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86節 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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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聶娥嬌
我叫聶娥嬌。我家祖上是在常德城里開藥行的。當年，在常德城里，提起百泰堂藥行，婦孺皆知。百泰堂的朱砂深得顧客信賴，遠銷天津、上海、廣州、香港。對于門市銷售的藥品，我祖父和我父親在選料方面特別講究，如天麻，要色白透明，如黃芪，要選用內蒙古的正路貨。藥物的處理，糖制，酒砂等，都是古法炮制，一絲不茍。如百泰堂自制的參茸丸，配方系用高麗野參和關東鹿茸，而其它藥行制作的參茸丸，大多選用石柱參，西黨參和南茸、西茸，原材料價格不及百泰堂的五分之一。又如百泰堂創制的“百泰虎骨酒”，制作更是費盡心機。先要將虎骨熬膏，然后用汾酒浸泡。汾酒購自湖北漢口的最大酒坊“李大有酒號”。李大有酒號賣給百泰堂的汾酒，酒質要比賣給其它藥行的高十度。“百泰虎骨酒”馳名湘、黔、川。
百泰堂藥行在經營上也與眾不同。店面是三層牌樓的石庫門面，店堂內高懸“天人共鑒”、“存心有天知”金字匾額，櫥柜窗臺陳列的藥物琳瑯滿目，又配以風物說明，新穎別致。店堂內安置鐵籠，籠中關有活虎，引得路人圍觀。到了冬季，店堂內更是當眾殺活驢、活鹿來燉膠。
我祖父對我百般寵愛。自我懂事時起，祖父在百泰堂藥行里坐堂應診，總讓我在一邊旁聽。收購藥材時，他常把我帶在身邊，耐心地教我識別參、術、苓、草、歸、芎、芍、地八大類主要藥材。湘西、川、黔一帶的藥材商人把藥材賣給百泰堂，百泰堂再把這些藥材遠銷外省，稱為“下貨”生意。跟在祖父身邊，我熟識了湘西、川、黔的各種名貴藥材，如朱砂、水銀、吳萸、虎骨，穿山甲、麝香等。
我祖父還經常親自到野外去采集藥物，每次外出，他總會帶著我。跟著祖父，我走遍了常德地區的山山水水。
在澧縣文廟的大成殿里，祖父指著供有“大成至圣先師孔子之神位”的靈牌對我說：“我的小娥姣呀，你天資聰慧，記憶超群，你要是個男孩，我一定好好供你讀書。只可惜你是個女孩。孔夫子說：女子無才便是德。你以后讀幾年書，能識文斷字就行。你從小跟著我嘗遍百草，將來要是落難了，靠讀書救不了你，行醫問藥或許能幫你度過難關。”
走進石門縣的夾山寺，祖父告訴我：這里是闖王李自成的歸隱地。他念起了墻上的詩：“搗碎乾坤驚日月，踏翻宇宙走雷霆。時來作惡天還怕，運去念經佛不靈。”
接著，祖父對我說：“人一輩子能不能過上好日子，關鍵還是靠時運。‘時運不齊，命運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像李自成這樣的英雄，一輩子也沒有風光幾年。娥姣啊，人活一世，能過十年舒心的日子，那就是天大的幸運了。”
祖父拉著我的手說：“聶娥姣，你要記住：你現在過的就是衣食無憂的舒心日子，如果將來遭了難，你不要想不開，你要對自己說：‘我是享受過好日子的，現在吃點苦是應該的，有好多人一輩子都沒有享受過好日子呢！’這樣，你就沒有什么想不開的了。”
來到桃源縣的桃花源，祖父又對我感嘆道：“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免不了有紛爭，世上沒有世外桃源。”
在野外采草藥時，看到山坡上的南瓜，祖父會牽起一根南瓜藤，對我說：“好水嫩的南瓜藤！把外面帶刺的皮剝了，生吃起來味道也不錯。”
我對南瓜不感興趣，更不要說南瓜藤了。家里的餐桌上經常會有南瓜，我從來不吃南瓜。我最喜歡的一道菜，是沅水里撈起來的鯉魚。
祖父又說：“南瓜藤一時吃不完，可以趁著它鮮嫩的時候，用幾個大壇子把它們腌起來。到了秋天，地里的南瓜藤枯了，壇子里的南瓜藤還可以接著吃。”
春天的時候，棕櫚樹上會長出一種板狀的嫩籽，祖父指著它對我說：“這種籽不甜不酸，苦中帶一點澀，吃了不會壞肚子，鬧饑荒時可以充饑。”
我心中暗想：“沅水里的鯉魚魚籽我都吃不完，我為什么要吃這種棕櫚樹籽呢？”
在樅樹山里，祖父用鋤頭挖出了一種叫土茯苓的東西，他把這種粉紅的土茯苓拿給我看，說：“生吃，或是煮熟了吃，味道都不錯。”
我那時還小，不理解祖父的話，我家百泰堂撇開零售不說，光是做“下貨”生意，一年獲利就成千上萬，難道我會有吃南瓜藤的日子？
后來的經歷證明了我祖父是有先見之明的。
最初是川軍在常德脅迫商民籌餉，把常德總商會會長綁起來作人質，商會不得不向商戶分攤。有的商店棄店逃走，有的將妻室兒女的金銀手飾拿出來抵交攤派。我們家不得不變賣桃源縣老家的田土來交攤派款。
接著是土匪搶劫，綁架。從沅陵來的一伙土匪，不僅把我們百泰堂的現金洗劫一空，還把我父親綁走了，讓我祖父籌錢到沅陵贖人。
后來是日本飛機轟炸，百泰堂的大堂被炸垮，日本人還從飛機上投下了大量的大豆，高粱，麥子等谷物，以及一些零散的破棉絮，破布條，稻草。三四天后，街頭巷尾出現了許多死老鼠，大家不以為然。幾天后，鼠疫就開始在常德城蔓延了，我祖父和我的一個哥哥死于鼠疫。
日本人攻陷常德那一年，百泰堂百分之八十多的貨物毀于戰火，百泰堂差不多只剩下幾幢房子了。我父親在逃難路上被日本人打死了。
我二十歲時離開百泰堂，從常德城里嫁到了漢壽縣蔣家嘴鎮。我夫家姓蔣，在當地是大戶人家。我丈夫是黃埔軍校五期畢業，在國民黨軍隊中當營長，我跟著丈夫四處漂泊，生下了五個孩子。
解放前夕，我丈夫負傷了，我隨他回到了漢壽縣老家。土改那年，我夫家徹底破了產。劃分成份時，村子里還是蔣姓的堂兄掌權，我夫家當時已經沒有田產，只剩一棟老宅，按理應該劃分中農。但是，這們掌權的堂兄出于一番好意，將我夫家劃為破落地主，因為破落地主可以分到田土。
不過，他沒有想到，這個“破落地主”的成份，以后會給我們一家帶來終身的厄運，不僅讓我擔驚受怕一輩子，還危害到了我的子女。
很快，蔣家嘴土改時的打人殺人，就嚇得我們晚上睡不著。有的地主被吊在樹上打，有的在批斗時，被臺下的群眾用扁擔打死。還有的地主被用麻袋裝起來，綁上大石頭，沉到了江里。
我丈夫從小在外面讀書，后來又在外面當兵，他這個“破落地主”在當地沒有民憤，更沒有血債，我這個地主婆雖說是蔣家嘴的媳婦，但在那里住的日子并不多，與當地人無冤無仇。不過，我們還是惶惶不可終日，我們的五個孩子也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門。最后，我決定將全家遷往常德。
常德娘家沒有我們的住處，百泰堂的房子已經被我的哥哥嫂子們占據了，我們只好在德山租一處房子住下來。但是，一家人生計沒有著落。我丈夫身有傷病，再加上他面子薄，放不下架子，找不到事做。全家靠我四處行醫糊口。后來我一狠心，把我的兩個女兒放到窮人家去做了童養媳。
常德城里搞公私合營的時候，我靠著娘家的關系，進了中醫院工作，分配在制藥室上班。當時，我萬分高興，心想：“我一定要好好珍惜這份工作，再也不要去當游醫了。”
有一天，我和幾個職工正在制藥室制藥，忽然有幾個人走了進來，其中一個人指著我手里的白芍說道：“呵，這白術看起來很地道啊。”
我糾正他說：“這不是白術，這是白芍。”
那個人怔了一下，說：“看起來明明就是白術嘛，怎么會是白芍呢？”
旁邊有人向我使眼色，可我還是說：“白芍就是白芍，怎么能說成是白術呢？這是中藥，不能隨便混淆的。”
那個人笑了笑，說：“你呀，你真是內行人。看來，我是個外行。”說完，他走了出去，其他幾個人也跟著走了出去。
我旁邊的一個職工小聲告訴我：“這個人是新來的中醫院書記，你怎么能跟書記頂嘴呢？”
我滿不在乎地說：“他說錯了嘛。藥可是人命關天的東西，出不得半點差錯。”
沒想到，從此以后，我經常處于緊張的人際關系之中，醫院的領導經常在大會小會上含沙射影地批評我，醫院的職工一個個見了我，臉上都會露出異樣的神色。
