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節 矛盾心態
-
“接受責任”與“權衡沖突”下的選擇。沖突下的責任權衡到底是什么？我們又必須要做出何種深度的考量？在第一部分里，我們先談 到：人在選擇是否“接受責任”之前，必須要先去考量各種可能發生的 利弊得失，接著，“責任沖突”就可能發生了。
“發生責任沖突時，你該怎么辦？”有沒有什么大原則可以作為思考的方向呢？例如，有沒有什么危害，或時間是不是急迫，重要性等，都是要列入考量的。前面我曾提到，當在面臨難以取舍的責任沖突時，我有沒有另一個替代或補救的方案？時間上究竟是不是那樣的急迫和那么的重要？所謂“急迫性”，是指在時間上是不是那么緊急，當沒有 完成或稍微延后這份工作，它將會造成什么樣的危害？或會產生何種不利的后果？如果當我取舍了其中之一，真的造成了不良的影響，我就得 再進一步去想，是不是有什么補救的方法？看看是不是能夠彌補，讓被 舍棄的一方受到影響的程度不會太大，才可以做出這樣的決定。簡單來說可分為兩點，第一是“時間性”的考量，事情是不是這么急迫必須立 即處理？第二是“危害性”的分析，取舍其一之后所產生的危害程度如 何？對于危害結果的補救可能性又是如何？再者，無論做出什么樣的決定，有沒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其實這些方法，不論在MBA或EMBA的課程或社會上的大公司、大企業都曾被提到過，在這本書里面一樣也會提到。在這背后都有一整套深 刻的邏輯思考與理論，這就是在沖突責任之下，決策管理的過程。
醫師緊急救治 vs 病人自主
希波克拉底注1是古希臘醫者，被譽為西方“醫學之父”。在希波 克拉底所立的誓詞中，列出了一些特定的倫理上的規范。20世紀里許多 高校，尤其是美國的高校在授予博士學位的儀式上都采用希波克拉底誓 詞。今日，許多醫學院試圖使用其他比較適合當今情況的文字，來取代希波克拉底誓詞（俗稱醫師誓詞）。
例如：“今我進入醫業，立誓獻身人道服務；我感激尊敬恩師，如 同對待父母；并本著良心與尊嚴行醫；病患的生命健康是我首要顧念； 我必嚴守病患寄托予我的秘密；我必盡力維護醫界名譽及高尚傳統；我以同事為兄弟；我對病患負責，不因任何宗教、國籍、種族、政治或地 位不同而有所差別；生命從受胎時起，即為至高無上的尊嚴；即使面臨 威脅，我的醫學知識也不與人道相違。我茲鄭重地、自主地以我的人格宣誓以上的誓言。”
以救人作為職責的醫師，不論他是遵守希波克拉底誓詞，還是依 據醫療法律的要求，醫師都必須善盡救人的責任。然而，真正遇到的現 實問題是，當醫師在履行救人的天職時，病人或家屬選擇要拔管放棄生
注 1 瀏覽自：維基百科對“希波克拉底誓詞”一詞釋義（http://zh.wikipedia.org/wiki）。
命，醫師該怎樣做？以下這一則案例是關于一個醫師給病危的病人做緊 急插管治療，家屬竟然指責這位盡責替其母親插管治療的醫師，沒有事 先告知家屬同意。更令人嘩然的是，檢察官竟以涉嫌強制罪起訴。做或不做，確實是責任沖突的兩難！
【案例】急診室主任遭家屬砍傷
2007 年 2 月 17 日各大媒體報道一則新聞：“署立基隆醫院急診室主任，遭以前病患的家屬持刀砍傷。起因是 90 歲的孫姓女病患，于 2005 年 11 月 30 日，經救護車轉 送基隆醫院，由急診室主任李某某主治。當時李某某發現病人呼吸困難、嘴唇四肢末梢發紺，指端測血氧飽和度不足， 臨床表征均顯示病患呼吸衰竭。為維持病患呼吸，李某某 依據多年工作經驗及專業知識，先以口頭告知家屬要給予緊急插管處置，隨即在同日讓家屬簽病危通知書，病人在 醫院診治 3 天后，轉到臺北榮總醫院呼吸科病房，約一個 多月后往生。
孫姓病患的兒子即砍人的盧某某，后來對李某某提出控 告，指責李某某替母親插管時，未告知且未征得患者家屬 同意。基隆地檢署偵查后，以強制罪對李某某提起公訴。該案引發該署立基隆醫院高度重視，擔心此舉會影響醫師 搶救病人的信心，院方為此開了好幾次會討論，決定以后 即使是危急病人，一定要讓家屬簽字后才可插管。”
