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節 轉入地下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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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很清楚，陳潭秋主持江西省委工作的時候，省委發的第一份文件，是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第二份文件是黨中央在漢口召開八七會議通過的《告全黨 黨員書》和其他決議案；第三份文件是黨中央政治局接受共產國際的批評，通告批評以瞿秋白同志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后兩份都是轉發中央下達的文 件。1927年11月召開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后，“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在一段時間內在全黨取得支配地位，確定了實行全國武裝暴動的總策略。此段時 間，凡在一些革命力量十分薄弱而敵人擁有強大武力的地區，不顧一切的蠻干、盲目舉行的武裝暴動，大多很快就被鎮壓下去，使大革命失敗后保存下來的有限的革 命力量進一步蒙受重大損失。這些文件分析了大革命失敗后中國的革命處于低潮，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同時要求我們扎扎實實地做好 白區的地下工作和工會工作。
早在南昌起義前，我們黨已經估計南昌城是守不住的，因此起義勝利后沒有幾天，起義部隊就根據中央的預定計劃迅速撤離了南昌。部隊轉移后，我們留在南昌 的地下江西省委工作非常緊張，也是非常危險的。敵人封鎖了四面的城門，在城內進行了一個星期的大搜捕，看到行跡可疑的人就抓走。陳潭秋同志非常沉著，善于 應變，他見我年輕，又懷了孕，怕敵人搜查問話時我會臉紅心慌露出破綻，就教我只管低著頭，不要看軍警，裝作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當一回事的鎮靜樣子。低 著頭干什么呢？可以擦擦煤油燈罩上的灰塵，掃地，或是做縫紉活，買些布料，給將要出生的孩子做小衣小褲或尿布。軍警來時，我只要低著頭干活不出聲，由他一 人來應付。陳潭秋同志的身份是店里的股東老板，遇到敵人向他查問店里的賬目和資本情況，他都能對答如流，一副小老板的模樣。搜查的軍警還要進入住房內，到 處查看有無可疑形跡。畢竟是正規軍警，不像那些打了敗仗潰退的士兵到處搶劫、調戲婦女，什么壞事都敢干。但他們盤問人時卻很認真，你必須十分鎮定，從容對 答，否則一慌張，或回答時顛三倒四，就會引起懷疑。
閑暇時，潭秋同志給我們講了許多他的革命活動和經歷，如在共青團安源地委任委員長時的工作經驗、他所熟悉的黨中央領導人的事跡，特別是對周恩來同志所 表示的崇敬之情、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揭露和批評、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許多動人的歷史故事，等等。他知道我喜歡看《三國演義》，還說笑話：《三國演 義》上寫劉備為了避免引起曹操的懷疑，在園子里種菜，韜光養晦。我們現在與徐老先生合伙開店，以小工商業主的偽裝來掩護自己地下革命活動的真相，不就像當 年種菜的劉備嗎？從這些閑談中，我們向他學了很多知識。1927年11月11日，我轉為中共正式黨員，潭秋同志還寫了一篇稿子，表揚鼓勵我，說我一點都沒 有小姐架子，而且很快就適應了地下工作的新環境，言行舉止都沒有讓人發覺有什么不適當的地方。可能正是這個鑒定，成為一年后調我到中央工作的淵源吧！
1928年1月間，希儼接到中央的調令，立即到贛西南地區去兼任特委書記，領導當地農民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吳德峰同志與他同行。希儼本是一介書 生，只會拿筆桿子，文章寫得很漂亮。如今要他投筆從戎，去做領導農民和軍隊的工作，雖然他完全是外行，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只有無條件地服從中央的命令。 當時我已分娩，生下杰兒只有三天，自然不能隨他一起走。在南昌醫院依依惜別之際，他低聲囑咐我：“如果到那邊工作開展順利，到時候就會派人來接你和孩子一 起去團聚；如果萬一有不測，就通過你的父母再轉告我的父母，把孩子接回黃梅老家去撫養，長大了好繼續革命。我們是革命的伴侶，黨叫做啥就做啥，千萬保 重。”我只是含淚低頭聽他的惜別叮嚀。我把他所囑咐的話牢記心頭，繼續留在省委地下機關安心工作，同時又冀盼早日能再與他團聚。