后來，運動來了，我被勒令站在臺上挨批斗，頭上戴著一頂用報紙做的尖尖的高帽子，上面寫著“地主婆”、“壞分子”。有人高呼口號：“這個國民黨軍官太太，反動軍官家屬，她不老老實實，我們就叫她滅亡！”
我的小女兒就站在臺下陪斗。醫院的職工在發言中，還把我小女兒牽扯進去了，她們說：“這個地主婆，以前四處當游醫，賺了很多錢，她的女兒穿的都是絲綢衣服，從小過的就是資產階級生活。”
后來，批斗會升級了，我在批斗會上被人打了耳光，嘴角流血了，我戴的高帽上寫有“五類分子”這個新的封號。
我這個“五類分子”受到政府的管制，經常要到派出所去接受訊問。
在中醫院過得很壓抑，我干脆辭去了醫院的工作。
這一年，我的丈夫去世了，撇下我一個人，帶著三個孩子。我該怎么活呢？
我母親看我處境艱難，就讓我帶著小女兒從租住的德山，搬到了百泰堂老宅。這老宅里住著好幾戶人家，他們都不歡迎我的到來，說什么“潑出去的水怎么往回流？”
我的幾個嫂子天天指桑罵槐，希望把我和小女兒逼走。
在這個時候，我的小女兒又給我惹禍了。有一次，她把我的銀飾盒拿出來玩。銀飾盒里有一個玉鐲子和一個金鏈子，鄰居家的孩子看見了，就告訴了她家里人。她家里人就跑到派出所去舉報，說我家里藏有黃金。
派出所的人跑來了，把百泰堂翻了個底朝天，也沒有搜到任何值錢的東西。他們把我抓到派出所拷問了好幾天，說我丈夫在國民黨部隊當營長，在蔣家嘴一定藏了不少黃金。
從派出所回來，我把小女兒狠狠打了一頓，掃帚都被我打斷了。
百泰堂的人再次聯合起來，威逼我母親，要把我和小女兒趕走，
說我這個地主婆“把百泰堂染黑了。”
我只好帶著女兒搬了出來，重新開始租房住了。
三年苦日子到來了。我在常德縣農村四處當游醫。到處都是餓得浮腫的人，我想起了祖父當年對我講過的話。我開始吃南瓜藤，吃棕櫚樹籽，吃土茯苓，我還把這些東西帶回來給我的兒女們吃。
我的大兒子在蔣家嘴造紙廠謀得了一份工作，他在那里談了個女朋友，女朋友是貧下中農的女兒。我大兒子是地主子弟，能娶上貧下中農子弟，我認為這是天大的喜事。女方家邀請我這個未來的親家去作客。
我到了蔣家嘴，大兒子帶我去他女朋友家。沒想到，大兒子卻把我帶到了我自己的婆家。
我問大兒子：“怎么把我帶回自己家里來了？”
大兒子說：“這里以前是你的家，土改時，這棟房子被分給我現在的岳父了，所以，這里現在不是你的家，是你親家的家了。”
走到老屋前的沅江邊，看著這棟氣派的老宅，我的心情就像沅江水一樣不平靜。我想：“三十多年前，我這個常德城里百泰堂的千金小姐，就是坐著花轎嫁進了這棟房子里的呀。那時候，我是這棟房的女主人，我在這里侍奉公婆，在這里生下了五個孩子。現在，丈夫死了，兩個女兒也送人了，我自己居無定所，無家可歸。自家的房子怎么就成了別人的呢？”
我的親家知道我曾是這棟房子的主人，可他們接待我時，絲毫也沒有不安和尷尬，心安理得地以主人的身份招呼我。親家公笑嘻嘻的，兩顆爆牙露在外面。我想：“當年，他大概就是憑著這兩顆爆牙，把我的老宅挖走的吧。”
我的大兒子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在我耳邊悄悄說：“我選擇跟這戶人家結親，目的就是要把我家的房子奪回來。”
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
居委會的陳主任每天到我家訓話，要我小女兒下鄉。我小女兒躲了起來。陳主任找我要人。我不交人，她就收繳了我家的購糧證，停止了我家的口糧供應。這一招最狠毒。沒辦法，我小女兒只好下鄉了。她到桃源縣的菖蒲公社插隊落戶。
不久，我得到了一個新的封號，叫二十一種人。常德城里的游街，示眾，每一次都少不了我。城里十天一次戒嚴。每次戒嚴之前，都要把二十一種人從睡夢中拖出來，集中關押，不準交頭接耳，不準亂說亂動。
在屋里蹲了一夜，第二天開始游街示眾，脖子上掛一塊大牌子，上面寫明各人的身份：地主婆，反革命，牛鬼蛇神，孝子賢孫......男人頭上戴一頂高帽子，畫上鬼臉，女人們被剪成了陰陽頭。
我們這些人被綁著雙手，用一根長繩子串成一行，在大街上示眾。冬天，我們打著赤腳，走在鋪著薄冰的路上，腳板鉆心般疼。夏天，頭頂烈日，打著赤腳，走在半融化的柏油路上，腳下發出吧噠吧噠的聲音，腳板上的皮被一塊一塊扯了下來。
由于二十多個小時水米未進，有好幾次，我暈倒在地。圍觀的人群中，有人訕笑說：“看哪，這不是當年百泰堂的千金小姐嗎？她現在怎么成了這個樣子？”
后來不搞游行示眾了，來了一個新運動，叫遣送回原籍。我這個土生土長的常德人不能在常德呆了，作為二十一種人，我被遣送回我的婆家———漢壽縣蔣家嘴。這里本是我的家。土改時，因為害怕，我離開了這里，如今，我又被強行遣送回到了這里。
這里已經沒有我的住處，我只能住在生產隊的牛欄里。社員們見了我，都說：“還鄉團又回來了。”
我的親家公對我說：“你又跑回來干什么？想反攻倒算？還是惦記著你家的房子？”
隔三岔五地召開斗爭大會。我同這里的人，或多或少都沾親帶故，可開起會來，這些族親們一點也不手軟。
有一次，在斗爭會上，我親家公對社員們說：“這個地主婆這一次回家，是來找她公公埋在地下的變天帳的，誰分了她的田，誰分了她的房，她將來都會要跟我們算總帳的。”
大家聽了，一擁而上，把我按倒在地，一陣拳打腳踢。我親家母從茅廁里舀來了一端子大糞，笑嘻嘻地對我說：“這大糞是你當年住這里時留下的，你把它吃回去吧。”
我不吃大糞，死死咬緊牙關。有人跑回家，拿來了火鉗，撬開了我的嘴，把大糞灌進了我的嘴里......
散會后，我獨自到沅江邊去漱口。望著滔滔沅江水，我真想跳進江里一死了之。這時，我想起了祖父對我說過的話：“娥姣呀，你是享受過十年好日子的，以后吃點苦受點委屈也是應該的。”
我要活下去。
但不能呆在蔣家嘴這個地方了。
我開始逃亡，一邊逃亡一打聽，看看哪里有合適的人家，我要找個成份好的人家重新嫁人。最后，我逃到了軍山鋪公社，在一戶瞎了一只眼睛的獨眼龍貧農家里安了家。
沒想到，我在這個獨眼龍家里還是不得安生。只要喝了酒，獨眼龍就會把我按在地上，一只腳踩在我身上，笑嘻嘻地對我說：“聽說你原來是常德城里的富家千金？真是脫了毛的鳳凰不如雞。想當年，我家里也有八十多畝水田，都被我賭博輸光啦，我現在成了貧農。我們家里有兩個階級，階級斗爭不留死角，我家里也要搞階級斗爭！你這個地主階級不許亂說亂動，必須乖乖聽我這個貧農階級的擺布。”
我最怕他喝酒，喝了酒，他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干得出來，比如，他會騎在我身上，一邊用竹枝抽打我，一邊喊道：“快跑！快馬加鞭！”
有時，他還會一邊打，一邊痛哭流涕。
我被他打得渾身是傷。
唉，這樣的日子何時才是盡頭呢？
我再次決定逃跑。為了不讓這個獨眼龍找到我，我想我不能再在漢壽縣呆了，我跑到了我小女兒插隊的地方。
我小女兒插隊的菖蒲公社，是一個很偏僻的地方。一條石板小路彎彎曲曲，環繞著這個小山村，三面都是高山，平時，外人很少到這里來，這里的人也難得到外面去。村前破廟的墻上，留下的還是當年土改時的標語。我想，躲在這個地方應該是安全的吧。
我住在我小女兒家。我小女兒家的隔壁也住著一位知青，這位知青的老娘被遣送到了這里。我不認識這個女人，也不想跟她多說話。沒想到，第二天，她主動跑來同我聊天。
她說：“你不認識我，我可認識你。你不就是百泰堂的嗎？哎呀，那個時候，你可不得了喲，在上學路上，我同幾個小伙伴，遠遠地跟在你后面走。你一路走，一路剝糖果吃，把糖果紙隨手往地上扔。我們幾個悄悄把它們撿起來，貼在嘴邊，舔那上面的甜味。哎呀，我現在還能聞到那股濃濃的奶香味呢。我們眼紅得要死呢。只有百泰堂的千金，才能吃得起這么高級的糖果。你那個時候啊，走路時，頭昂得高高的，對旁人看都懶得看一眼，哪里會曉得有人撿你的糖果紙來舔呢？”
我一點也記不起吃糖果的事了。
她又說：“我們家那時也是開藥行呢。你還記得嗎？你父親當年把其它幾家藥行的參茸等名貴藥材買去，擺在百泰堂的玻璃櫥柜里，標明售價，讓顧客明白你們的售價比我們家藥行的價格便宜。哎呀，你父親這一招好毒啊，把我家藥行的生意都搶光啦.......”
