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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7月14日，希儼和我登上了由武昌開往九江的輪船。我們倆都化了裝，希儼穿上了長衫馬褂，像個紳士或商人；我梳了個巴巴頭，裝扮成一個家庭婦女。同船而行的還有教導團的幾個干部，還帶了一些文件。上船前，組織上特地關照過，在船上遇到熟人，互相都不準打招呼，裝作不認識的陌生人樣子。
　　
　　在船上，我們曾發現有些不三不四的人似乎對我們很注意。希儼的警惕性很高，就對我說：“下船后，不要直接去南昌，我們到廬山去‘玩’吧。”于是就設法秘密通知同行的人，讓他們下船后不要和我們同行，趕快先去南昌報到。船到九江后，南昌有人來接，我們悄悄地告知來人，恐怕有壞人在盯梢，要想法子甩掉他們，所以我倆就先上廬山去了。
　　
　　我們在廬山云中天飯店住了幾天，經過觀察，沒有發現可疑人物，就趕緊下山，奔赴南昌，按預先的約定去江西大旅社報到。首先見到的就是陳潭秋同志。他對我們說：“你們來得正好。”他將黨中央決定發動南昌起義的情況告訴了我們，不過沒有講具體的日期。他還傳達了中央的決定：由陳潭秋擔任地下的江西省委書記，宛希儼任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我和陳潭秋的夫人徐虔直任省委的秘書，徐管內勤，負責人事、文件檔案和財務開支；我管外勤，接待上面來自中央、下面來自各地的交通員，并兼省委的機要交通員。因為要從事長期隱蔽的秘密地下工作，組織上吩咐我們四個人在南昌不要公開露面，不參與武裝起義的有關準備活動①。我們就按照中央的決定開始籌備建立地下省委的工作。從婦女部長到省委秘書，從轟轟烈烈的公開的群眾運動到充滿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我的生活發生了歷史性的、飛躍性的轉變。
　　
　　我們開始籌備建立地下江西省委的工作。南昌城里有對姓徐的老夫婦，開了一爿醬園店，子女都是我們的黨團員，我們就把省委機關建立在這家醬園店內。醬園店前面是店鋪，中間是二老住的房屋，后面是放曬醬缸的院子，都是他們自己家的房子，像北京的小四合院一樣。雖說店面不是很大，也具有中等的規模。潭秋和希儼分別化名為徐國棟、徐國梁，算是兩老的侄兒，但因為兩人的年齡和相貌相差很大，所以就以堂兄弟相稱，身份都是徐家的合股人，即“股東老板”。陳潭秋留了小胡子，手里拿著個水煙筒，儼然像一個從鄉下逃難來的小地主。我和徐虔直都是家庭婦女的打扮。那時我已懷孕了，但是并沒有雇用保姆，除了由徐老太幫我們燒飯以外，洗衣服和清潔衛生等各種家庭婦女所必須做的事，都是我們兩人自己動手做的。從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高潮，到長期隱蔽的秘密地下工作，我們的工作方式完全改變了，需要有一個適應過程。
　　
　　我梳了個巴巴頭，一身家庭婦女的打扮，過去又沒有在南昌城里的公眾場合中露過面，再加上挺著個大肚子，不大會引起敵人的注意與懷疑。我的具體工作任務之一，就是要與共青團江西省委保持經常的聯系。最早跟我聯系的團省委書記叫“王麻子”，名字不記得了；團省委秘書長是饒漱石；還有一位同志叫曹策。我和他們約好在南昌的一個公園里每星期見一次面，黨中央有什么文件要傳達或各地有什么重要情況向中央匯報，都是在見面時轉遞的。凡是中央發來的文件，我們都要再重寫一份，一份留在省委，一份轉發給團省委。抄寫秘密文件的方式方法，我就是在那時學會的。據說十月革命前的俄國，列寧在獄中對外秘密通信，是用牛奶當墨水書寫在紙上的，干了以后一點也看不出來，收到信的同志只要把紙在火上一烤，字跡就會顯露出來。在我們中國，多采用的是米湯水，用寫小字的毛筆，蘸了寫在線裝書的紙背面。看文件的人用碘酒在上面一涂，淀粉和碘起化學作用，字跡就顯露出來了。米湯水不能太濃，太濃了寫在反面就會在正面滲出痕跡來。毛筆也不能太粗，太粗了寫在背面也會在正面看得出來。寫好后再把書重新裝訂好，壓平。此外，還要看文件的長短和帶文件的交通員打扮的身份，靈活決定如何寫。記得有一次要把文件送到上海去，交通員的打扮比較“洋”氣，我們就不能將文件密寫在線裝書里，那樣與他打扮的身份不符，容易引起別人懷疑。于是，就改為寫在《圣經》里面，但《圣經》很厚，拆開后很難重新裝訂恢復原貌，只好用鋼筆蘸米湯水寫在字縫里，字就寫得更細小了。本來我是不戴眼鏡的，但是在那樣的情況下，由于經常晚上埋頭在煤油燈下抄寫文件，所以變成了近視眼，所幸度數不是很深。
　　
　　做交通工作的人，最要緊的是記憶力必須非常好，告訴你某人住在哪里，姓甚名誰，身材長相有什么特征，接頭暗號是什么，都要牢牢地記在腦子里。交通員還必須十分機警，隨時隨地都要注意周圍的情況，一旦發現情況有異，就要設法靈活應變。比如我去接頭，出門和回來都要留心身前身后的情況，出去前先要張望一下外面有沒有不三不四的人；回來時先要在鄰近的小店里買點東西，看看四周有沒有跟蹤盯梢的人。去接頭的地點，如果很近，就步行去；如果很遠，就坐黃包車，回來不能停在機關門口，要在距離稍遠處下車，觀察一下附近沒有人注意或跟蹤自己后，才能返回機關。地下工作的紀律規定，我們四個人所住的省委機關是絕對不許接待外人、不許暴露的。任何從外地來的人要接頭，都不能直接到省委機關來。我和外地來的交通員接頭，都是事先指定在某家旅館里見面。在這些旅館里，總會有一位茶房或工友是我們地下黨的同志。到了那里先找那個同志，用固定的接頭方式對上暗號，然后才能見面聯系。那時對贛西南、井岡山、贛東北來的人都有不同的固定接頭方式。我們還有一只地下交通船，在贛江上航行，固定每半個月接一次頭。但行船的時刻不像火車、飛機那樣準確，有一段時間，只能事先預定大約在三天之內到達。在這三天之內，我就必須天天到江邊的碼頭附近去徘徊。外表上要裝作輕松自在地遠眺江景，實際上卻很緊張地時刻在江面上搜索那只交通船的蹤影。交通員工作非但相當辛苦，還相當危險，若有意外情況全靠自己臨時隨機應變。記得有一次，我到一個指定的交通站去接頭。這個交通站設在一個弄堂口的過街樓上，在弄堂口就可以看見交通站的窗戶。按原先的約定，窗口必須擺一盆花，如果窗口沒有這盆花，就表示那里已出了問題。我是下午去的，天還沒有黑，不但看見窗口沒有盆花，而且房間里開著電燈。我覺得不妙，不敢貿然闖進去，就到隔壁弄堂里去打聽。正好遇見在醫院里的一位護士，是熟人，她一見面就對我說：“哎呀，昨天我們可嚇死了，來了很多軍警，把隔壁樓上一個人抓走了……”我裝作若無其事地與她閑扯了幾句話，到公園里去兜了一圈，然后坐人力車回家，并馬上向陳潭秋同志報告。潭秋同志說我做得好，應該這樣機警才能確保安全，避免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