七個月后，令人難過的消息接踵而至。先是陳潭秋夫婦奉中央之命，要調到上海的中央組織部工作；不久饒漱石又告訴我希儼已經壯烈犧牲的噩耗。他說：“潭 秋同志隱瞞希儼已經犧牲的消息是不太對的……”我猛然間聽到這樣的話，簡直驚呆了，什么話都說不出來，強忍悲傷回來問潭秋和虔直同志，他們這才對我說出實 情：1928年5月間，希儼率農民武裝攻打萬安縣城時，不幸壯烈犧牲。雖然他們早已得知，但考慮到我產后多病，身體不好，怕我一下子承受不了這一巨大打 擊，便決定暫時隱瞞，不讓我知道，想找適當的時候再告訴我。如今中央下令要調他倆去上海工作，正想在分別前對我說明真相。我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雖然早就 明白要奮斗就會有犧牲的道理，并且也有思想準備，但事情突然臨到自己頭上的時候，怎能承受？我既為敬佩的良師益友和親密的革命伴侶希儼的犧牲無限悲哀，又 舍不得一直像大哥哥、大姐姐一般對我熱情輔導、愛護備至的潭秋夫婦的調走，真正是生離死別，悲慟不已。但在當時地下工作的環境里，是不能公開為希儼設立靈 位、放聲地哀號痛哭的，只能在深夜里獨自默默飲泣，點點熱淚滴在還渾然不知自己已永遠失去了父親的遺孤身上。
潭秋夫婦是知悉希儼臨別前對我的囑咐的，安慰我說：“我們立志入黨，就要為黨犧牲一切。希儼同志已經實踐了他的誓言。我們后死者的責任是要揩干血跡和 眼淚，站起來繼續戰斗。你們雖是親密的革命伴侶，但如今應該節哀，你絕不能過于悲傷，損壞了自己的身體，一定要化悲痛為力量，振作精神，實現希儼的遺愿， 一切服從組織的安排。現在孩子還沒有滿周歲，待他斷了奶后，慢慢設法讓你的父母來接孩子回去，再轉交給黃梅宛家，使孩子在祖父母的撫養下平安地成長，你也 可以無后顧之憂地繼續為黨工作……”
我只得含淚忍悲地跟潭秋、虔直夫婦依依惜別。我在他們的直接領導和關懷下工作，雖然只有一年，他們卻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難忘的親切而深刻的印象。萬萬沒有想到，南昌一別以后，就再也沒有見過他倆了。
希儼犧牲時剛滿二十六歲，這是我生平遭受到的最嚴重的打擊，在我的心底留下了永遠難以平復的創傷。這么一個年輕充滿活力的生命從此消失了，他的音容笑 貌和往日對我的關愛與幫助，時時在我的心頭涌現。我只有忍痛節哀，更加發憤地努力工作和學習，以在革命實踐中的奉獻繼續完成他未竟的事業，來報答他對我的 恩情，告慰他的在天之靈。
我繼續留在江西省委機關堅持工作，直到1928年12月接到黨中央的調令，離開南昌去上海工作。這時孩子已可以斷奶了，我就遵照希儼的遺囑，給家中父 母寫了一封信，說自己要到上海去繼續升學進修，但身邊帶著個剛斷奶的孩子不太方便，家里是不是可以來人把孩子接走，送回他父親的老家，給他的祖父母撫養。 母親接到信后，帶了二弟黃仲伊（彰任）如約前來九江相見（因為我已經買好了由九江去上海的船票）。那天正值歲暮嚴寒，風雪交加，三代人相抱而泣，難舍難 分。此情此景，又怎能忘！在這一年中，我的乳水溶著淚水哺育著杰兒，年幼的孩子并不知道生父已為革命犧牲了，生母又服從組織安排即將離開自己走上征途。我 卻知道此番一別，天各一方，心中自然悲痛萬分。但是，為所有的孩子謀求未來的幸福是革命人的職責。我含淚安慰母親，相信定有革命勝利母子重逢的一天。媽媽 也寬慰我，黃宛兩家一定會善待希儼的骨血，叫我不必牽掛。
我和母親、孩子三人難舍難分之際，二弟悄悄地在我耳邊說，他已加入了共青團，但怕父母擔憂，沒讓他們知道。我聽了不禁破涕為笑，對二弟慰勉有加。母親 和二弟交給我個牛皮紙大信封，上面寫著“面致蚌埠警備司令唐蟒賢契親啟”字樣。唐蟒乃唐才常烈士長子，他和弟弟唐有壬均為我父親的學生，父親的學生們對他 都很尊敬。信的內容很簡單：小女淑儀（彰定）去上海求學，一切請予照顧……母親告訴我：“這封信你帶在身邊以防不測，萬一半路上遇到軍警檢查，或有什么阻 礙，你可以拿出來，證明自己的身份不凡，就能平安通過。”弟弟的智慧，父親的慈愛，為我設計周全，永志難忘。所喜一路平安，這封信在路上并沒有派上用場， 但使我懂得可以利用進步的上層關系或社會關系，對我們黨在白區的地下工作作掩護。后來我們做地下交通工作的人，常使用這種方法，在自己的行李內放一封寫給 跟自己家庭多少有點關系的國民黨高級官員或將領的信，遇到檢查或被懷疑的時候，拿出來就可以成為脫身的“通行證”。
日后從家信中得知，我父母和弟妹們都非常喜歡這個孩子，連他的名字也是我父親取的：宛昌杰。這是紀念他誕生于八一起義的英雄城市南昌。孩子在黃家住了 半年多時間，由其祖父宛瑤峰親自到武漢，把孫子接回家鄉撫養。臨別時我父親還用紅紙清清楚楚地寫上孩子的生庚“八字”交給他的祖父，并祝福他平安長大，早 日母子重逢。
就這樣，我忠實地執行了希儼的遺囑，把孩子交給兩家的老人悉心照顧撫養，使他能在平安的環境中健康地成長；而我自己也再無后顧之憂，忍痛別親人，毅然 踏上新的征程，迎接更艱辛的戰斗。一直到全國革命勝利后，才骨肉團聚。不久，又因受審查再次長期被隔離，平反后在加深理解的基礎上，實現了新的團圓。與希 儼在大革命時代有深厚的革命情誼的章蘊大姐、袁溥之大姐見到昌杰，均深喜故人有子。說我們歷盡艱難曲折，血親不斷，是黨性、天性和政策性的統一。我想，這 也是我奇姻、善因結善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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