這件事我倒是有印象。我記得祖父曾經勸阻過父親，但我父親堅持要這樣做。
我在小女兒那里沒住兩天，漸漸地，我感到情況有些不妙。生產隊的知青，原來見了我都熱情打招呼，現在見了我都不理我了。生產隊的社員見了我，也像見了怪物一樣。我小女兒也問我：“媽，我外公是不是發過國難財？”
我莫名其妙：“什么國難財？”
我小女兒說：“這里的人私下里議論，說我外公在常德濱湖地區發洪水的那一年，故意抬高價格，售賣百泰堂研制的散疫丹，發了一筆橫財。還有，我外公的百泰堂藥行被顧客稱為‘漆黑店’，賣劣質藥材害死過人......”
這真是天大的冤枉！民國二十年，洞庭湖濱洪水泛濫成災，時疫流行，我祖父派出店員，深入災民家里，免費贈送“散疫丹”。同時，還把藥送到各慈善堂，讓他們代我們廣為散發，不取分文，救了不少人的命。這在當年，是常德城里人人稱頌的一件善舉，現在怎么成了發國難財呢？
很快，大隊民兵開始找上門來，問我丈夫是不是因為罪大惡極而被人民政府處決了？
我的胸口又開始怦怦跳了起來，我知道，這一切都是隔壁那個婆娘造的謠。可是，我現在就是有十張嘴也說不清呀。
第二天清早，我小女兒到田里出工去了，我還在床上睡覺，房里忽然闖進了幾個孩子，每人手里拿著一根竹條，朝我的床上抽打，一邊喊道：“地主婆，睡懶覺，剝削人，罪難饒，打死你這個黃世仁！打死你這個彭霸天！打死你這個南霸天！......”
當天下午，階級斗爭現場會就在田間舉行。生產隊強令我掛上一塊木牌，跪在水田里。
我一直跪到天快黑。
生產隊長惡狠狠地對我說：“你女兒不聽話，嘴巴比劉胡蘭還能說。我好心勸她嫁給我侄子，她竟然嫌我侄子文化低！哼！斗爭大會明天接著開，一直開到你女兒答應嫁給我侄子為止......”
我知道我不能再在這里呆下去了。等天一黑，我就開始逃跑了。菖蒲那個地方的山真多。我翻過一座山，又翻過一座山。我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跑著，半夜里，我迷了路，在大山里轉來轉去，又累又餓。實在走不動了，我就靠著一棵大樹坐著。無名鳥發出一聲聲疹人的叫聲。
我想：“會不會有狼過來呢？”
我又想：“唉，叫狼吃了正好，反正這個世界沒有我的容身之處。”我很快就睡著了。
第二天天亮以后，我又開始繼續逃亡。我也不知道自己要逃到哪里去。哪里偏僻，我就往哪里躲。有時睡在山洞里，有時睡在社員的屋檐下。餓了就跟好心人討口飯吃，或是在山野采些野果。遇到有病人的人家，我會幫病人看病。病人的家人為了答謝我，會給我一小包米，或是幾個紅薯，幾個包谷，甚至會留我在他們家里住一晚。
有時遇到民兵查證明，他們會把我抓去關幾天，最后又只好把我這個老婆子放了出來。出來后，我又繼續流浪，我漸漸適應了這樣的生活，我再也沒有想過要回常德。在橋下的涵洞里，我睡得比在常德城里還要安穩。
一年又一年過去了。
有一次，我流浪到了安鄉縣安全公社。在長樂大隊，有一位老婆婆，頭和腰都無法伸直，身子長年蜷縮著，我拿出隨手帶的不銹鋼針，給她扎了唇中、三陰交、腎玉這三個穴位，病人很快就可以站起來了。
一個十多歲的姑娘，乳房糜爛。我采來芙蓉花，搗碎后敷在她的患處。不久，這個姑娘的乳房就好了。
在榆樹生產隊，有一個婦女牙疼得睡不著。我就到田野里去捉來幾只癩蛤蟆，用刀刮它們的眉棱處，那里會滲出少許桔黃色的漿液。我把這些漿液收集在酒盅里，再把漿液曬干，制成了蟾蜍酥。我把蟾蜍酥放進那個婦女的牙洞里，那個婦女的牙就不再疼了。
我在安全公社有了名氣，許多社員都來找我看病。從社員的口中，我得知這里有個朝鮮女人，她患氣管炎好多年了。他們問我敢不敢給她看病。
我問：“為什么不敢給她治病？”
他們說：“這個朝鮮女人是個女特務。”
又有人說：“其實她在日軍中當過慰安婦，是個婊子。”
這個朝鮮女人引起了我的強烈興趣，我找到她家，發現她同安全公社本地女人并沒有什么區別。她個子嬌小，頭發花白，慈眉善目，完全不像四十多歲的女人。她說安鄉話跟當地人說得一樣。
我問明了她的病情，告訴她一個偏方：用剛出生的乳豬，伴冰糖蒸熟后服用。她用我的偏方治好了氣管炎。很快，我和她成了朋友，每隔一段時間，我都要去她家坐坐，聽她聊她的身世。她也樂意跟我講她的經歷。
她叫金姬順，十二歲時隨父親來到中國沈陽，進了日本人創辦的“朝日女校”讀書。畢業后，被分配到“南滿鐵道醫院”擔任助產士。后來，經過一個朝鮮技工的介紹，認識了在國民黨部隊當排長的吳連長。遼沈戰役后，國民黨駐東北的軍隊土崩瓦解，吳連生決定離開國民黨部隊，他帶著金姬順，回到了湖南安鄉老家。
在安鄉老家，農村缺醫少藥，婦女生孩子都是土法接生。有一天，鄰居有一個孕婦生孩子，由于難產，痛得哭天喊地。金姬順采取人工引產的方法，使孩子順利分娩。
不過，嬰兒降生后仍處于窒息狀態，不哭不動，全身發紫。按照當地的舊習，這樣的嬰兒是要當作死嬰埋掉的。金姬順卻沒有放棄。她先是口對口地為嬰兒作了人工呼吸，再用手輕輕扣出他嘴的血塊，然后倒提著他，在他屁股上連擊兩掌，嬰兒終于哇地一聲啼哭起來。
這次接生讓金姬順名聲大振，遠近一帶的產婦都喊她接生。當地人都夸她：“想不到這個外國人還是個送子觀音。”
不過，她當“送子觀音”的風光日子沒過幾年，厄運就開始降臨了。在反右運動中，她的丈夫被打成了“歷史反革命”，她成了反革命家屬。
接下來是三年苦日子，公共食堂里頓頓都是紅薯湯。她餓得走路搖搖晃晃，得了“夜盲癥”，手上的青筋凸出來，臉上只有骨頭沒有肉。她剛出生的女兒沒有食物吃，餓死了。
熬過三年苦日子之后，接下來就是“四清”。“四清”清理出了她這個女特務。工作隊的人在她房前屋后挖地三尺，想要找出發報機。生產隊的孩子用彈弓射她，一邊喊道：“女特務，你把發報機藏在哪里了？趕快交出來！”
這些孩子，有好幾個出生時都是她接生的。
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多年，最讓金姬順搞不懂的就是這“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階級斗爭。
有一次，她悄悄問我：“你說說，上面號召我們搞階級斗爭，到底是要下面的人真搞呢，還是假搞？”
哎呀，到底是個外國人，思路跟中國人就是不一樣。我頭一次聽到這樣奇怪的問題，感到莫名其妙。
她又說：“要是真搞呢，就認真地搞，扎實地搞。要是假搞呢，那就當是演戲，好好地演。問題在于：有時候看起來是像在真搞，結果卻是在演戲；有時候看起來像是演戲，結果卻讓人死不瞑目。你永遠琢磨不透這階級斗爭什么時候是真搞，什么時候是假搞。”
她給我講起了她第一次參加萬人斗爭大會的情景——
那天清晨，我家屋檐下的喇叭里就反復廣播著一個通知：今天將舉行全公社萬人批斗大會，全公社每個社員務必按時參加，缺席者按現行反革命處理。這個通知嚇得我和吳連生瑟瑟發抖，早飯都吃不去。
早飯后，公社直屬連的基干民兵們，雄赳赳氣昂昂地來到我家。他們先是在禾場上高喊一通口號：
“打倒歷史反革命分子吳連生！”
“打倒朝鮮女特務金姬順！”
我和丈夫早已嚇得癱軟在地上，民兵們用棕繩把我倆捆上。這次捆綁跟以前不同，這次把我們包粽子一樣，橫七豎八，捆了一道又一道，然后，押著我們跌跌撞撞走向萬人批斗大會會場。
