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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晚年，馬嘎爾尼訪華，要求貿易通商遭到拒絕，但英國人并不甘心，而是以列強式的敲門行徑希望實現對華商業貿易。當然，這其中也有希望通過經濟擴張，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印度，變成英國殖民地的愿望，因為這樣就可以毫無顧慮地向中國傾銷商品并獲取資源和原材料。所以，英國人迫不及待地希望敲開中國的大門。

其實，拒絕馬嘎爾尼使團的乾隆皇帝也不是沒有看到這一點。在馬嘎爾尼訪華之前，乾隆皇帝就說：“英吉利在西洋各國中最為桀驁強悍……不可不預為之防�！盵1]防范是可以的，但是要有合理的方法。老實說，大清朝應該通過對外交流以取長補短，使自身變得足夠強大。這樣，外夷覬覦中國就不能不有所忌憚。但是，乾隆皇帝不這么看，他的防范卻是把國門關起來，盡量讓天朝百姓少與外夷接觸。

事實上，大清朝閉關鎖國并非乾隆皇帝的發明創造。在他的爺爺的父親那一代，也就是順治帝，為隔絕東南沿海各省人民以及鄭成功的反清活動而把海禁作為“堅壁清野”式的行動。當時，鄭成功在南明唐王政權滅亡后，并不甘心，仍然聚眾在福建沿海一帶堅持抗清活動。順治帝為穩固政權，于1656年頒布了禁海令，要求商民不得私自下海，不得將糧食貨物等與逆賊貿易。違反者，斬首，貨物充官。

后來，鄭成功從廈門渡海驅逐了在臺灣的荷蘭殖民者，在那里建立了反清政權，順治帝進一步加強了禁海令。這些禁海令當然不是針對外夷，而是防范那些反清力量的。順治帝施行海禁政策是以維護王朝統治為出發點的，所以，對于外來貿易也一概禁止。不過，當時的海外貿易還很少，基本上是延續了明朝時的狀況。明朝時，要求對華貿易的主要有葡萄牙和西班牙，明朝末年出現了東印度公司。但是，他們的通商要求具有強權性質。

就說當時的西班牙吧，它是最早與中國接觸的西方國家。西班牙接觸中國始于1514年，這是明朝皇帝朱厚照當政的第九個年頭，這一年葡萄牙人乘著商船來到廣東屯門，要求貿易通商，明王朝沒有答應。過了三年，葡萄牙人又乘著商船來到了中國，這一次葡萄牙人的名頭仍然是朝貢通商，但是行為方式卻讓本來就很有個性的朱厚照大跌眼鏡。葡萄牙商船進入廣東東莞水域時，卻發起炮來，用明末大儒顧炎武的話說就是“大炮迅烈，震駭遠近”。[2]

說到這里仍需要說說中國的朝貢制度。朝貢制度并不是大清朝專有的顯示優越、維護體面的皇朝禮制。中國傳統的朝貢制度是與封建王朝的建立一脈相承的，體現了傳統的宗法思想和儒家觀念。最早的朝貢來源于先秦的分封制度，商紂、西周時代各諸侯國定期向中央王朝朝貢，提供軍賦、勞役，這是朝貢制度發源的基礎。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便把這種制度固定了下來；而且，秦始皇還把這種制度應用到處理中國與周邊國家、部落的關系上。到了兩漢，這種制度有了豐富和發展。漢代《淮南子·原道訓》中說：“海外賓伏，四夷納職。”這是用禹的故事說明漢朝以恩德使得外夷對古老中國的朝貢制度產生了認同感，使得他們紛紛前來稱臣納貢。到了隋唐，統治者對朝貢制度更為積極。隋煬帝時，他曾經派兵征服林邑，為顯示隋朝作為中原王朝的正統，隋煬帝甚至還派出使者前往赤土、真臘、婆利等國宣揚中土的博大、恩德，吸引東南沿海國家前來朝貢。

