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8節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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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到漢武帝時，在“無為而治”統治思想指導下的帝國政治已出現了若干危機，積累的社會矛盾已呈爆發趨勢，這使得漢王朝不得不對以往的治國理政觀念進行反思，也不得不采取相應的積極措施應對危機。在統治思想上，逐漸脫離黃老學說，轉向積極有為的儒家學說，成為漢代統治者一個必然的選擇。
建元元年（前140 年），漢武帝采納丞相衛綰的奏議，凡是學習申不害、商鞅、韓非、蘇秦、張儀學說的人，不得被推選做官。這意味著，法家、縱橫家的思想被摒棄。與此同時，迎儒家耆宿申公來朝，并仿古制，設明堂辟雍，改歷易服，這意味著漢武帝要用儒家思想來修禮儀，整頓已經頗為混亂的社會秩序。
建元五年 ( 前136 年 )，漢武帝下令置《詩》《書》《禮》《易》《春秋》五經博士，儒家的各門經學在官府中更加完備。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就在這一年，武帝將不治儒家五經的太常博士一律罷黜，提拔了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孫弘為丞相，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還批準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因此，班固在《漢書·武帝紀》中這樣評價贊揚武帝：“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卜憲群
其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并不見于漢代史籍，這是近代的說法，1916 年，易白沙先生在《青年雜志》上發表了題為《孔子平議》的文章，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利用孔子為傀儡，壟斷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正因如此，近年來，有學者質疑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真實性。我們認為，從歷史事實去考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種政策還是被推行了的。
董仲舒
董仲舒與漢代經學。儒學轉變為經學，成為漢代政治統治理論，成為兩千多年中國古代社會的主導思想，董仲舒是位關鍵人物。
董仲舒（前179—前104 年），是漢代經學的奠基人。關于他的籍貫，司馬遷《史記》說他是“廣川人也”。自古以來，由于地方行政區劃的變更，對董仲舒的籍貫的解釋一直眾說紛紜，清代《畿輔通志》中就有德州、棗強、景州三種說法。
董仲舒在漢景帝時任博士，講授《公羊春秋》，其核心思想“大一統”“天人感應”理論，為后世封建統治者提供了統治的理論基礎。他的著作匯集于《春秋繁露》一書。
漢武帝時，董仲舒先后任江都易王劉非、膠西王劉端國相，后辭去官職，居家著書，朝廷每有大事，都會派遣使者或廷尉，到他家里問詢。
董仲舒的學說以詮釋《公羊春秋》為基礎，將先秦天道觀和陰陽、五行學說結合起來，雜糅其他諸子百家的思想，建立了一套新的儒學理論的體系，使其成為漢代的官方統治哲學。它對當時社會所面臨的一系列現實與歷史問題，都給予了比較系統的回應。
北京大學高等人文學院院長杜維明
董仲舒在修《公羊春秋》時，著重體現了微言大義，他的目的是要改變這個世界，為這個世界創造一種新的文明秩序。
經學脫胎于儒學，與儒學就有了差異。《說文解字》等古代字典與文獻，把“經”解釋為織布的縱線，后轉義為法度、常規、常典，這樣就可以“以經邦國”了。
經既然是常典，就不是一般人留下的東西。《博物志》說：“圣人制作曰經，賢者制作曰傳。”為什么“圣人制作曰經”呢？“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所以，在漢代，經專指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舊典，即《易》《書》《詩》《禮》《樂》《春秋》，一般稱作六經、六藝。
漢初，每經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由于《樂》缺佚，無人傳授，故稱五經博士。到西漢末年，研究五經的學者逐漸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稱五經十四博士。
《易》《書》《詩》《禮》《樂》《春秋》是經學的基本經典，這些都是先秦儒者口耳相傳，陸續抄錄的。根據漢代人的說法，抄錄這些經的木牘竹簡，長二尺四寸。后來作為啟蒙用書的《孝經》《論語》也被確認為“初經”或“小經”。《孝經》規制為一尺二寸，《論語》為八寸。
上個世紀，朝鮮曾經發掘原漢代樂浪郡漢墓，其中出土一部《論語》，這應該是現存已知最早版本的《論語》，其規制是否符合漢代人所說的定制，由于我們無法看到實物，也就無法知曉了。
在漢代，經學的傳承也十分講究，門派嚴格，傳承有序。《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有齊、魯、韓；《禮》有大戴、小戴；《春秋》有嚴、顏。這些都被立博士，列入官學系統，各派的傳承脈絡十分清晰。
一般來講，漢代的經師大都一生專攻一經，即所謂白首窮經。這種執著的精神、樸拙的態度，也是后代把漢學稱作“樸學”的原因。
在西漢，經師一般不是來自貴胄之家，而大多是以平民入仕做官。到了東漢，平民入仕的經師經過數代以后，已成為縉紳貴族，經學為這些累世把持一種經典的大家族壟斷。這些家族，不單在政治上把持權力，在經濟上成為豪門，而且還擁有社會道德思想上的話語權。在地方，他們的影響甚至超過了專制皇權。漢代民謠形象地記述了這種情況：“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
經學與政治秩序。與先秦儒學比較，兩漢經學有自己的一些鮮明特點。