大會是在一個山坡下舉行的，這次批斗大會比生產隊、大隊的批斗會氣派大得多。黑壓壓的人群漫山遍野，老人和孩子們都來了。會場上空始終回蕩著讓人亢奮的語錄歌。主席臺上方掛著“斗爭大會”四個嚇人的大字，會場兩邊掛著巨幅標語：
砸爛黑五類的狗頭！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人群中有一個穿軍裝的男人，他站在一張桌子上，手持喇叭，惡狠狠地指揮著各個大隊社員應該站立的位置。
批斗大會開始了。
第一項議程當然是由大會主持人高聲宣布：“把黑五類分子押上臺來！”
于是，基干民兵們把我們押上主席臺。當我們一個個魚貫上臺時，廣場上響起了雷鳴般的口號聲。我們被勒令跪在臺上，低下“狗頭”。
公社革委會的馬主任開始講話了。我看不到他的模樣，只能聽到他的聲音。他的聲音里充滿了無限的憤怒和無比的仇恨，他氣憤得說不出一句一句完整的句子，從他嘴里嘣出的只有一個一個的詞語。他每說出一個詞語，就會揮拳在桌子上狠狠地砸一下。桌子上擺放著的話筒，就會把他砸下的這“咚”的一聲無限放大，傳到會場四周高懸的喇叭里去。四周的喇叭再把這“咚”的一聲無限放大，傳到天空，傳到山上，然后再回蕩到我的耳鼓里。
每當這“咚”的一聲砸到我耳鼓里的時候，我的心就會揪緊，停止跳動。
馬主任咬牙切齒，歷數著我們這些階級敵人的一樁樁罪惡：
“頭上長瘡！咚！——”
“腳底流膿！咚！——”
“想復辟！咚！——”
“磨刀霍霍！咚！——”
“毒如蛇蝎！咚!——”
“火燒芭茅心不死！咚！——”
在我的想像中，他的樣子應該像一個喝了兩斤白酒的狂怒之人，滿臉通紅，雙目圓睜，脖子上的青筋有烏梢蛇那么粗，牙齒咬得格格響，隨時準備撲上去，把他眼前的黑五類撕成碎塊，然后一塊又一塊把它們生吞下去。
又或許，他像一個在荒島上孤獨生活了幾十年的落難者，他已經有幾十年沒有說話了。突然，他發現一條滿載游客的航船正從遠處駛過。他向船上的人高呼，他想向他們表明：他需要說話。他還能夠說話。他急需他們來拯救他。
聽著他那聲嘶力竭的尖叫，我心中感到一陣陣愧疚：都怪我們這些十惡不赦的階級敵人啊，要是我們這些黑五類沒有犯下那些滔天大罪，他會這么憤怒嗎？他的憤怒是我們這些階級敵人招來的啊。
有時，我又會在心中暗暗同情他。他憤怒了這么久，他不累嗎？他吶喊了這么久，他不需要歇一歇，喝口水嗎？他把嗓了喊啞了怎么辦？
馬主任講了兩個小時，他的拳頭也在桌子上砸了兩個小時，我的耳朵也被“咚！——”了兩個小時。馬主任終于結束了他的講話。他累了。
批斗大會的最后一項議程是：全公社的一萬多名社員，包括老人和孩子，排成整齊的隊伍，依次從我們這些黑五類面前走過，每個人在經過我們面前時，都要指著我們吼一聲：“罪該萬死！”
然后狠狠地跺一腳：咚！
最后輕蔑地吐口水：“呸！”
大會結束之后，我們這些黑五類正準備回家時，忽然有兩個民兵來到我面前跟我說：“你還不能走。馬主任要對你這個外國女特務訓話。”
我丈夫望著我，滿眼驚恐。
民兵押著我來到了馬主任的辦公室門外，一個民兵看著我，另一個民兵進去報告。辦公室的門和窗都是敞開著的，我看到一群人把馬主任圍在中間。馬主任滿面紅光，神采奕奕。
馬主任說：“今天的斗爭大會開得很過癮，比喝了茅臺酒還要痛快！”
他旁邊的一個干部說：“你今天的報告作得很有氣勢，雷霆萬鈞，大長了無產階級志氣，大滅了階級敵人威風。”
另一個干部說：“最后一個環節：萬人唾罵，這是只有馬主任才能想出來的精彩華章。別的公社開斗爭大會，絕對想不出這樣的妙招。”
民兵把我帶進辦公室。
馬主任一看到我，立刻笑容滿面，與剛才主席臺上的那個兇神惡煞的馬主任判若兩人。他對我說：“你大難不死，必有后福。”
我沒聽懂。
他說：“我們中國有句老話，叫作‘千夫所指，無疾而死。’今天，你遭受的不是千夫所指，而是萬夫所指，可你沒死，還活得好好的，這說明你這個女特務生命力很頑強。你知道嗎？過去我們大多數中國人，只有在電影銀幕上才能看到女特務，而此刻，一個活生生的女特務，而且是外國女特務，就站在我面前，我很激動。有你這個女特務在主席臺上跪著，我今天做報告做得特別興奮，特別來勁！”
旁邊一個干部說：“電影里的女特務都是穿旗袍的，可惜這個女特務穿的是大褲腳。”
馬主任指著我的褲子說：“你不應該穿大褲腳嘛。你們朝鮮的金日成主席說過：朝鮮女人都不應該穿褲子……”
看到我和在場的其他人都驚訝得目瞪口呆，馬主任又笑瞇瞇地緩緩說道：“你們朝鮮的金日成主席說：朝鮮女人都不應該穿褲子，而應該穿裙子。”
在場的人都笑了。
馬主任又指著我的褲子說：“你不應該穿褲子，而應該穿裙子。現在，我給你一個穿裙子的機會。”
說到這里，他停了一下，看到我臉上并沒有表現出驚喜，他顯得有些氣餒。他說：“今天，我們接到通知，安鄉縣要舉行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匯演大比武，我們公社文宣隊必須要拿出有特色的節目。上次，我看了你們大隊文宣隊的一個節目，叫《延邊人民熱愛毛主席》。那個節目是你演的吧？很好嘛。你從哪里搞來的朝鮮服裝？是你從老家帶來的？”
我告訴他，朝鮮服裝是我自己臨時做成的。我扯了一些紗蚊帳布，把它染成紅、綠色，再把它縫成一條紅色的短上衣，一條綠色的裙子，還有兩條彩帶，把這些東西套在身上，我就成了朝鮮族的“延邊人民”了。
馬主任說：“別的公社演《延邊人民熱愛毛主席》的演員都是冒牌貨，只有我們公社的演員才是正宗的朝鮮人。你雖然是個外國女特務，但我們中國的毛主席說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你現在可以為我所用。這段時間，你要同文宣隊好好排練，要為我們公社爭光。你這個正宗的朝鮮人表演的《延邊人民熱愛毛主席》，要是在匯演中沒有取得好成績，老子槍斃了你！”
說到這里，他將手槍啪地一下放在桌子上，兩眼露出兇光，又恢復了他在批斗大會上的樣子。
我戰戰兢兢地離開了辦公室。
走到門外不遠處，我聽到馬主任在房間里對其他人嘆氣道：“這狗日的吳連生，他憑什么這么有福氣，竟然搞了一個漂亮的外國堂客！我們公社的女人，什么樣的我沒搞過？可我就是沒開過洋葷。你們說說看，這朝鮮女特務是什么味道？是不是跟長沙臭豆腐一樣，聞起來臭，吃起來香？”
我懶得再聽下去了，我為我今天在批斗大會上遭受的痛苦而感到委屈。我在心里想：報紙上天天講，階級斗爭是關系到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的大事啊，多么莊嚴神圣！可是，到了我們公社的馬主任這里，他怎么將階級斗爭跟臭豆腐扯到了一起呢？
有一個冬天的深夜，民兵們突然砸開我家的房門，把我和吳連生從被窩里揪了出來，還未等我們穿上棉衣，他們就把我們捆了個結結實實，然后押著我們向外走去。屋外大雪紛飛，天地一片白晃晃的，我和吳連生凍得哆嗦，也沒敢問他們這是要把我們押到哪里去。我們已經習以為常了。我們這兩個黑五類經常被民兵押到某個地方，同全大隊或是全公社的階級敵人集中關押到一起。
但是，今晚似乎有點不同尋常，今晚他們押著我們朝一座荒山上走去。正感到疑惑時，忽然聽到我背后的兩個民兵悄悄議論：
“就在生產隊里處決不行嗎？為什么要跑到山上去？”
“在生產隊處決，誰給他們抬尸呀？再說，他們這些階級敵人的血有劇毒，會污染生產隊的稻田，將來種出來的稻谷也不能吃......”
