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節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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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他的執念里沒什么性方面的因素。”我回答道。
“那么有可能是恐丑癥的一種，患者會認為自己或身體的某個部分奇丑無比，盡管看起來很正常。”
“這聽起來更接近他的情況，”我說道，“但我不認為他覺得自己的手很丑，他只是覺得它不應該存在，似乎只有去掉它才正常。”
恐丑癥最早見于一位意大利精神科醫師恩里克·莫西里在1886年的描述，我們今天稱之為“身體畸形恐懼癥”（英文簡稱BDD），這類患者會尋求身體上的改造來修正他們臆想中的軀體缺陷，情況和強迫癥有點類似，患者常同時患上這兩種病癥。有時這類患者會沉溺于整容手術，結果往往可能越整越奇怪，但通常不會給自身帶來即時的危險，除非癥狀非常嚴重。
肯尼雖然有部分類似的癥狀，但實際上他的情況相當罕見，我們今天稱之為“身體完整認同障礙”（英文簡稱BIID）。BIID患者認為他們的身體與他們想象中的不一致，他們可能并不覺得自己不想要的那部分肢體丑陋，但就是不想要它們。他們常渴望截肢但同時又為這種想法感到可恥，因而總是避而不談。他們并非有自殺傾向，只是想去掉這部分肢體，因此他們會尋找外科醫生進行非必需的截肢。有時BIID患者會嚴重傷害他們不想要的那部分肢體以致需要截肢。在一個被報道的案例中，一個男人給車子裝備了手動控制裝置后，將腳放入干冰中冰凍至無法挽回，然后冷靜地開車上醫院，于是他的腳不得不截肢。
對于大多數BIID患者，他們的自殘愿望始于童年或青春期，一些專家認為這種情況是由于大腦疾病破壞了身體的完整印象引起的，但確切的原因尚未確定。治療手段包括心理治療和藥物治療，雖然患者仍會有截肢的想法，但可以幫他們提高生活質量，并想辦法讓他們想舍棄的那部分肢體發揮作用。抗抑郁藥物可以減輕他們的強迫思維，同時，治療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幫患者向周圍支持他的人傾訴秘密。
我正走在醫院門診大樓之間，遠遠看見尼爾·庫柏，于是叫他：“尼爾！”他沒有回頭，我緊跟上去繼續喊：“庫柏醫生！”
他的腳步慢了下來并喊了起來：“我的上帝！我不是聾子好嗎？誰給我叫個精神科醫師來，馬上！”
我追上庫柏并告訴他肯尼·米勒的最新情況。
“說實話，蓋瑞，這情況挺有趣的，你覺得一個人在什么情況下才沒有資格進行非必需的手術？很多人不喜歡自己的外表，于是他們可能換發型、做鼻子整形或面部整形。怎樣才能稱之為瘋狂？”
“但你不得不承認，尼爾，想截肢就有點過分了。”
“也許吧，但界限在哪里呢？設定一個做鼻子次數的限制？不可能吧。整形醫師經常在身體同一個部位上做多次手術。你會不會說某個人做了5次眼部整形就是犯罪？”
“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這家伙要求的話，你會幫他做這個非必需的手術？”
“這得看情況了。”尼爾說道。
“看什么情況？”我問道。
“看他買的醫療保險好不好唄。我得走了，一會兒見。”
我繼續向林德曼心理健康中心走去。林德曼是一個封閉的住院機構，隸屬于哈佛醫學院麻省綜合醫院，采用了現代混凝土結構，外觀上更像一個藝術展館，內部卻充斥著典型精神科病房的感覺、味道和緊張感。
大衛·凱勒醫生辦公室的門開著，他正在辦公桌前忙碌，桌上雜亂地堆滿了報告、文件和書。凱勒是和我同年級的住院醫師，有著迷人的幽默感，卻為人低調。他計劃完成住院醫師實習之后成為一位心理分析學家，因而不放過任何一個進行分析性解釋的機會。
“大衛，”我開口道，“我真欣賞你‘整理’這個亂七八糟的辦公室的方式。”
他抬起頭笑道：“過獎了，斯莫爾醫生，你無法想象我是怎么把這里整得‘井井有條’的吧？”
“話說，我那位肯尼·米勒怎么樣了？”我問道。
“他是個讓人著迷的病例，你對他作出‘身體畸形恐懼癥’的診斷是正確的。就我觀察，他控制得還不錯。”
“我送他進來這里的時候他相當抗拒，”我說道，“你覺得他還存在自斷手臂的危險嗎？”
“事實上，他說他截肢的想法已經減輕了，”大衛說道，“我給他開了氯米帕明，用了還不到一周，但我認為藥物已經開始減輕他的強迫性思維，他會有點頭暈，但我覺得他應該還可以忍受。”
Anafranil——氯米帕明的商標名，是一種三環抗抑郁藥物，常用于減輕強迫癥癥狀。通常需要幾周才能顯出其最佳療效。但不幸的是，很多患者都報告了其副作用，包括頭暈、頭痛和疲勞。今天，新的抗抑郁藥物——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類藥物（SSRI），如百憂解、舍曲林、帕羅西汀等被廣泛使用，因為它們的副作用較少。
大衛繼續說道：“我認為他和妻子的分居確實使他的情況惡化了，但由于她肯過來看他，他看起來就平靜多了，也更好交流了。”
“勞倫來過了？”我問道。
“每天都來，”大衛回答道，“而且她現在走進了他的秘密世界，他們顯得更親密了。”
“那真是太好了，”我說道，“我想見見他。”
“請便，212號房。”
肯尼的病房位于病院低警戒的一側——這是他有所好轉的信號。我接近他的房門時，聽到了說話聲，我敲了敲門然后走了進去。勞倫挨著肯尼坐在床上，他們一起轉向我。
“你們好！很高興又見到兩位。”我說道。
“你好，斯莫爾醫生。”他們一起說道。
“你感覺怎樣，肯尼？”我問道。
“很抱歉那天對你發脾氣了，”他說道，“我知道你不得不把我送到這兒來，事實上，我感覺好多了。”
勞倫插進來說道：“我們倆的關系也好多了。”
“太好了！”我說道，“你覺得是什么原因？”
“我感覺自己不再被排除在外了，”勞倫說道，“肯尼終于告訴了我他究竟發生了什么事。”
“我很高興聽到你這么說。”我說道。
肯尼微笑著說道：“我從這里出去之后就搬回她那里。”
她補充道：“我們想重新開始。”
肯尼兩周后離開了病院，他和勞倫開始找我每周進行一次夫妻心理咨詢。我搞清楚了肯尼的癥狀是在勞倫第一次提出要孩子時惡化的。肯尼很擔心截肢會毀了他的木匠生涯，讓他無法支撐起家庭。但他沒有和勞倫商量，他的羞恥感使他將自己的感覺守口如瓶，因此她無法理解他，這讓她覺得自己被拒之門外。
多虧了藥物治療，肯尼對左手的執念減輕了，并且與勞倫的溝通也更順暢了，他們甚至開始討論重新一起生活。幾個月后，勞倫懷孕了，于是他們決定停止咨詢，我曾試著說服他們或者至少說服肯尼繼續進行心理咨詢，但他們沉浸在第二次蜜月的甜蜜中，并且非常自信他們已經不再需要我的幫助了。
在最后一次會面中，肯尼答應我一旦他的截肢欲望再次困擾他，會馬上聯系我。但他一次也沒有聯系過。每當想起肯尼，我真心希望他一切安好，而且可以用雙手抱他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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