其一，經學是漢代的儒學。先秦的儒家著作傳到漢代，殘損嚴重。比如《禮》，現在一般稱作“三禮”，即《儀禮》《禮記》《周禮》，在西漢初年，僅存“士禮”十七篇。所以，修復舊典，只能借用增字解經、推衍經義的方法。這恰恰是漢儒最樂意做的事，漢儒解經，動輒萬言，十分常見。
其二，經學是神圣化的儒學。漢代儒學得以獨尊，那么儒學的創始人孔子也就擁有圣人和素王的地位。司馬遷曾用《詩經》的話來評價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這遠遠不夠，孔子還被描述為在天庭的神人，為漢立法制憲，祭孔也成為重要活動。
其三，經學是讖緯化的儒學。讖是秦漢間巫師、方士編造的預示吉兇的隱語。緯是漢代附會儒家經義衍生出來的著作，是相對“經”而言的。經的本意是織布的縱線，緯就是橫線。讖與緯作為神學預言，在實質上沒有多大區別，在漢代，經學地位提高，就產生了傍依、比附經義的緯書。緯以配經，就稱作“經緯”；讖以附經，就稱為“經讖”；讖緯往往有圖，所以又叫“圖讖”“圖緯”。用讖緯解經，也就開啟了經學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大門。
其四，經學是通經致用的儒學。與先秦的儒學不同，漢代的經學有更明確的目的性，更加強調其實用性。比如，在漢代，《尚書》中的“禹貢”篇被用作治理黃河的參考文獻，“洪范”篇被用來預測世事變遷；還有《春秋》一書被用來作為審判罪犯的標準，就是所謂的“《春秋》決獄”；而《詩經》則被用來作為諫書，規勸執政者改過自新。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孫曉
當然，我們還可以找到更多漢代經學與先秦儒學的不同。經學脫胎于儒學，卻不同于儒學，這中間主要的原因是社會變化了，所依賴的社會背景不同了。孔子時代，儒家比較側重強調“禮”和“仁”，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禮講求的是等級秩序，仁講求的是人與人關系和睦，這與先秦人分等級的宗法制是一致的，尊尊親親，國家安定，社會和諧。秦漢時代，禮崩樂壞，宗法制為編戶齊民制取代，社會等級不再森嚴，小農家庭成為基本的社會細胞。所以漢代經學家比較側重強調“孝”，因而我們常說“漢以孝治天下”。“孝”的觀念來源于家庭倫理，把這種家庭倫理放大，就可以用來規范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
在漢代，蛻變為經學的儒學對社會秩序與政治秩序的影響是深遠而廣泛的。特別是武帝“罷黜百家”以后，經學家通經致用的特長更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揚。
“天子”作為皇帝的專稱，就是這時經學家的一個創造。“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皇帝稱作天子，君權來自神授，皇權合理性這個問題就解決了。這是其他各家學派無法解決并刻意回避的問題。為了使這個神話臻于完美，漢代經學家還經過了二百年的努力，最后，經學家賈逵在《左傳》中找到堯的一個后代，名叫劉累，曾在夏代做過大臣，賈逵認為劉邦就是劉累的后人。這樣，劉邦就可以通過堯上溯到黃帝，具備了上帝的血統。劉邦以后，王莽、曹丕稱帝，也是把自己的血統追溯到舜，再上溯到黃帝，以證明自己做天子的合理性。
經學家正名定分，解決了皇權的合理性，主要目的是強化中央專制集權，這迎合了漢王朝的政治需求。
“春秋大一統”理論便是漢代經學家的一個創建。闡發《春秋公羊傳》的經師從儒家經典《春秋》中推衍出“大一統”概念。“大”的意思是重視、尊重；“一統”的意思是天下諸侯皆統系于天子。“六合同風，九州共貫”，這種以道統為核心的政治倫理，強化了中央專制集權的權威，對兩千多年來的中國及東亞社會的影響極巨且深。
《公羊傳·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徐彥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漢書·王吉傳》：“《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
“三綱五常”理論也是漢代經學家的一個重要創建。所謂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所謂五常即仁、義、禮、智、信。雖然三綱五常連用始于宋代的朱熹，但是，對這些觀念的論述，漢儒已經十分明晰。三綱五常是以規范秩序為核心的社會倫理，兩千多年來，一直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文化心理。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王啟發
經學是用陰陽五行來論證綱常觀念的，用自然秩序來證明社會秩序的合理性，所以，“天不變道亦不變”。經學被后人稱作名教，也是因為過分強調這些道德概念，以名為教，固化等級觀念，規范社會秩序，調節人際關系。
經學家用陰陽五行理論改造先秦儒學，主要目的是通過比附的方法論證古代專制集權政體與等級制度的合理性。但是，經學家也巧妙地改造這些觀念，創造出“陰陽災異論”，借以限制皇權，規范帝王行為。
漢代是個迷信的時代，在經學家看來，天與人是相通的，也就是存在“天人感應”，皇帝的行為符合天道，天會出現祥瑞予以褒揚，祥瑞一般指美麗罕見之物，如瑞星瑞云、珍稀草木、麒麟鳳凰等等。皇帝做的事不符合天道，天就會降下災異，做出警示，災異就是自然災害和怪異的現象。武帝晚年，災異頻繁出現，社會動蕩，武帝下了一道自我反省罪過的詔書，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內容豐富、保存完整的“罪己詔”。
漢代經學家十分相信陰陽災異論。但是這種理論若要運用，還得審慎。西漢昭帝時，有個叫眭孟的人，是董仲舒的再傳弟子 , 擅長以災異為預言。昭帝元鳳三年（前 78 年），泰山有大石自立，石后有數千只白色烏鴉，同時皇家園林也發生了枯柳復生、蟲蛀樹葉成文字的怪事。眭孟便以《春秋》之意推論，上書要昭帝求索賢人，禪以帝位。這套由災異推衍出禪讓的理論，企圖動搖皇權的根本，結果為眭孟惹來殺身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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