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節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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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達進入延安，引起毛澤東的注意，進而成為毛澤東的秘書。從此，他成為延安理論界的權威人士。就在這個時候，他露出“左”的面目，嗅出作家王實味的“異味”，率先進行批判……
初見“大明星”藍蘋
陳伯達回憶了一段他奔赴延安途中發生的鮮為人知的小插曲……
就在陳伯達到達青島不久，黃敬來了。陳伯達準備取道西安進入延安，而黃敬也正巧要去西安，于是說定結伴而行。有了黃敬同行，陳伯達非常高興，因為他攜妻帶子，正乏人照料。
黃敬對青島人熟地熟，很快就弄到車票，與陳伯達一家前往濟南，轉往西安。
雖然陳伯達與黃敬同為中共北平市委“三人委員會”成員，但是，他只知道黃敬是一二·九北平學生運動的領袖人物之一，對黃敬的身世、婚戀一無所知。
一個很偶然的機會，陳伯達得知一點關于黃敬的家庭情況：那是陳伯達到達天津后，有一回跟李大章上街，看見街頭貼著一幅電影海報，上面畫著一位女明星的頭像。
“你知道她是誰？”李大章問陳伯達。
陳伯達不大看電影，自然不識那位女明星。
“她叫藍蘋。”李大章告訴他。
陳伯達不在意，對什么“藍蘋”“紅蘋”之類沒有太大興趣。
“你知道她是誰的妻子？”李大章似乎沒個完，繼續“考問”陳伯達。
陳伯達有點不耐煩了，他不知道李大章怎么會對這個女明星有那么大的興趣。
這時，李大章壓低聲音，在陳伯達耳邊說道：“她是黃敬的妻子！”
這下子，陳伯達恍然大悟，不由得朝那幅海報又看了幾眼。從此，在他的記憶倉庫中，留下印象：“黃敬的妻子是一個電影演員，叫藍蘋。”
從青島到西安，黃敬和陳伯達朝夕相處，一路走了半個多月。不過，彼此都是黨的領導干部，又處于白色恐怖之下，一路上相互都沒有談及自己的身世。自然，陳伯達一句未曾向黃敬問及藍蘋，黃敬也沒有向陳伯達提及藍蘋。
其實，李大章在閑聊中告訴陳伯達的，是“過時新聞”！藍蘋與黃敬的關系，說來話長……
藍蘋，當年上海灘上三流的電影演員。她是山東諸城人，原名李云鶴，因父母離異，母親帶她離家出走。母親以幫傭為生，維持生活。
黃敬其實不姓黃，本名俞啟威。俞家乃名門望族，原籍浙江紹興。祖父俞明震，清朝南京水師學堂督辦（校長）。俞明震三兄弟，俞明震為長兄，他的小弟弟之長子即俞大維——導彈專家，后來成為臺灣蔣介石政府的“國防部長”。蔣經國之女蔣孝章嫁給了俞大維之子。
俞明震之子俞大純，即黃敬之父。俞大純有四子兩女，黃敬排行第三，在家稱“三少爺”。
在俞家之中，唯有“三少爺”走上革命之路，于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化名黃敬。
黃敬的大姐俞珊，喜愛文藝，參加田漢的“南國社”，成為演員。
俞珊與趙太侔結婚。趙太侔是聞一多、梁實秋的同學，從美國留學歸來，在濟南出任山東省實驗劇院院長。李云鶴于1929年進入山東省實驗劇院，時年15歲。李云鶴聰明伶俐，頗得趙太侔、俞珊喜歡。
1931年春，17歲的李云鶴得到趙太侔資助，在青島大學當旁聽生，同時在圖書館工作。這時，黃敬正在青島大學物理系學習。李云鶴結識了這位俞珊之弟，陷入熱戀之中，進而結合。
翌年，黃敬加入中共。不久，黃敬擔任青島大學中共黨支部書記。1933年，黃敬擔任中共青島市委宣傳部部長。
黃敬深刻地影響了李云鶴，引導她走上革命之路。1933年1月，19歲的李云鶴加入中共，介紹人便是黃敬。
1933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黃敬被捕。李云鶴倉皇出逃，只身來到上海。這個山東姑娘先在上海當小學教員，后來重操舊業，當起演員來，改名藍蘋。她在上海早已把黃敬丟在腦后，與電影評論家唐納（本名馬驥良）結婚。不久，她又見異思遷，與導演章泯同居。唐納聞訊，兩度自殺未遂，大報小報競載“唐藍婚變”，鬧得上海灘沸沸揚揚。
