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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康熙皇帝開放了海禁，活躍了對外貿易，那么到了乾隆皇帝執(zhí)政的時代，他為什么又要收口閉關呢？乾隆皇帝繼位以來，雖然仍然號稱盛世，但是國力與康熙、雍正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呈現(xiàn)江河日下的趨勢。乾隆皇帝晚年，好面子的他處處標榜自己的功績，拼湊“十全武功”裝點盛世門面。他好大喜功、追求虛名的行為，不僅浪費了大量的國家財富，更加劇了朝廷吏治的腐敗。說當時的官員十官九貪是毫不夸張的，官員營私舞弊，賄賂公行。軍隊也是蠅營狗茍，貪腐成風，造成了武備廢弛。不論八旗還是綠營，都不勤操練，荒于武事，使得軍隊喪失了戰(zhàn)斗力。長時期浸淫于“歌舞升平”虛假繁榮中的乾隆皇帝當然知道這種情況。就說和珅的貪腐吧，他內心很清楚，和珅在自己的保護下已經成為一個十惡不赦的大貪官，只是好面子和虛榮心使他不愿揭開這個蓋子罷了。

大清的國運日下，西方工業(yè)化的日新月異，乾隆皇帝不可能一無所知。來自西方的近代化發(fā)展對中國傳統(tǒng)小農意識的沖擊，他應該也是有所察覺的。但是，他不是積極地學習和吸收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而是以閉關鎖國為手段來躲避這種威脅。當然，乾隆皇帝這樣做，也有另外一種原因。我們知道，自明朝以來，西方要求與中國貿易通商大多帶有強迫性質。大清朝當時還有一種擔心，即擔心國內的反清勢力得到西方勢力的支持。這些因素都決定了減少對外貿易，隔絕中外之間的交往，把貿易限定在一定區(qū)域，成為乾隆時代勢在必行的政策。

乾隆皇帝要閉關鎖國，當然也不是直通通地就采取閉關政策。他先是采用經濟手段希望達到不與外夷接觸的目的。他命令浙江口岸增稅一倍，希望英國人知難而退。但是，這一招并不靈，英國人提高了商品交易價格，商船往來仍然不斷。

乾隆皇帝急了，見經濟手段不能奏效，他便使用了政治手段。他嚴令“嗣后口岸定于廣東，不準再赴浙省”[1]。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實際上，他這一閉關之舉有三重考慮：其一，廣東地窄人稠，沿海百姓大多靠洋船為生；其二，虎門、黃埔在此設有官兵，同浙江等口岸相比，容易防守；其三，擔心傳統(tǒng)的貿易口岸發(fā)生變動，外國人大量往來，會對中國“民風土俗”產生影響。

廣州一口通商政策的實施，標志著大清王朝與外界隔絕閉關政策的再度開始。大清王朝要閉關自守而西洋人又迫切希望打開中國市場，這樣，中西方發(fā)生矛盾和沖突就不可避免。

西方希望獲取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而乾隆皇帝又擔心頻繁的商貿往來會影響中國的“民風土俗”，甚至擔心洋人在中國久留不去，會支持東南沿海仍然存在的反清勢力。因而，在決定開放廣州一口的同時，他感覺這樣做還不夠有力地防范洋人，必須進一步加強對他們的管理。

1759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向乾隆皇帝上了一個《防范外夷規(guī)條》的奏章。這個規(guī)條主要有四條：外國商人不能在廣州過冬；外商到廣東經商、開展貿易活動必須居住在指定的行商會館里，由行商負責管理；中國人不得為外商做工，更不得借款給外國人，更不得幫助外商打探商業(yè)行情；外國商船停泊處，派兵巡視、稽查等。

外國洋商看了這個規(guī)條，氣得頭大，一種直觀的感覺：這哪是到中國經商啊，簡直是接受監(jiān)禁去了。乾隆皇帝看了卻很高興，認為這個規(guī)條很給力，完全符合他希望管理、限制洋人的想法，因而要李侍堯頒布施行。

既然要閉關防范外商，乾隆皇帝還讓地方官公布了相關的公行制度和防范章程。所謂“公行”也就是“行商”，“行商”代表朝廷管理對外邦交和貿易實務，這是具有官方背景的“國有企業(yè)”，西方人也稱為“皇商”。