啊，原來，他們這是要處決我們！我的腿一陣發軟，我丈夫一下子癱倒在地上，行進的隊伍停了下來。一個民兵用槍托捅了我丈夫一下：“起來！你這怕死鬼，這里不是你死的地方，你沒有資格死在這里。”
我丈夫嗚嗚地哭了起來。又有一個民兵用槍托打他。
不知為什么，我突然一下子變得勇敢起來。我走過去安慰丈夫說：“連生，起來吧，死就死吧，這樣的日子有什么值得留戀的？你以前不是說將來我們要死在一起嗎？現在機會來了。”
吳連生沒有起來。兩個民兵只好拖著他的胳膊，像拖麻袋一樣向山上拖去。
我望著漫天的雪花，望著這白茫茫的世界，我沒有對死的畏懼，我想起了中國電影里無數的就義場面，我想起了劉胡蘭，江姐，我甚至想：我這樣穿著內衣內褲哆哆嗦嗦地死去，實在是死得太窩囊了，我要是穿著朝鮮族的裙子死去就好了，而且最好是死在一棵萬年松樹之下。
我吳連生到達了目的地。這里沒有電影里常出現的那種襯托先烈的青松，卻有兩個已經挖好的墓穴。
我丈夫咕咚一聲，自己主動滾到墓穴里去了。
兩個民兵把他拖了上來，踢了他一腳：“我們還沒有代表人民宣判你們的死刑，還沒有扣響正義的槍聲，你怎么就像癩皮狗一樣躲進去了？”
那一刻，我真有點恨我的丈夫，他把我們的英勇就義搞得太滑稽了，跟我從電影里看到的英雄就義場面相比，相差太遠！
一個民兵問我：“你有什么臨終遺言？”
我想起我的兒子此刻還在家中哇哇啼哭呢，我的眼淚嘩地涌了出來。我能給兒子留下什么遺言呢？讓他化悲痛為力量？讓他繼承我們的遺志？......不，不行。我覺得還是什么也不說。我惡狠狠地擦干了我那個不爭氣的眼淚——電影里的哪個先烈是帶著眼淚死去的？！
民兵們在我們前面站成一排，舉起了槍。
犧牲的時刻馬上就要來臨了，我突然意識到我應該高呼幾句口號，于是，我高喊：“偉大的金日成同志萬歲！”
民兵們放下槍，走到我面前，踢了我幾腳，罵道：“這里是中國，金日成有什么資格稱萬歲？”
我又喊：“毛主席萬歲！”
他們用槍托砸了我幾下，罵道：“你這個朝鮮女特務，有什么資格喊毛主席萬歲？”
我靈光一閃，決定高唱《國際歌》：“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這一回，他們沒有提出反對意見。我想讓丈夫跟我一起唱，可他一聲不吭。
民兵們重新舉起了槍，一個民兵高叫道：“預備——”
我繼續唱道：“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槍響了。我只覺得頭上有一陣風掠過，我倒在了地上。我以為我死了。我一動不動地躺著。不知過了多久，有人在踢我，我睜開眼一看，民兵們在哈哈大笑，笑夠了，他們開始議論：
“這狗日的吳連生，他還在國民黨部隊當過營長呢，我們還沒開槍，他就嚇暈了。難怪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
“這個女特務真是視死如歸，大義凜然，跟電影里的先烈一模一樣。”
我從地上爬起來，拍了拍身上的雪，責問他們：“你們剛才為什么不把我打死？”
一個民兵說：“今晚，我們幾個民兵武裝巡邏，巡了一個通宵，一個敵人也沒有發現，實在無聊，所以，把你們兩個拉出來搞了一場演習。你可別怪我們。通過這場演習，我們發現：吳連生真是個狗熊，他當反革命一點不冤枉。而你呢，你可真不像個特務，你像個先烈。”
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
又來新的運動了。
這一回的運動叫“一打三反”。上面派了工作組進駐我們生產隊。這一回的工作組，同以前的工作組也沒有什么不同，無非是開會，學文件，喊口號，號召社員們檢舉、揭發我們生產隊的階級斗爭新動向。我們生產隊只有我和吳連生這兩個階級敵人，所以，開會時照例把我們兩個押到臺上批斗一番。
不過，有一天晚上，吳慶生堂客的揭發，還是讓我和吳連生感到心驚肉跳。
吳慶生是我丈夫吳連生的堂兄，他們兩人的父親是親兄弟。吳慶生堂客是生產隊的接生婆，在我來這里之前，這一帶的產婦生孩子，都是由她接生的。我隨丈夫剛到安鄉那些年，我和吳慶生堂客相安無事。在了解到我是個助產士以后，她還經常向我請教接生方面的問題。這附近的產婦生孩子時，有的人請她接生，有的人請我接生。
自從我被打成女特務后，這附近的產婦就不敢再請我接生了。吳慶生堂客對我的態度，也來了個大變臉。吳慶生堂客私下里四處造謠，說我原來是在日本軍隊里當妓女的，從頭到腳，都胺臟得流膿水。
這些我都忍了。誰讓我和吳連生是黑五類呢？
更可氣的是，吳慶生家里養的豬，經常跑到我家的自留地里拱辣椒樹。我去找吳慶生堂客，陪著小心跟她說好話，讓她把家里的豬關好。吳慶生堂客笑嘻嘻地答應了，可是，她家的豬照樣跑到我家的自留地里來。我撿起石頭，把她的豬砸跑了，這一幕被她看見了，她對我破口大罵。我回罵了她幾句。
沒想到，這次“一打三反”運動，讓她逮到機會了。她在斗爭大會上檢舉說：“那天，我家的豬拱了吳連生的辣椒，吳連生這個反革命一邊趕我家的豬，一邊惡狠狠地對我說：‘你們這些貧下中農，人人都欺負我。 等蔣介石反攻大陸成功的那天，我要把你們這些貧下中農全部殺光！’吳連生堂客也在一旁幫腔說：‘我日夜盼望著金日成主席帶人來拯救我，我要把安鄉縣的黨員、團員全殺光！’……”
工作組的人，還有生產隊的知青，覺得問題十分嚴重，這是階級斗爭的新動向。知青們個個義憤填膺，逼我交出發報機。我交不出，他們就對我拳打腳踢。
知青們到生產隊插隊之前，我參加過無數的斗爭會，但那些民兵、社員們從來都只是喊一喊口號，從來沒有人動手打過我。這一回不同，這一回知青們下了狠手，是真打，我被打得頭破血流。
斗爭會結束之后，吳連生就被關押在生產隊的“三忠于”室，由民兵日夜看守。我被放了回去，負責每天給丈夫送飯。
第一次去給丈夫送飯的時候，丈夫的神情顯得輕松，他同看管他的民兵有說有笑，他給他們講述他以前在國民黨部隊當兵的經歷。
在生產隊關了兩天之后，我丈夫被民兵押到大隊部去了。我去給他送飯時，看見他同其它各個生產隊揪出來的壞人關在一起。當時，他還安慰我說：“過不了幾天，我就會回去的。這里關了這么多人，政府還能把我們都殺了？”
再往后，我丈夫被關到公社武裝部去了。我去給他送飯時，看到他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他對我說：“姬順，這一次，我可能回不去了。”
我安慰他說：“沒什么大不了的。你還記得上次開萬人大會的情景嗎？還有，那天夜里，在山上，埋我們的墳坑都已經挖好了，結果呢，我們不是也活著回來了嗎？”
我丈夫苦笑了一下，說：“這一回不同，這一回是來真的了。文件上說的是：管，關，殺。就是管一批，關一批，殺一批。我大概是屬于‘殺’的那一批。”
我又安慰他說：“殺你干什么？你只是歷史反革命，又沒有現行破壞行為。”
我丈夫說：“你不知道，我們公社挖出了一個光復黨，公安局的人說我是光復黨的骨干分子.......”