由這樣的事件可知，不論是病患(或家屬)還是法律界人士、醫療界人士，都過度解讀病患同意一事，在醫療行為上扮演的功能。尤其若檢 方是因為醫師未征得病患同意而插管，對此以強制罪提起公訴，令人感 到詫異且不解。即使如報紙刊載。檢方并不認為整個過程有醫療疏失，也就是插管很明顯是基于治療為目的，是醫療措施的一環，即屬業務上 正當行為。就算是未征得病患同意，也一樣可免除其行為的故意責任之 違法性，真不知檢方為何要如此作為。
至于醫院后來決定，即使病患危急也要征得家屬同意才可插管，正 是防御性醫療的做法。這種結果相當不利于病患，因為若緊急的處置也 要等到家屬趕來同意后才進行，那恐怕有許多沒有家屬的、家屬聯系不上的或家屬在異地的病患，就死定了。這個事件真是三方都輸的結果。
“接受責任”與“責任沖突”，面對這些問題，我們該如何去“權 衡”并做出“選擇”？在決定要不要接受責任之前，必須先進行一種 “衡量”，包括：接受這項“責任”后，可能為你帶來什么好處，接受 “責任”之后可能會犧牲掉什么，可能產生的風險是什么。我們得先分 析“責任”可能帶來什么“利益”，同時，我們也必須要考量接受“責 任”所產生的“弊端”。
話雖如此，我們舉一個醫師緊急救治義務，或者維護病人自主權益 之間責任沖突的例子：醫師緊急實施插管急救，要不要事先得到病人或 者家屬簽字同意？
在臺灣的文化氛圍下，放棄救治（DNR-Do Not Resuscitate）是個 難以開口的禁忌話題。
站在醫療的角度，簽了DNR不是出了事什么都不做，DNR只是“善
終”的起點，只是讓家人事先達成共識，只是使病人的決定獲得尊重。 站在一位醫師的角度，DNR不是“放棄”，只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就如同臺大邱泰源教授說的：我們會盡力“拼”，有機會時“拼救 命”，沒有機會就“拼尊嚴”、“拼善終”。
黑暗騎士：小丑槍手
【案例】美博士仿電影開殺戒
24 歲的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神經科學博士生荷姆斯，
2012 年 7 月 20 日在蝙蝠俠電影《黑暗騎士︰黎明升起》
的丹佛午夜首映場上，持槍濫殺了 12 人，并造成 58 人受傷，他被控 24 項一級謀殺罪與 116 項謀殺未遂罪。
根 據 丹 佛 郵報 報 道， 擔 任 科 大 學 生 心 理 輔 導 中 心 醫 學
主 任 的 芬 頓 醫 師， 早 在 案 發 約 6 周 前， 就 已 向 荷 姆 斯 就 讀的科羅拉多大學的“行為評價與威脅評估”小組提出警告。然而校方卻因荷姆斯正處于退學階段，因此沒有聯系 警方。
精神醫師曾警告校方留意小丑槍手心理狀態，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 問題。我們很容易想象因為積極的“作為”而侵害別人的權利，比如駕 車撞人、毆打他人。至于“不作為”，如鄰宅失火，坐視不管；小孩子落水，不施加援手。
不作為的侵權，絕大多是因為一定的關系，而被認為是有必要采取 積極的作為、防免義務時，才會有法律責任。例如，醫生對病人、學校 對學生、游覽公司對乘客的交通安全注意義務。
根據這一則社會新聞，站在責任的角度來探討的話，有一個很有 趣的話題：擔任科大學生心理輔導中心醫學主任的精神醫師，在案發之 前，診治這名小丑槍手時，對小丑槍手某種行徑或反應產生疑慮，知悉有這樣的濫殺計劃的時候。那么，這名精神醫師有沒有對第三人，或學 校負有事前警告的義務？
美國有一個著名的案例注2，加州大學醫院的心理醫生，在診治某位 病患的時候，知悉其有殺害某人的計劃，雖交由校園警察暫時留置，但以無特殊異樣理由而釋放。兩個月后，這名病患真的殺死了某人，被害 人的父母訴加州大學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加州最高法院認為，心理醫生 在診斷中發現其病患有殺人計劃時，負有對被害人適時警告的義務，這個案例值得我們討論參考！
注 2 案例來源：《侵權行為法》王澤鑒著，2010 年 3 月出版，第 113 頁。
- 最新書評 查看所有書評
-
- 發表書評 查看所有書評
-
京公網安備110102020075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