商人都是講究商業(yè)利益的，即便是有官方背景的官商也不能免俗。當時的行商很希望壟斷對外貿易，而朝廷很希望防范西洋商人。于是，當時的廣東行商抓住了這個機遇。1760年，在李侍堯頒布《防范外夷規(guī)條》后不久，廣州潘振成等九家行商聯(lián)名上書廣州當局，呈請在管理海路邦交和外貿實務的基礎上，設立“公行”“專辦夷船”，壟斷對外貿易，外國商人不得與“公行”之外的其他中國商人進行商貿交易。李侍堯還真批準了潘振成等人的呈請。當然，于他來說，既有巨大的利益又能夠體現(xiàn)政績，何樂而不為呢？據(jù)說，成立“公行”，他曾經接受了廣州商人不少的賄賂。

英國人希望加大與中國的商貿往來，而乾隆皇帝的閉關政策卻與英國人的愿望大相徑庭，這使他們感到很掃興。但他們失望之余并不甘心，決意再尋找機會，為叩開中國大門、擴展中國市場再做努力。

在大清國閉關與英國人渴望叩關的矛盾和利益糾葛中，“公行”制度直接損害了英屬東印度公司的利益，因而東印度公司迫不及待地扮演了敲開中國大門的“敲門者”角色。

東印度公司是英國政府開辦的具有壟斷遠東貿易性質的官方企業(yè)，成立于1600年。之所以成立該公司，英國人的目的實際上是把它作為對外侵略，特別是對遠東擴張的工具。自1603年起，東印度公司以通商作為名目把輪船開到了印度半島，在孟買、馬德拉斯、加爾各答等口岸廣設商館，然后在商館周圍建立堡壘作為蠶食印度的基地。當時統(tǒng)一的印度表面上看起來很強大，但是內部宗教對立、種族糾紛和王國矛盾使它經不起任何外來因素的破壞，隨時可能處于危險之中。東印度公司看到了這一點，挑撥印度人發(fā)生內訌，用印度出錢豢養(yǎng)的印度籍軍隊圖謀并吞印度。1757年，東印度公司收買孟加拉9萬大軍，奪取了這個擁有2萬人口的王國。從此披著商貿外衣的東印度公司搖身一變成為具有軍隊、領土的國家，并最終吞并了全印度。

印度成為英帝國的殖民地，對中國構成了直接威脅。如何不讓外夷踏進國門一步，維護王朝體制，便成為乾隆皇帝及以后歷代帝王們思考的重大問題。

乾隆皇帝拒絕外夷，在他看來，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閉關鎖國。他推行“公行”制度和防范政策，作為對外擴張、擴展國際市場領頭羊的東印度公司當然不能接受這個現(xiàn)實。因而，在大清國“公行”制度和“防范規(guī)條”推行后，他們便迫不及待地跳了出來。

李侍堯頒布《防范外夷規(guī)條》后不久，東印度公司的英國商人伙同荷蘭商人發(fā)表聲明說，必須照舊任由各行店交易，方肯起貨。[2]當時的廣州海關總督只好利誘勸導，東印度公司的商船才同意開進口岸進行卸貨貿易。

東印度公司的反對，使得公行組織不得不解散。1777年，乾隆皇帝決定重組公行，加大公行對外貿易的權利。這一次又遭到東印度公司的反對。反對稱：大班等見公行散，十分歡喜……誰想又有公行？行商茶，又雜又不好，價錢又高，今又賣回公行，實在是壞公班衙生意。由于外商反對，重組公行的打算只好擱置。直到1782年，乾隆皇帝才橫下心來，重組公行。東印度公司之所以反對重組公行，是因為他們希望對華“自由貿易”。對于乾隆皇帝的對外政策，他們是不滿的。他們渴望對華自由貿易，因而就有了后來的馬嘎爾尼訪華。

馬嘎爾尼1793年訪華要求貿易通商的愿望破滅后，英國人并不甘心。就在馬嘎爾尼訪華回國后的第二年，東印度公司大班波郎向兩廣總督提出了十一條要求，主要的目的還是通商。通商就通商吧，英國人得寸進尺，還要求對進入中國的貨物減稅甚至免稅，允許英國人在廣州城建房居住，廢除公行。不用說，這樣的條件再次被乾隆皇帝駁回。

乾隆時代還是大清王朝的盛世時期，英國人雖然反對，但礙于實力，還不敢公然叫板。到嘉慶時代就不行了，盛世已過，民族矛盾和國運存在的問題日益顯露出來，英國人漸漸不把自視為“天朝上國”的大清放在眼里了。敲門之聲不再是假惺惺的“彬彬有禮”，而是對嘉慶皇帝頒布的法令采取漠視的態(tài)度，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脅。