我再次去送飯的時候，見到的就是我丈夫的尸體了。
我撲到丈夫身上，我沒有哭，我心中想的是：“這是真的嗎？我丈夫他是真的死了嗎？”
看守我丈夫的人告訴我：吳連生是光復黨的主要頭目，拒不交待光復黨的行動綱領，組成人員名單，畏罪自殺身亡。
我撫摸著丈夫冰冷的尸體，看到他的脖子上，胸部，大腿上，到處都是紫色，他是怎么自殺的?他真的死了嗎？
在埋葬了丈夫之后的好長時間里，我腦海一直盤旋的一個問題是：“我丈夫真的死了嗎？這一回，不是像上次在山上那樣的假槍斃？這一回是真的？這一回，是真真實實地在搞階級斗爭了？”
金姬順跟我說：“我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多年，學會了講中國話，吃中國菜，干各種各樣的中國農活，但始終琢磨不透中國人的人心，不知道中國人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有一回，金姬順和大隊的所有黑五類們，被民兵們押著在全大隊的各個生產隊游行示眾，一邊走一邊敲鑼。當隊伍走到一個水塘的塘基上時，有一個婦女想不開，卟嗵一聲跳進了塘里。金姬順大喊大叫，準備下塘去救人，卻被民兵拉住了。
民兵呵斥她：“你去救她干什么？她是個四處偷男人的女流氓，壞分子。”
隊伍停了下來，站在塘基上，安靜地望著水塘里那個女人上下撲騰，最后沉了下去。
金姬順忍不住哭了，民兵反而安慰她：“ 一個黑五類，死了反倒省事了，你有什么好傷心的呢？”
金姬順憤怒地質問：“當年，志愿軍戰士羅盛教，在下河救我們朝鮮落水兒童之前，是不是要先問清楚：那個落水兒童是什么階級成份？”
金姬順又說：“中國人變臉變得特別快，從慈眉善目到怒目金剛，只是一眨眼的工夫。”
平時，在生產隊出工時，社員們同金姬順嘻嘻哈哈，可是，一到了晚上政治學習的時候，社員們的臉就嚴肅起來，特別是上級派來的工作組主持會議時，社員們一個個避她像避瘟神一樣，臉上滿是凜然的正氣。當他們起來發言時，那些平時不太會說話的社員，都能搬出一大堆詞語，對她進行憤怒聲討。
大隊部放演過一部電影叫《賣花姑娘》。金姬順發現，自從社員們看過《賣花姑娘》以后，他們見了她，個個臉上都充滿了無限的悲憫。他們說：
“想不到朝鮮人民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想不到朝鮮的階級壓迫這么厲害！”
“朝鮮的地主比我們這里的地主狠得多了。”
就連害死金姬順丈夫的吳慶生堂客，也提著一籃紅薯，到金姬順家里來安慰她了。
吳慶生堂客扯起腰間的圍裙，揩著眼淚，哀哀戚戚地說：“我在電影里看到的女特務，都是穿著旗袍、吃著牛肉罐頭的剝削階級，我以為你以前在朝鮮過的也是這種腐朽生活。看了《賣花姑娘》，我才曉得，原來朝鮮人民比我們苦一萬倍！我一邊看電影一邊哭啊......”
金姬順還給我講過她在山上修大寨梯田的經歷。她說——
那一年修大寨梯田，幾個公社的社員集中在一起，苦干實干拚命干，開山挖土流大汗。所有的社員都實行軍事編制，全民皆兵，所有的領導都以軍職相稱。社員們按照階級成份編成一個個連隊，連長肩上斜披一條紅底黃線的綬帶，帶領連隊大干快上，勇奪紅旗，好不威風。
我所在的連隊是由成份不好的社員組成的，除了黑五類以及黑五類子女之外，還有中農、上中農及其子女。我們連的連長姓石。石連長對我們這個連是又愛又恨。恨的是，我們這個連階級敵人成堆，愛的是，我們這個連隊漂亮妹子成堆。我也感到好奇：為什么這些漂亮妹子大都是出生在黑五類家里？
各個連隊都是集中住在一起，睡的是大通鋪。石連長很喜歡到我們連隊的集體宿舍來，當然，他來我們宿舍是有充足理由的，那就是他常說的“培養女社員在學大寨工地上火線入團。”他是來找女社員談心的。
我注意到，他每次來，找的總是那幾個特別漂亮的妹子，其中一個最漂亮的叫桂花妹子。桂花妹子是上中農成份，她在大隊總是入不了團，很苦惱，這次到了工地，她希望能夠在這里火線入團。
石連長到我們宿舍來時，總喜歡搞突然襲擊。他走路像貓一樣，沒有一丁點聲響，他不喊門，不敲門，冷不丁就撞開門闖進來。姑娘們、堂客們正在用毛巾擦洗身子，猛一回頭，發現石連長就站在宿舍門口，她們嚇得雙手抱胸，驚慌失措地往床上躲。
因為我們連的社員出身不好，大家雖然對石連長心生不滿，但誰也不敢公開抱怨。
有一天早上，我們宿舍的桂花妹子突然大叫起來，說她挎包里的五元錢不見了。五元錢啊，那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宿舍里立刻騷亂起來，大家紛紛幫忙尋找，找了半天，沒找到，桂花妹子哭著去找石連長反映去了。宿舍里的人一個個嚇得變了臉色。在這群女人中，我算是屬于見多識廣的。看到這些姑娘們驚恐的樣子，我就對大家說：“如果有誰撿到了桂花妹子的那五元錢，最好悄悄放回桂花妹子的挎包里。”
在晚上的政治學習會上，石連長聲色俱厲地敲著桌子吼道：“桂花的五元錢被盜了，從表面上看，這是一起盜竊案，從實質上看，這是發生在學大寨的工地上，所以，這是一起破壞農業學大寨的反革命惡性案件，是階級斗爭的新動向。現在，大家背靠背，每個人寫一張紙條，把你們知道的情況揭發出來，交給我來審查。”
第二天上午，石連長單獨找我談話。
面對他那滿臉又紅又紫的麻子坑，我感到脊背一陣發涼。
石連長說：“你是自己主動認罪，還是讓大家來揭發你的罪行？”
我說：“我沒有干壞事，為什么要認罪？”
石連長拍了拍手，滿意地笑了，說：“我就知道你不會主動認罪。所有的人都在紙條上檢舉說，是你金姬順偷了桂花的錢，你不認罪，正好。我原來還擔心今晚的政治學習相當乏味呢，現在好了，有了你這個主角，今晚的政治學習有好戲看了。”
當天晚上，工棚外的北風刮得嗚嗚響，工棚內的斗爭會開得如火如茶。這次斗爭會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斗爭會。以前的斗爭會，參加大會的大多是貧下中農，挨批斗的只是少數幾個黑五類。以前的斗爭會上，貧下中農雖然口號喊得震天響，但真正動手打人的不多。
今晚的斗爭會是黑五類斗黑五類，是大多數黑五類批斗我一個黑五類。黑五類唱起了主角。這些平時挨批斗的黑五類一旦當上了主角，表演欲望特別強烈，口號喊得比貧下中農響，動手打起人來，都是往死里打。一個地主婆表現得特別積極，她撲上來揪我的頭發，罵我：“連日本皇軍都敢偷的婊子，你會不敢偷五元錢嗎？”
雖然被這些黑五類打得鼻青臉腫，其實，我也還是挺能理解這些黑五類的。她們長期受壓迫，今天終于可以欺壓別人了，這樣的機會，只怕是鐵樹開花，千年難得一回。
她們有什么理由不緊緊抓住這稍縱即逝的機會呢？
我們連隊有個姓劉的婦女，她原來是在安鄉縣城里當老師的。她那個學校的校長，經常找一位單身女教師到他辦公室談心，總談到深更半夜。那位單身女教師很害怕，偷偷找這位劉老師哭訴過好幾次。
劉老師聽了氣憤不已，決心拯救這個遭到騷擾的單身女教師。她向上級寫了檢舉信。沒想到，這封檢舉信最后落到了校長手里。校長從她的信中找到了她“對現實不滿”、向黨發進猖狂進攻的句子，把她打成了右派。
不久，她丈夫也同她離了婚。
這位劉老師在工地干活時，總喜歡同我搭檔，我挑土，她鏟土。她經常纏住我，問一些朝鮮的事，如“在你們朝鮮也劃右派嗎？朝鮮也有黑五類嗎？朝鮮也搞階級斗爭嗎？”
有時候，趁著四周無人，她會打自己的耳光，罵自己：“唉，我怎么就這么傻呢？原來，我還想拯救別人呢。沒想到沒有救起別人不說，自己反而跌到了井底下！”
接著，她便是一聲仰天長嘆：“唉，什么時候，我才能攀上一根繩子，從這井底爬上去呢？”
就是這個劉老師，在斗爭會上打我最起勁，她用腳踢我，專揀要命的地方踢。
旁邊的人給她喝采：“踢得好！踢死她！她不承認就踢死她。”
我倒在地上，用雙手抱住頭。我想：“今晚我是挨不過去了。就算不被打死，也會被打成個殘廢人。我丈夫不就是因為不肯承認光復黨的事，才被折磨死的嗎？”
于是，我只好懇求道：“你們別打了，桂花的那五元錢是我偷的。”
我的話音一落，屋子里響起一片歡呼聲。
石連長叫人把我扶起來。他一邊檢查我身上的傷情，一邊惋惜地嘆氣：“唉，你要早點承認，不就可以免去這頓皮肉之苦嗎？中國有句俗話，叫做好漢不吃眼前虧，你連這個道理都不懂，看來你還真個外國人。你也不想想：所有人都檢舉說是你偷的，你卻不肯承認是你偷的，那豈不證明我們所有人都錯了嗎？你這不是犯了眾怒嗎？所以呢，我呀，還要好心好意地再教你一句中國話。你可一定要記住喲，這句中國話叫做：眾怒難犯。”
因為我偷了錢，我的頭上又多了頂帽子，叫做壞分子。
石連長決定對我實施監督改造。所謂監督改造，就是在我勞動時，旁邊有一個人時刻看著我。
石連長經過一番精心挑選，決定派細妹子來負責監督我。
