外出工作，就由媽媽口 述，叫我替她給父親寫信，遇到不會寫的字，那就只好畫個圈圈代替。每次父親在回信里就把這些不會寫或是寫錯了的字，一一為我改正，還表揚我讀書寫字均認真 呢！在瀏陽，每年陰歷七月十五，要舉行追祭祖先的“燒包”（就是佛教的盂蘭盆會），要在紙袋上寫祖宗幾代的名字，進行祭拜后焚化。我在六七歲的時候就會照 著字樣描寫了。想起小時候在父母堂前問字之樂，至今回味，猶有余甘！
我三年級以前，在附近火官廟前的小學校上學，早晨去，中午回家吃飯，下午再去。后來進了西城迎佛寺內讀高小，離家有一段距離，就帶午飯在學校里吃。媽 媽很疼愛我，雖然家里經常只吃素菜，卻常在我的飯盒里放些很香的豆豉蒸臘肉，這可是我特別喜歡吃的。我上高小的這所小學是女校，名譽校長是譚嗣同的夫人， 她聘請了幾位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女教師，思想很進步，而且是決心終身不嫁的獨身主義者，以畢生致力于女子教育事業和爭取婦女的平等自由權利為榮。這些老師都 在我的腦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她們獻身于女子教育事業，很愛護學生，從來沒有像私塾先生那樣對學生進行打罵的。即使偶有同學犯了錯誤，也只是要求她 當眾承認錯誤，再罰她在課堂上筆直地站立五分鐘，這已經叫人夠難為情的了。這樣一種教育方法，使學生都養成了自覺用功和自尊自重的良好心理，也使學生們更 加敬愛老師。記得每次上課，班長都要喊：“起立，立正，鞠躬！”老師也向學生鞠躬還禮。這在當時是很新鮮的事情。小學時，我的國文、體操以及其他各科的成 績都很好，畢業時榮獲第一名。學校的工友把文憑送到我家里的時候，放了長長一串鞭炮。我媽媽當然很高興，給了工友一個紅包，自己家里也放起了鞭炮。這一來 又驚動了左鄰右舍，他們都說我高小畢業考了第一名，就好比是科舉時代中了秀才，紛紛前來我家祝賀。鄰居們前來道喜，都給我家送一掛小鞭炮以示祝賀；媽媽則 做了三席酒菜款待賀喜的鄉鄰們。這也說明那時我們這女子學校的第一批畢業生非常榮幸，是受到鄰里們尊重的。
我十一歲那年小學畢業，正逢南北兩派軍閥在湖南混戰，湘軍趙恒惕部趕走了北軍張敬堯部。張敬堯部下的士兵非常之壞，奸淫擄掠無惡不作，老百姓對他們又 恨又怕。當聽說張敬堯的潰兵要路過瀏陽北逃時，家家戶戶扶老攜幼逃到鄉下去避難。我曾祖母娘家有一周姓親戚，住在南市對河的唐家洲，不在潰兵將要經過的大 路上，媽媽就帶全家人到周家去避難。周家是戶半漁半農的中農人家，因為靠近河邊，平時就撈些魚蝦，靠水吃水，同時也種些糧食、蔬菜，自家有房子，生活能自 給有余，是一戶非常忠厚的人家，對前去投親避難的我們一家人，給予非常熱情的接待。到了晚間，忽然聽說有一些零星的張敬堯部潰兵可能會向這里流竄，我們只 好跟著周家人連夜出走，躲在一個小山的后面。那時媽媽的奶水不足，為了怕三弟因饑餓啼哭，驚動潰兵尋聲而來，我只好嚼了一點奶糕喂三弟。那天晚上緊張逃難 的經歷，以及聽到人們所談的軍閥士兵魚肉百姓無惡不作的暴行，使我那小小的心靈中，對這個社會里壓迫剝削人民的反動軍閥勢力有了模糊的認識，并萌發了將來 長大后定要堅決反對和鏟除軍閥惡勢力的抗暴意識。