黃敬被黨組織營救出獄之后，于1935年秋考入北京大學。不久，一二·九運動爆發，黃敬成為學生領袖之一（據陳伯達回憶，這時的黃敬尚未找到中共組織關系，在“一二·九”之后幾天，黃敬重新恢復中共黨員身份）。
1936年4月，黃敬作為北平學聯的代表，與陸璀等一起來到上海，住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大廈。5月底，黃敬在上海出席了全國學聯的成立大會。在滬期間，黃敬曾與藍蘋見面，藍蘋不忘舊情。這樣藍蘋在5月底突然離滬北上，前往天津。唐納以為她回娘家，追至濟南，不見藍蘋，在濟南商埠三馬路的濟南賓館5號房內喝下一磅酒精和吃下許多紅色火柴頭自殺，茶房發現后急送萬達醫院搶救，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唐納第一次自殺。藍蘋聞訊，急忙從天津趕回濟南，與唐納一起返回上海……
就在陳伯達和黃敬一起到達西安前一個多月——1937年8月初——江青由上海途經濟南、西安，進入延安。
黃敬在西安與陳伯達分手。黃敬前往晉察冀邊區，擔任那里的中共區黨委書記。
陳伯達一路艱辛，終于帶著妻兒，來到革命圣地延安。
初到延安，陳伯達人地生疏，在那里不聲不響。
一天傍晚，陳伯達吃過晚飯，獨自出去散步。他踱到延水的一條小支流旁，準備跨過一座小橋。
那木頭橋很窄，倘若對面有人走過來，這邊的人只能等那人走過才能上橋。陳伯達一看，有兩位女同志從河對岸上橋，便退到橋邊，讓她們先過。
兩位女同志過橋而來，其中一位陌生，另一位卻很面熟——陳伯達認得她，她是王若飛的夫人李培芝，曾和陳伯達一起在蘇聯留學。
在橋頭，李培芝見了陳伯達，當即大聲地說：“來，來，我來介紹一下。這位是陳伯達同志。”
李培芝轉向身邊那位女同志，向陳伯達介紹說：“這位是江青同志。哦，來自上海的電影大明星——藍蘋！”
陳伯達一聽“藍蘋”的大名，馬上記起來李大章說過的一席話，便跟江青握了握手，說道：“我和黃敬一起從青島到西安。黃敬另有工作，在西安跟我分手。他一切都好！”
說這話時，陳伯達一點也沒有注意到江青的臉色驟變——因為那時他還以為她是黃敬之妻！
這段小插曲，在歷史的長河中一閃而過，本來早從陳伯達的記憶中消失。可是，30多年后，當陳伯達在“文革”中失勢，在一次批判陳伯達的會議上，江青忽然抖漏出一句話：“黃敬跟你說了些什么？”
陳伯達大吃一驚，這才猛然記起30多年前的往事。原來，他初見江青時所說的幾句話，真是“言者無意，聽者有心”，觸及了江青心中最敏感的事。在她看來，大約一路之上，黃敬跟陳伯達說了許多關于她的事情，透露了她的“底細”。難怪，30多年后，江青還一直把那么個小插曲牢牢記在心中……
滑入錯誤的低谷
新來乍到，陳伯達在延安沒有受到注意。雖說他當時因發起“新啟蒙運動”已頗有名聲，但只在北平、上海等文化界有較大影響，而在延安，他的“知名度”還很低。“新啟蒙運動”的討論，并沒有波及延安。
陳伯達到達延安之時，正值陜北公學創辦之際。這是中共一所培養干部的學校，校長為成仿吾。考慮到陳伯達說曾在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教過書，于是，中共中央組織部便安排他到陜北公學當一名教員。陜北公學剛剛創辦，正需要教員。
說實在的，陳伯達此人，只宜寫文章，不宜當教員。他那一口閩南“普通話”，學生很難聽懂。他講課時，要不斷在黑板上寫粉筆寫，才能讓學生明白他講的意思。與其說是講課，倒不如說是“寫”課！
在陜北公學教了一陣書，陳伯達被調往中共中央黨校當教員。中共中央黨校的校長乃康生。
1938年5月5日，馬列學院在延安成立。這是中共培養理論干部的學校，院長張聞天。張聞天即洛甫，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跟陳伯達早就相熟。張聞天當即把陳伯達調到馬列學院當教員。
這樣，陳伯達教過馬列主義知識，教過歷史，也教過哲學。