在工地上，我同細妹子比較談得來。細妹子的床緊挨著我的床，她經常同我說一些悄悄話。細妹子告訴我，她的家庭出身是中農。小時候，她以為自己是貧下中農中的一員，后來，她才知道中農還分好幾檔：下中農，中農，上中農，只有“下中農”才是“貧下中農”中的一員，才是革命的依靠對象。而中農、上中農并不屬于貧下中農，僅僅只是革命的團結對象。
讀小學時，因為是“中農”，她沒能加入少先隊；讀初中時，因為是“中農”，她沒能加入共青團。學校的老師告訴她：入少先隊，入共青團，入黨，這是一個人政治生命中的三大雄關。如果一個人不能邁過這三大雄關，那么，這個人的生命是不完整的。
她對此深信不疑。
為了入團，她曾一次又一次寫申請書，結果總是通不過，她因此不知道哭過多少回。
這一次，到了學大寨工地，聽說可以在工地上火線入團，她欣喜若狂，她拚命積極表現，想引起石連長的注意。可是，石連長好像對她視而不見。
每次到宿舍來找女社員出來談心時，石連長總是只找那幾個長得漂亮的，他找得最多的是桂花妹子。他從來不找相貌平平的細妹子。細妹子也曾主動找石連長匯報自己的思想，但石連長總是借口說自己很忙，這讓細妹子又苦惱又著急。
現在，細妹子的機會終于來了。第二天上工的時候，石連長把細妹子叫到我身邊，對她說：“現在，共青團考驗你的時候到了！我知道你同金姬順關系好，你們倆經常在一起聊天。現在，我就派你來監督金姬順，只許她老老實實勞動，不許她亂說亂動。她要是有什么反革命言行，你要記在心里，到了晚上政治學習會上，你再向我匯報。以后，每天晚上的政治學習會就全靠你了。你匯報的材料越精彩，政治學習會就開得越精彩；你匯報的材料越精彩，你入團也就越快。”
聽完這話，我看到細妹子兩眼放出了光彩。
監督改造開始了。右派分子劉老師昨天踢得我全身是傷，今天我卻仍然必須同她搭檔：她鏟土，我挑土。細妹子曾是我的知心朋友，今天卻要監督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我挑土走到哪里，她就端著步槍跟到哪里。
這樣的勞動讓我既尷尬，又壓抑，一分鐘都顯得無比漫長。
可是劉老師卻一點也不覺得尷尬，她的臉上是那種幸福又自豪的神情。也許，我這根“繩子”雖然沒能讓她從井底爬上來，起碼暫時也讓她可以浮出水面透一口氣吧。
看到我這個外國特務現在比她這個右派分子更加不幸，她感到了某種滿足。
曾經說話輕聲細語的細妹子，現在變得高聲大嗓了。當我向她提出要去喝口水時，她厲聲喝道：“跟我說話之前要先喊報告！”當我提出要去解手時，她瞪著眼睛罵道：“懶驢懶牛屎尿多。你就不能忍一忍嗎？”
從親密朋友轉為仇敵，她的臉色轉換得那么自然而然，絲毫不覺得難為情或是尷尬。
我同劉老師、細妹子三個人在一起的這種場面，是石連長特意安排的，當然也是他樂于看到的。他不時走到我們這邊來，看到細妹子指著我尖聲訓斥，他假裝用手去捋胡子，實際上是為了掩飾他嘴角得意的奸笑。
有一回，好不容易獲得了細妹子的批準，我獨自走到一個山坡下去解手。解完手之后，我抬頭一看，猛然發現山坡上有一顆臘梅樹，樹上開出幾枝梅花。梅花？我的思緒跳回到了我故鄉的田野，山坡，眼前的梅花讓我想起了朝鮮的金達萊。小時候，我在故鄉的山野間游玩，經常采摘金達萊，把它們采回家，插到花瓶里。
我突然強烈地思念起我自己的故鄉來了。我回想起自己在中國的這二十多年，這二十多年我活得多么艱難！要是在自己的家鄉，我會過一種什么樣的生活呢？我嫁到中國來，是不是一個錯誤呢？
我把臘梅花摘下來，放到嘴邊，深深地嗅了幾下，把它的香氣一直吸入到我的肺腑里，我情不自禁地哼唱起來：
看到臘梅花，
我想起了金達萊；
想起了金達萊，
就想到了我的家......
突然，一陣恐怖像閃電一般襲來，我趕緊捂住了自己的嘴，轉身往山坡上望過去：在灰蒙蒙的天際間，每個社員都在揮汗如雨地勞動著，劉老師和細妹子兩個人都背朝著我，她們好像在談論什么好笑的事情，我能聽到她們的笑聲。
我稍稍安下心來：我剛才唱的聲音很小，只是輕輕地哼唱，她們大概沒有聽見我的歌聲。
我爬上山坡，走到她們身邊，拿起扁擔，準備重新開始挑土。可是，細妹子把我攔住了，她異常嚴厲對我說：“剛才，我聽到你唱歌了。”
我的心陡地揪緊了，我說：“我沒有......我是咳嗽了兩聲......”
細妹子呵斥道：“你還敢狡辯！你剛才不僅唱歌了，而且唱的還是黃色歌曲！別人都在勞動的時候，你以解手為借口，躲到一邊唱黃色歌曲，你罪孽深重！”
劉老師在一旁拍手鼓掌，獰笑道：“好了，這下好了，細妹子今天有精彩材料向石連長匯報了，今晚的政治學習會肯定開得很精彩。”
她頗為得意地指著我說：“你以為你輕輕哼唱，我們就聽不見？老實告訴你：我們耳朵里的階級斗爭這根弦，繃得可緊呢。你剛才不僅唱了黃色歌曲，你還唱了反動歌曲，你唱的是：
滿山開遍了金達萊，
金日成將軍你快快來，
把我們從苦井里拯救出來......”
收工了，細妹子用槍押著我走回宿舍。以前，走在收工路上的時候，我和細妹子總是有說有笑的，今天怎么就變成了她押送我呢？看到四周無人，我忍不住問細妹子：“你真的要把我今天唱歌的事向石連長匯報嗎？”
細妹子說：“那當然。不匯報，晚上的政治學習會怎么開？不匯報，我怎么能火線入團？”
暮色越來越濃了，想到今晚的政治學習會，我不知道會不會又挨打，看見遠處宿舍隱約的燈光，我的心又揪緊了，我真想蹲下來大哭一場。
細妹子在后面催促我：“慢慢騰騰地干什么？未必你還想逃跑？”
我說：“到處都是共產黨的天下，我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我只是覺得自己太冤了。”
細妹子問：“你冤什么？”
我說：“難道連你也相信是我偷了桂花的那五元錢嗎？”
細妹子脫口而出地說：“你當然沒有偷錢。”
看見我驚訝地瞪大眼睛望著她，細妹子又補了一句：“因為桂花根本就沒有丟錢。”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問細妹子：“你是說：桂花假裝說她丟了五元錢？”
細妹子點了點頭：“現在，大家都知道她丟錢的事是假的，只有你一個人蒙在鼓里。”
看見我目瞪口呆的樣子，細妹子很是得意。
細妹子一得意，就忘記了她監督我的職責，又恢復了她以前對我推心置腹的樣子。她跟我解釋說：“石連長同我們連隊那幾位長得乖的妹子勾勾搭搭，你以為他不心虛？那幾個乖妹子是什么階級成分？黑五類子女！石連長同黑五類子女勾勾搭搭，他難道就不怕有人檢舉揭發他？……”
我感到疑惑：“他心虛，他心虛跟桂花妹子丟錢有什么關系？”
細妹子得意地笑了，說：“你這個朝鮮女特務，到底還是不了解我們中國人的心思。我告訴你：石連長和桂花妹子擔心我們連的人向上級檢舉他們，所以，他就同桂花妹子合演了這么一出丟錢的戲，來制造恐怖氣氛，讓我們連的女人們個個都提心吊膽。我們中國有句俗話，叫做殺雞嚇猴。石連長就是要殺你這只‘雞’，來嚇住我們連隊這些‘猴’，讓我們誰也不敢去檢舉他。”
“可是，”我問，“為什么石連長要選擇殺我金姬順這只‘雞’，來嚇你們這些‘猴’呢？”
細妹子說：“你是黑五類，又是個外國人，還死了男人，在我們這里無親無故，無依無靠。所以，殺你這只‘雞’最容易，也最安全，不會招來報復。用我們中國的另一句俗話來說，這就叫做吃柿子揀軟的捏。”
“啊，細妹子，我的好妹子，我的知心妹子！像這種掏心掏肺的話，也只有你才肯講給我聽啊！”我激動又感動，差不多要撲到細妹子身上親吻她了。
細妹子調頭四顧，見周圍沒有外人，她把嘴巴附在我耳邊悄聲道：“我對你說了真心話，希望你也要對我講真心話，好讓我立下大功，火線入團。”
我問她：“你要我講什么真心話？”
細妹子用懇求的語氣問道：“你能不能告訴我：你把發報機藏在哪里了？”
吳連生死后，金姬順一個人帶著兒子，日子過得很艱難，缺油少鹽是常有的事。有幾次，她沒錢買鹽，在家里翻箱倒柜，也找不到買鹽的錢，只找出了幾尺布票。她拿著布票到小賣店去賣，因為布票是不準買賣的，她只好先同小賣店的店主聊天。聊了好半天，才把話題慢慢繞到用布票換錢這方面來，最后，用每尺布票兩毛錢的價格成交。
金姬順拿著鹽離開之后，店主逢人就說：“那個朝鮮婆娘真不會過日子，就連換個布票，她也要講幾籮筐的廢話。換作別的堂客，一頭豬都喂大了。”
其實，店主不理解金姬順的難處：別的堂客成份好，用布票換錢時，可以實話實說。金姬順是什么成份呀，要是被告發，那是什么樣的結果在等待著她呀。
金姬順一個人又要出工，又要照顧孩子，一天到晚，累得喘不過氣來。有一天，她肚子疼得厲害，就跑到二里外的公社衛生院去看病。醫生說她沒什么大病，只是身體虛弱，缺乏營養。
插秧的時候，她把孩子背在背上的襁袍里，時間久了，她的腰疼得實在吃不消，就把孩子放到田埂上的籮筐里。有一次，孩子在籮筐里亂動彈，結果，籮筐滾到了水田里，孩子被泥水嗆得哇哇大哭......