那場逃難，總算有驚無險地平安過去，我們在辭謝了周家親戚后，很快回到家里。媽媽平時勤儉持家，好不容易才積蓄了兩百塊銀元，逃難離家前，匆匆忙忙地 把銀元裝在陶瓷壇子里，埋放在家里養雞的雞籠底下。回家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趕緊去查看埋在雞籠下的壇子，直到看見所藏的銀元仍原樣未動，才放下心。 因為這番經歷，我家對周家親戚是很感激的，逢年過節，我祖父總要到周家去拜年送禮。他們家有人上門到我家來，我祖父和爸爸媽媽對他們都很恭敬，熱情相待， 大家相互間的感情一直都很好。躲潰兵的事過后不久，湖南水災泛濫，這時已在武昌粵漢鐵路局工作的父親就派了人來，接我們全家人到武昌徐家棚粵漢鐵路的公寓 居住。祖父年老戀鄉，不肯離開瀏陽，暫時留在老家；其他人就此告別了美麗可愛的故鄉瀏陽。
粵漢鐵路局要修建從武昌到長沙間的鐵路，在路局任督辦的詹天佑，就將我父親調到設在武昌徐家棚的粵漢鐵路局來工作。詹天佑是中國最早的鐵路工程專家， 他曾主持修建我國自建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今京包線北京至張家口段），在修建八達嶺坡線中，他因地制宜運用“人”字形線路，減少工程數量，并利用 “豎井施工法”開挖隧道，縮短了工期，至今在那里還有紀念他的銅像。父親在株萍鐵路局時工作就很出色，曾起草了鐵路管理的規章制度和人事獎懲制度，這些規 章制度由粵漢鐵路局局長顏德慶和詹天佑報送到交通部，獲批準后在全國執行了幾十年。父親還寫了一個《全國鐵路建設意見書》，并由此獲得交通部頒發的五百塊 錢的獎金和一枚“文虎獎章”。但后來由于連年軍閥混戰，這個意見書的許多計劃都無法實現。詹天佑很欣賞父親的才干，就把他提升到粵漢鐵路局來當文牘課長。 粵漢鐵路局是一等大局，父親的工資也從每月六十元增加到一百二十元。他在鐵路局前后共工作了十八年，工資從六十元起步，最后增長到一百八十元。當時鐵路局 職工的工資和福利待遇和銀行一樣，比其他部門要優厚得多，除了工資高外，年終還要發獎金，所以在社會上該局的工作被叫做“金飯碗”。我家由貧儒而變為小康 之家，全賴父親工資增加與母親勤儉節約。父親的“實業救國”思想，是當時很多中國知識分子愛國熱情的一種表現。父親在工作崗位上作出了很大貢獻，但是舊中 國的社會條件并不能使他的才華得到充分的施展，他的“實業救國”理想自然也無法實現。父親后半生成為鐵路員工，終身是筆耕墨耘的腦力勞動的開明愛國人士。
我家在武昌一住就是十幾年，先住在粵漢鐵路公寓五十號，后遷至十二號。我除了1919年上半年到長沙周南女校去讀過半年書外，也一直住在武昌，到 1927年才離開，算是住得比較長的一個地方。我很善于學各地的方言，特別是小時候，學起來很快，很容易。到長沙學會了長沙話，到武昌又很快學會了講湖北 話。粵漢鐵路局徐家棚的宿舍區里，住著好些赴美留學回國的職員，原籍各不相同，我又向這些鄰居們學會了上海話、蘇州話和廣東話。媽媽始終不善于學方言，與 鄰居們打交道，因為語言不通，每次都要我在旁邊替她做翻譯。我講的各地方言雖然也不很標準，但后來參加革命，去的地方很多，能懂多種南北方言，這點本事對 聯系工作倒是很方便、很有利的。在這些與父親同事的鄰居中，有一位姓蕭的車務處長，也是回國的留學生，他和詹天佑、顏德慶都是與我父親友誼很深的好朋友。 他有七個女兒，都很聰明，受過很好的教育。其中一位比我小十來歲的叫蕭淑芳，后來成為著名畫家吳作人的夫人。她自己也是位名畫家，但是因為那時她的年齡還 小，我們彼此都沒有留下太深的印象。