英國人帶有尋釁性質的“叩門”行徑，在嘉慶時代屢有發(fā)生。嘉慶皇帝當政的第四年，英國人駕著三艘兵船駛入中國內海。此舉違反了清政府規(guī)定的不準外船進入中國內海，只準在潭仔灣停泊的規(guī)定。英國人以“船壞了”需要修理為由，將兵船停泊在距離廣州三門炮臺很近的地方。后經多次交涉，英船才很不高興地離開。

最讓嘉慶帝感到頭疼的是1808年英國人竟然載著洋槍大炮來到中國的海面上尋釁。是年，13 艘英兵艦侵擾我國東南沿海，闖入虎門。雖然英國兵船被中國水師擊退，但也暴露出大清上自總督下到水師官兵處理外交事務和官兵作戰(zhàn)能力的低下。

1808 年，英國人以法國要侵占澳門為借口，令海軍少將度路利率9艘兵艦于9月11日駛抵澳門。對于英國人的到來，起初葡萄牙人抵抗，拒絕英軍登陸，后經英國東印度公司澳門分公司經理斡旋，葡萄牙人準許他們登陸。10月末，英國又從印度調來4艘軍艦，兩批共計兵艦13 艘，虎視眈眈地要侵犯廣東。為了蒙蔽中國官府，英國軍艦懸掛著葡萄牙國旗，士兵穿著葡兵制服，很順利地占據(jù)了媽閣炮臺、嘉思欄炮臺及圣奧斯定教堂等處。眼見英國人的大部隊登陸澳門，駐守澳門的游擊將軍祁世和聯(lián)袂廣東香山縣知縣彭昭麟，向兩廣總督吳熊光報告澳門危機，希望他調集軍隊阻截英軍。對于祁世和與彭昭麟的報告，吳熊光很不以為然，在二人的報告上批示：鎮(zhèn)靜不可張皇。結果，英人很快侵入了虎門。嘉慶帝得到這一消息后既震驚又惱怒，大罵吳熊光軍情緊急也不奏報。

在嘉慶帝大罵吳熊光之前，吳熊光也不是毫無動作，他在總督衙門翻找看有沒有此類事情的成案，希望從中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別說還真讓吳熊光找到了。成案是1802年英格蘭兵船欲占住萬山及虎門外沙角山頭，吉慶派員前往曉諭兩月有余，英格蘭人即行撤退。

吳熊光也想如法炮制，他派熟悉夷情的潮州知府陳鎮(zhèn)、祁世和前往交涉，提出沒有中方許可，不得登陸澳門。但是英國人不管這一套，繼續(xù)我行我素。吳熊光感到事情沒有那么簡單，一方面他繼續(xù)派人前去斡旋，另一方面他不得不給嘉慶帝寫了一份奏折：現(xiàn)將該國夷船停止開艙，派員剴切曉諭，俟夷兵退出澳門，方準起貨，并稱該夷人若再延挨，即封禁進澳水路，絕其糧食。吳熊光還說，為防止英國人不撤退，已經調派水師做好準備，嗣奉到諭旨即遵照復令。

吳熊光真的如他在奏折中所說，派出水陸官兵秘密預備了嗎？事實上，這是個謊言。

當時，英國人不僅沒有被吳熊光的命令嚇退，反而率領三艘戰(zhàn)艦、數(shù)百名士兵闖入虎門，進泊黃埔港。吳熊光不得不派兵防范。雖然后來英軍不得不撤退，但這暴露出大清國朝野存在的問題。事后，嘉慶帝處理了吳熊光等人。但英國人進入澳門、侵入虎門，可以視為未來鴉片戰(zhàn)爭的預演，英國人更了解到了大清王朝朝廷、軍隊、地方官存在的問題。1816年，英國人曾經這樣揚言：“如果我們要和中國訂立一個條約，這個條約必須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們的命令寫下來，并要在大炮的瞄準下，才發(fā)生效力的。”[3]從這個情況來看，英國人為通商及擴張自己的殖民勢力已經全然不把自以為是的大清國放在眼里了。

[1] 沈渭濱：《道光十九年：從禁煙到戰(zhàn)爭》，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頁。

[2] 許地山：《達衷集》下卷，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125頁。

[3] 陳勝粦：《香港地區(qū)被迫“割讓”和“租讓”的歷史真相》，《學術研究》198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