唐朝的朝貢制度又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況呢？我們都知道，唐朝是中國歷史上非常鼎盛、強大的時期。用一句俗話說，富在深山有遠親，何況是富饒、強盛的大唐呢？況且，大唐皇帝李世民在位時，注重對外開放，加強與世界各國的交流與聯系，一時間使得“大唐貞觀以后，聲教遠被，自古未通者重譯而至，又多于梁、隋焉”[3]。毋庸置疑，盛世的大唐就像一個積累了巨大財富的大財主，朋友多、親戚多，即便是歷史上未曾與中國通貢的國家也競相與中國建立貢使關系。

完善的朝貢制度是吸引周邊國家建立關系的重要措施。宋、元、明、清時期，朝貢制度不斷得到豐富和完善。宋朝在唐朝管理朝貢事宜而設立專門的“鴻臚寺”基礎上，又在沿海設置了類似于外賓招待所的“來遠驛”；元朝是地跨歐亞、盛極一時的朝代，元世祖十分重視對外開放，為吸引周邊國家與中國建立朝貢關系，他給東南沿海地方官下達了這樣的諭令：“諸藩國列居東南島嶼者，皆有慕義之心，可因蕃舶諸人宣布朕意，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與市，各從所欲�！盵4]

元世祖的這個諭旨很明確，要求東南各國前來朝貢，屆時，天子將施予恩遇，并準許往來互市貿易。這個諭旨也說明了元世祖希望通過各國的朝貢來體現元朝的天朝上國地位。對于挑釁這種至高無上地位的藩國，元世祖則表示將予以打擊和懲罰。元世祖歡迎“來朝”和允許自由互市的旨意，還真吸引了東南亞各國前來朝貢，相繼有馬八兒、俱蘭、爪哇等國遣使來元，與元朝展開了頻繁的外交活動。

從元世祖的諭旨中也可以看出，封建王朝的朝貢制度與朝貢貿易制度是相伴隨的。元朝之前的對外貿易主要有兩種——民間的互市貿易和隨貢貿易，兩種貿易都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兩國的關系可以說是朝貢貿易的“晴雨表”。朝貢關系好的時候，貿易得到加強；朝貢關系不好的時候，貿易也隨之停滯，這應該就是閉關了，但當時的閉關不像后來大清那樣完全意義上的閉關鎖國。比如宋朝，閉關禁令是有針對性的。北宋徽宗的時候，由于他的腐朽、荒淫，社會已經很混亂了，外侮也百倍于前。為穩固江山，他提出了“禁私物奸人下�！钡慕�令；到了南宋，國力和疆域大不如以前，南宋王朝為防范外敵入侵、穩固江山，提出對外貿易“禁販金銀”，禁止銅等金屬外流的禁令。由此看來，對外貿易是在維護天朝地位的基礎上進行的。

明朝初年，國力強盛，朝貢制度、對外貿易又得到了加強，明初曾有三寶太監鄭和率領船隊七下西洋的外交大事。當時的西洋指的是現在的南洋和印度洋。明朝初年的對外貿易也包括互市貿易和隨貢貿易這兩種。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這之前的朝貢制度大都是建立在宗藩關系的基礎上，因為當時的中國還沒有與西方發生大規模的關系，只是與四鄰國家建立了關系，而朝貢制度正是宗藩關系的一種表現形式。由于中國歷代王朝無論在國力上、文化上或是經濟上都超過四鄰國家，因而與這些國家建立關系時，中國都是以“天朝上國”自居。況且，當時的許多亞洲國家為免遭他國的侵略，也希望得到中國的保護。這樣，納貢建立保護與被保護的宗藩關系便隨著朝貢制度的執行而確立起來。

明朝中葉以后，這種以朝貢制度為表現形式的宗藩關系逐漸被打破了。西方國家工業化的發展，使得他們急于向亞洲擴張，尋找新的市場以及原料供給地。他們甚至向中國擴張，也想把中國作為他們的掠奪基地。這種新的趨向，使得中國在四鄰國家中占主導地位的優勢漸漸喪失了。但是這個轉變封建統治者并不認同，仍然以上國自居，甚至對西方采取了關門政策。這樣中西方的矛盾和沖突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以致后來發生了鴉片戰爭。