父親在粵漢鐵路局任職期間，雖然還不能充分發揮他的所長，但工作是很穩定的。他每天去上班，原先是坐鐵道上用人力推動的“搖車”，后來自己買了一輛人 力車（私家用的叫“包車”）。恰好我的一位表兄潘炳文到粵漢鐵路局來找工作，一時尚未就業，就由他拉車送父親去鐵路局，還負責給父親送午飯。后來父親就把 他介紹進粵漢鐵路局去工作了。那時家里還請了位保姆，主要是做些洗衣、清掃等家庭雜務；至于燒菜則由媽媽親自下廚掌勺，因為她的烹調手藝非常好。曾在我們 家里幫忙干過活的幾位雇工，為人都很樸實，爸爸媽媽待他們也都很親切關心，雖然是雇傭關系，但日常相待親如家人一般，幾乎沒有什么主仆之分。
我們遷居武昌一年以后，潘炳文表哥回瀏陽把祖父也接來了，一家人團聚，共敘天倫之樂。祖父七十八歲去世，那時我已十七歲了，印象很深。祖父精于醫卜星 象之學，他常說要傳授給我，但因為我已經接受了新思想，認為那些東西都是迷信，我不要學，他也沒有勉強。祖父逝世前早已給自己算過命，他把我叫到床前說： “你是我的長孫女，我最喜歡你，你是生不愿來，死不愿去（因為媽媽生我時三天三夜都生不下來，所以祖父說我‘生不愿來’；‘死不愿去’就是說我一定會長 壽）。但你的一生很坎坷，不過晚年卻會很幸福。你媽媽現在懷孕，不能料理我的后事，那就只能讓你這個長孫女來幫助料理我的身后之事了。”我把祖父的吩咐告 訴了父親，父親說，只能遵命了。他把祖父臨終前所要換的衣服等東西都交由我來管理，并叫表哥他們也都來幫忙。我坐在祖父身邊，一點也不害怕。父親也沒有去 睡，大家都含著淚陪著祖父，祖父自己也含淚不語。父親點了香，默念觀世音菩薩的《心經》和《往生咒》，按祖父的說法，這都比哭好。祖父臨終前，令我獻他三 杯起身酒，就這樣送走了他老人家。追念當年祖父對我的祝福，正如他所預言的一樣，我一生經歷無數風雨坎坷，現在已經活到九十多歲，也算是長壽了。
祖父五十多歲即因念念不忘祖母的深情賢德而守義未續娶。他與人為善，從不宣傳自己。唯一的嗜好是杯中物，自號酒仙。父親性孝，為之準備五十斤一壇的黃 酒，無須菜肴佳饌，隨時隨興，自由自在、自得其樂地取飲。他說，暴飲、豪飲傷胃，亦會失去對好酒的品鑒力，微醺最佳。酒可助興，借酒澆愁愁更愁，是名士派 的自苦。父親欣賞永不消沉的太白遺風，并具有樂天平淡的胸懷；我亦深喜吟誦李白的《將進酒》，一生應酬亦未大醉過，從未失儀，能處逆境雖苦亦樂，可能都是 來自祖父的遺傳。對他老人家慈祥的音容，至今猶存懷念之思。
父親工余嗜好吟詠，與當時名儒樊樊山、易實甫、袁煉人等時有唱和，發表在交通部主辦的《扶輪》月刊上。又按音韻手輯歷代名詞，數易其稿，定名為《詞林 韻準》。我記得小時候還幫他抄寫過，但最后定稿全是父親自己的手筆，足見父親治學的認真與辛勞。在多年的戰火中，多虧母親和四弟多方保護父親的手稿。三弟 發達后，由他出資，四弟、五弟參與整理，先在臺灣出版；我平反后，又由中華書局再版，并贈送給國內有中文系的著名大學圖書館，作為愛好古典音韻、詩詞者的 參考書。五弟回瀏陽時，將此書獻給故鄉，置于譚先烈故居大夫第，既珍惜上代友誼，亦希望后人繼承傳統，日益興旺發達。
在父親身邊，耳濡目染，培養了我對詩詞的愛好。但父親并未對我講解詩詞入門的基礎知識，他說即使如朱淑真、李清照這樣的一代女詞人，也只是用詩詞記述 其紅顏薄命的凄涼。他鼓勵我讀史，讀《列女傳》。他對秋瑾先烈非常崇敬，是支持我走向革命的一位開明的父親。我在家時，忙于補習功課，還要輔導弟妹，無暇 問津詩詞。后來得以拜俞陛云（階青）老師、冒廣生（鶴亭）老師為師，才學習了詩詞的入門基礎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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