記得，有一次開會，毛澤東來了。張聞天當眾介紹陳伯達，說道：“這是從北平來的陳伯達同志，他是北平‘新啟蒙運動’的發起人。”
張聞天說畢，噼噼啪啪響起一陣掌聲。掌聲過后，毛澤東也并未注意到陳伯達。似乎毛澤東當時并未讀過關于“新啟蒙運動”那些文章，因此對張聞天所介紹的“北平‘新啟蒙運動’的發起人”沒有在意。
教書畢竟非陳伯達所長，因為學生們紛紛反映，聽不懂他的課。于是，陳伯達被調到中共中央宣傳部，被任命為出版科科長——須知，1927年陳伯達入黨才幾個月便在武漢擔任此職，不料在11年之后，他竟仍然擔任此職！
陳伯達擔任過中共北方局宣傳部部長，擔任過中共北平市委“三人委員會”成員，這些情況中共中央組織部當然是知道的。陳伯達在延安得不到重用，原因是明白的：在延安有不少留蘇歸來的干部，知道陳伯達在蘇聯學習時倒向托派。托派問題在當時是很嚴重的問題，這樣，組織上對陳伯達的任用，也就有一定的戒心。
這樣，初來延安的那些日子，陳伯達的心境不那么舒暢，特別是他的一些同輩人，職務遠遠高于他：當年上海大學的同學康生，如今不僅是中央黨校校長，而且還擔任要職——中共中央社會和情報部部長；當年留蘇時的同學張聞天，如今不僅是馬列學院院長，而且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當時陳伯達在馬列學院當教員時的頂頭上司是他，到了中宣部當科長那頂頭上司還是他。所幸，張聞天待他尚好。
陳伯達覺得委屈，仿佛在延安坐的是冷板凳。延安的高級干部中，大部分是經過長征到達那里的，在長征中結下生死之誼，彼此關系很密切，而他從白區來，跟這些長征干部不熟悉，總有著隔膜。
陳伯達甚至有點后悔，覺得不該來延安。因為他在白區的文化界好不容易打開了局面，已經頗有聲望，在那里倘若繼續寫文章，做文化工作，名氣會更大……
陳伯達的情緒低落，又一次跌入了低谷。1938年上半年，陳伯達埋頭于寫作，寫出了《三民主義概論》一書。盡管他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科科長，卻自知在延安難以出版這本書。
1938年6月，知道王明要去重慶，陳伯達托王明把書稿帶去，在重慶出版。
陳伯達的《三民主義概論》是一本傾向不好的書，書中極其錯誤地對北伐前夕偽裝革命的蔣介石作了很高的評價：
正是因為當時的主要的國民黨領袖，是這樣不為帝國主義挑撥離間的詭計所動搖，這樣堅決地繼續中山先生和仲愷先生的精神和政策，結果才把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的革命廣州挽救過來，終于能夠排除萬難，克服大敵，轉危為安，使革命勢力得以繼續發展和擴大。如果不是這樣，那末，真如古人所說的“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了。
當時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乃喬裝左派，趁北伐之機擴大自己的勢力。他的反革命面目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暴露無遺，根本談不上“堅決地繼續中山先生和仲愷先生的精神和政策”。
陳伯達的《三民主義概論》，對于舊三民主義與新三民主義的原則區別，對于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原則區別，也作了許多錯誤的論述。
陳伯達在低谷中徘徊。
倘若陳伯達繼續按照《三民主義概論》這樣的錯誤方向寫下去，這位理論家就要發生“理論大滑坡”，跌入危險的境地。就在這個時候，一次偶然的機會，陳伯達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毛澤東的指點，撥正了陳伯達的航向。從此，陳伯達投在毛澤東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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