說到這里，我們仍然要回到明朝皇帝朱厚照時代。1517年，當葡萄牙人以朝貢為名又是炮轟又是利誘地要求貿易通商時，這位沉湎于女色、不喜朝政的年輕皇帝在這一刻的態度倒是很堅決，他以明朝與葡萄牙相無朝貢舊例為由拒絕了貿易通商。不用說，朱厚照要對葡萄牙閉關了，但是葡萄牙人并不甘心，干脆干起了海盜的勾當，在廣東海疆四處搶掠。對于這樣的舉動，很有個性的朱厚照當然有所反應了，于是發兵征討。可是葡萄牙人卻與明朝軍隊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戲。明軍來到廣東，葡萄牙人就跑到浙江；明軍來到浙江，葡萄牙人就跑到福建。后來，葡萄牙人勾結日本海盜，成為明王朝東南海疆的一大隱患。到了1553年，也就是明朝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終于沖破了明王朝的海關禁令，他們借口“舟觸風濤，愿借濠鏡（澳門）地暴諸水漬貢物”強租了澳門。這一租便賴著不走了，中國澳門成為他們殖民侵略的前沿陣地，后來這里發展成為西方各國對華貿易的橋頭堡。

當時的西班牙也是一個強國，他們看到葡萄牙人獲得了利益，強租了澳門，于是也在1575年要求與中國貿易通商。起初，對于西班牙的要求，福建地方官答應了，允許他們在福建互市貿易。但當時已經侵占菲律賓的西班牙殖民當局卻不允許中國商船前往菲律賓，并大肆屠殺在菲律賓的中國僑民。明政府出于對西班牙的戒備，不得不中止了福建互市貿易。西班牙人卻并不甘心，于1598年又提出在廣東互市貿易的要求，但被廣東當局拒絕了。后來，西班牙人干脆自行在廣東虎跳門建屋，群居不去，被明朝軍隊驅趕后，才不得不離開。這樣，中國與西班牙的貿易關系也宣告停頓。

繼西班牙之后，在當時有著“海上霸王”之稱的荷蘭也提出了與中國貿易通商的要求。但荷蘭的通商要求也有點兒強迫性質，他們也是駕著大船、攜著巨炮來的。對于這樣的架勢，明王朝自然要拒絕了。后來，荷蘭軍隊侵占了我國澎湖，進犯鼓浪嶼，并非法占領了臺灣，后被鄭成功驅逐才離開。

明朝末年，英國也提出了與中國通商的要求。當時，英國已取代了荷蘭的“海上霸王”地位。但是，它與中國的通商要求也是與武力相伴隨的。1637年，英國一艘武裝商船來到中國，要求貿易通商。英國商船進入廣東后，卻發炮轟擊廣東炮臺，“奪而據之，焚官署，截得商艇二、小艇一”[5]。明朝軍隊被迫還擊，并擊退了英國人的入侵，其貿易通商也遭到拒絕。

從這些國家以武力相威脅、要求中國貿易通商的情況看，西方國家以強逼的手段，要求向中國輸入商品，中國封建王朝要戒備這種侵略，閉關成為一種手段。特別是順治皇帝入關后，一方面要防范國內沿海的反清力量，另一方面要抵御西方的殖民貿易，所以，他擴大了閉關政策。

到了康熙年間，雄踞臺灣的鄭成功之孫鄭克爽降清，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臺灣抗清政權覆滅。如果仍然堅持海禁“防賊”，已經顯得很牽強了。再說，康熙帝經過幾十年的文治武功，綜合國力不斷加強，已經完全具備了抵御外侮的能力�？滴醯垌槕�形勢正式開放海禁，并設置了廣州、廈門、寧波、江海（江蘇云臺山）四個海關。海禁一開，中西貿易便變得頻繁起來。

[1] 齊磊、胡金野：《中國禁毒史》，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頁。

[2] 沈渭濱：《道光十九年：從禁煙到戰爭》，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頁。

[3]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八，《海南序略》，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5088頁。

[4] 宋濂等主編：《元史》卷十，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204頁。

[5] 夏燮：《中西紀事》卷一，《通番之始》影印本，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