孩子的身體總是不好，經常生病。有一回，兒子晚上啼哭不止，一連幾天都是這樣，人瘦得像根火柴。金姬順到處給他抓草藥，吃了也不見效。她帶兒子到公社衛生院去看病，衛生院的醫生對她說：“你兒子患的是疳積，我們這里治不好，你最好去常德治療。”
要去常德地區的大醫院治病，錢從哪里來呢？金姬順找到生產隊長哭訴，好話說盡，才從生產隊里預支了十元錢。從她家到常德，坐班車的路費是兩塊五毛錢。為了節省這筆路費，她決定搭便車去常德。
第二天清早，她就抱著兒子出發了。她走了九里山路，才走到通往常德的公路邊。為了討好司機，她花了兩毛錢，在小店里買了一包“沅水”香煙。
公路邊有個木材站，她恭恭敬敬地給木材站里的一位老師傅遞了一根煙。
老師傅接過煙，問明了她的情況，對她很是同情，滿口答應說“等一下有輛車要路過這里，我幫你說說好話，讓司機載你去常德。”
她滿懷信心地站在路邊等車。公路上的車一輛又一輛地呼嘯而過，就是不見一輛駛進木材站里來。
老師傅招呼她說：“你進來避一避風吧，外頭多冷。”
她抱著兒子走進木材站的辦公室，在一張凳子上坐下來。剛同老師傅聊了兩句，她就看見一輛解放牌汽車，拖著滾滾黃塵開了進來。
老師傅指著她對那位汽車司機說：“這個堂客兒子生病了，要去常德治病，你幫個忙，拉她去常德吧。”
她也趕緊掏出“沅水”香煙遞了過去，司機用手擋開了她的煙，說：“我不去常德，我去漢壽。”
老師傅說：“你明明是去常德，怎么改道去漢壽呢？”
司機眼睛一橫，說：“老子去哪里，難道要聽從你的指揮？”說著，他開車走了。
辦公室里只剩下老師傅和金姬順母子，剛才還對金姬順噓寒問暖的老師傅，臉色突然陰沉起來，他咳嗽了一陣，把一口痰惡狠狠地吐在了金姬順的腳邊。
金姬順只好抱著兒子到公路邊去等車。在呼嘯的寒風里，她一次又一次地招手，可是，沒有一車輛為她停下。兒子猛烈地咳嗽起來，不行，她不能再這樣站在這里吹涼風了。她只好又走進辦公室，把兒子放在辦公桌上，遞給老師傅一根煙，懇求他幫忙照看一下兒子。老師傅接過煙，一言不發。
她獨自一人走到公路邊，再去招手攔車。
很快，一輛大卡車在她身邊停了下來，司機把頭從駕駛室里探出來，笑嘻嘻地問：“你要去哪里？”
金姬順把香煙遞過去。
司機擋住了她的煙，說：“我只抽‘黃金葉’，從不抽‘沅水’。”
金姬順不覺心一沉，她有氣無力地說：“我要去常德，能不能搭你的便車？”
司機在方向盤上猛拍一掌，大叫道：“好啊，快上車，快上車，就坐在駕駛室，同我坐在一起。”
金姬順一陣激動，一邊往辦公室跑，一邊對司機說：“你稍微等一下，我去抱我兒子。我兒子生病了，我要帶他去常德看病。”
司機大吃一驚：“怎么？你還有個生病的兒子要上車？”
他啟動汽車，朝窗外啐了一口：“你真他媽掃興！”
他把車開走了。
金姬順沒能治好兒子的病。
兒子死后，金姬順的整個精神垮掉了，她的頭發很快變白了。
我見到金姬順的那一年，她的頭發已經全白了，四十多歲的人，看起來像是六七十歲的老婆婆。
她經常對我說：“我一個孤老婆子，活著有什么意思？”
我便安慰她：“中國有句俗話，叫好死不如賴活著。你畢竟同吳連生曾經享受過一段好日子；有好多人，一輩子沒有享受過一天舒坦日子，他們不也照樣往下活嗎？”
有人把金姬順介紹給臨澧縣的一位單身地主。
金姬順嫁到臨澧縣兩個月后，她又回到了安鄉縣吳連生的老宅里。
對于這段短暫的再婚，金姬順很后悔。她對我說：“我不該嫁給那個古里古怪的老地主。現在怎么辦呢？我已經不是吳連生的堂客了，我死后，沒有資格同他葬在一起了，我只能當一個孤魂野鬼了。”
有時，我會試著問她：“你有沒有想過回到你的故鄉朝鮮去？”
她愁眉苦臉地嘆氣道：“我哪里還回得去呢？在中國，我是朝鮮派來的特務；我要是回到朝鮮，我豈不又成了中國派去的特務？在中國，我熬過了一次又一次的運動，那是因為我年輕，再加上有吳連生陪我一起熬。現在，我一把年紀，身體不好，再加上孤苦伶仃，到了朝鮮，我還能熬過一次又一次的運動嗎？怕是連一次也熬不過。”
金姬順的生活里只剩下兩件事：對丈夫吳連生的懷念，對自己死后的安排。
她對我回憶道：“在中國東北的那段日子，雖然天天打仗，但我同吳連生在一起很幸福。還是打仗好。打仗的時候，顧不上搞運動。打仗的時候，雖然也可能被槍炮打死，但那種死是干脆利落的死。搞運動時，雖說沒有槍炮打你，但一天到晚心驚肉跳，長年累月提心吊膽，比真槍真炮更折磨人，活著就像是受剮刑，還不如早點死了好。”
有一回，她吞吞吐吐地問我：“你能幫我一個忙嗎？”
我說：“只要我能做到的，我肯定愿意幫。”
她憂心忡忡地說：“我總是擔心：像我這樣的黑五類，死了以后沒人愿意埋我。當然，我自己可以把埋我的墳坑預先挖好。我擔心的只是沒人往我的尸體填土。你想，我死了，躺在墳坑里，我自己沒有辦法往自己的尸體上填土呀......”
我到金姬順那里去得越來越勤了。
金姬順養了一條狗，她無論走到哪里，她的狗總是跟著她。
我拍著胸脯向金姬順保證過：“如果我死在你后面，我一定風風光光地埋葬你，讓你像兒孫滿堂的人那樣，有個體面的葬禮。”
但是，我沒能做到這一點。
金姬順死了。她把一瓶“一零五九”劇毒農藥帶到她自己預先挖好的墳坑里，她喝下了農藥，然后躺下了。
她養的那條狗站在墳坑上邊，當它看見主人閉上眼睛之后，它就嗚嗚地叫著，用自己的爪子把墳坑上邊的新土往坑里扒。
后來，有社員上山撿樅樹針葉時，發現了那條狗。狗用自己的爪子，差不多把墳坑填平了，但它仍在那里嗚嗚叫著扒土，爪子流著血......
我是在金姬順死了兩個星期之后，回到她那個生產隊去探望她的。
社員們跟我說，金姬順對她自己的死早有安排。社員們看見她背著鋤頭，帶著狗，經常往山上跑。大概，她是在山上挖好了墳坑，在那里訓練她的狗，教它如何往墳坑里扒土吧。
生產隊把金姬順的尸體挖了出來，給她做了一副棺材，重新隆重地安葬了她。
我參加了金姬順的葬禮。
在我離開的時候，有一個老婆婆滿臉疑惑地跟我說：“你這個常德佬，原來，我看你和金姬順走得這樣勤，我還以為金姬順和你是好朋友呢。”
我一怔，忙問：“怎么，我和她不是好朋友嗎？”
這個老婆婆就跟我講了她在金姬順臨死前幾天遇到的一件事：
那一天，老婆婆在田埂上遇到金姬順，便同金姬順開玩笑說：“你那個常德城里的老朋友，最近好像很久沒來看你了喲。”
“老朋友？”金姬順不屑地撇撇嘴，說：“這個年頭，誰跟誰是朋友？人跟狗才是朋友。狗比人可靠。”
看見老婆婆一臉驚訝，金姬順嘆了一口氣，問她：“你是中國人，你幫我分析分析：那個常德城里百泰堂的聶婆娘，她經常跑到我這里來，是為了什么呢？會不會也是為了從我這里找到發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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