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節 何滿子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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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何滿子逝世周年紀念文集。寬寬厚厚、沉甸甸的一本書，靜靜地躺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書架上，我當時還猶豫了一下，要不要借出來背回家去翻看，因為期望值不是太高，自以為對何先生已經略有所知，而且已經在拙著《閑書閑話》一書里點評過他的一本書，也沒打算進一步了解或是再讀出多少新意。可是我錯了。
首先是發現自己原來竟是這般孤陋寡聞，居然對何先生的坎坷一生如此一無所知。而其生平里的戲劇性，完全夠寫一部電視連續劇。筆名何滿子的他，1919年出生于浙江富陽，原名孫承勛，從小就被家里人視為“讀書種子”，據說在10歲前就涉獵遍覽了除《金瓶梅》以外的古典名著，13歲就在報紙上發表了處女作《東北的炮聲》。1938年長途跋涉去延安考入“陜北公學”的高級研究班，可是由于“隱隱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氣氛”，毅然打報告于翌年離開延安，后來成了《黃埔日報》的編輯和記者，領過不穿軍裝的上尉、少校薪水，卻又在軍校的機關報上公然悼念傳聞中喪生于皖南事變的共產黨人黃源。
其實他的姐姐孫曉梅，才真正是新四軍的烈士，1943年在擔任地下交通護送一批高干進入解放區后，于回程途中被日寇抓捕，寧死不屈，被殘忍割去乳房后殺害。1945年，通曉音樂的他，更是為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一詞譜曲，一時廣為流傳。而抗戰勝利后擔任天津《益世報》駐南京特派員的他，又及時向梅園新村通報了歸順新四軍的某部隊又企圖陰謀叛變的消息，并公開曝光了國民黨將于某月某日派傘兵登錄當時為解放軍占領的山東長山島，終于砸了他自己的飯碗。
解放后的他，則又是另一番命運。1955年，就因為偶然去參加了一次文人聚餐，而席間有不少后來被定為胡風分子的人物，于是一天在家中被突然逮捕，投入了監獄。雖一年后僅僅作為“胡風反革命集團一般分子”釋放，1958年又被打成“右派分子”，被處管制三年，全家流放寧夏。1960年在“新三反運動”中又遭逮捕，1962年才被定為“錯案”釋放。這大概就是他當年在延安時早已經“隱隱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氣氛”的必然結果。
此時，陷于進退維谷的他，走了一步人生的險棋。他給時任上海市委文教書記的石西民寫了一封信。當年石西民在《新華日報》做編輯部主任時，何滿子曾給《新華日報》寫過稿子。于是何對石說，我如今沒有辦法了，只能帶著地圖沿著內蒙古出境。假如被抓起來槍斃，你于心何忍？結果幸運的是，被調回上海去出版文獻編輯所工作。當然，這樣的春天，必然是短暫的。兩年后，“文革”爆發，他自然又是在劫難逃，被送回了富陽鄉下。
真正的春天，始自于他六十歲平反以后。直至九十一歲去世，三十年中他出版了五十多本書，幾乎一年兩本，著作等身。然而這一回真正引起我注意的，還不是他等身的著作，而是他的一批驚世駭俗的言辭與行動。首先，我在一篇李文熹寫的悼文里讀到，“滿子先生在著述中闡述現代文明的四塊基石，一是希臘哲學，一是希伯來宗教，一是羅馬法典，一是英美憲政；同時不無遺憾地揭示，歷史沒有賦予中國推動世界進步的使命，世界也就在中國沒有成功之筆”。“滿子先生引經據典地談到：古希臘學者在所有問題上都爭論，唯有在一個問題上不爭論，那就是所有政體中最壞的是專制政體。在此認識前提下，他們之間才愿意展開爭論。而中國古代學者卻在相反的方向上達成默契：兩千六百多年的政治哲學歷史，從不觸及君主專制政體，遑論展開爭論，也從不涉及任何最起碼的政體研究，卻一代接一代無休無止地談論什么典與禮、道與行、仁與義、修身與養性”。“他明確指出：種族、名族、文化、宗教、經濟是不可能劃分世界的。他截然說道：劃分世界的標準就是民主與專制”。
偏居海外、孤陋寡聞的我，還忽然讀到何先生的一系列“壯舉”。這中間包括因在胡風事件中的“猶大”后來撰文推卸自己的歷史責任而勃然大怒，二十天內一連寫下并投寄發表了近二十篇魯迅式的精彩雜文，大大發揚了一回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以至于“連他批評得最厲害的人都說：‘其實我愛讀何滿子的文章，但不愛看他罵我的文章’”。
當然，更讓我大開眼界的是他對張愛玲的文學批評和對張愛玲熱的抨擊。作為文學批評，據趙玫在文章里介紹，何先生說：張愛玲專寫一些遺老遺少、紳商買辦以及城市家庭男女的感情糾紛，美滋滋的她，作為一個閨秀所異常熟悉的生活，以女性纖麗的文筆描述事態和人情的隱微，對人生作出機智的有時是辛辣的冷嘲，并以耍著這些曹雪芹所說的“精致的淘氣”為樂。她本人亦沉溺在她所譏彈的人物之中，是他們生活中的一員，不過是聰明的自我感覺上卓爾不群的一員罷了。她描繪現實，眼睛朝向著陳舊的過去。她解剖她生活伙伴的庸俗只為達到自己的“精致的庸俗”。這點精致卻也是楚楚動人的。以上見解，堪謂精辟而獨到。
“于是何先生認為張愛玲對生活的識見和她本人所持的情操是有著問題的。這個問題就是格調，而張愛玲作品的致命傷也正在格調。進而何先生對某些人在現代文學史中將張愛玲無限的夸張異常反感，他認為那是因為那些評判人本身的格調水平所囿。如今何先生對張愛玲的評價是真正的卓爾不群了”。這才讓我知道原來眾多“張”論中還有如此高論，不失為一家之言。
接下來讓我大跌眼鏡的是，居然在一片張愛玲熱中，有人鄭重其事地要策劃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的時候乘機舉辦“張愛玲國際學術研討會”。于是八十多歲的何滿子先生，終于怒發沖冠為紅顏，撰文急斥，認為“張愛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抗戰勝利60周年時舉行，很不合適。據說還寫過一篇題為《這對狗男女》的文字，于是“堂堂皇皇的一個會，一個題目就沖了”。這一點不知是否屬實，但至少在《“不以人廢言”和“知人論世”》一文中他寫道：“她嫁了汪精衛的寵兒，汪偽政權的宣傳部長胡蘭成。婚后成為大漢奸周佛海公館的常客。日寇投降后，胡蘭成被通緝，逃到浙江溫州，張愛玲還趕了去。不料這逆賊已姘上了別家的姨太太同居了，被甩掉的張愛玲才絕望而歸。一個女人的愛情追求，不要講識見、志趣、人生選擇么？”“這些都不是生活細節，而是順逆、是非、美丑的大問題，在知人論世上是通不過的”。據林賢治后來回憶，說到張愛玲，何很憤慨，說：“人家也講究知人論世，大節上的順逆是非哪個名族都重視，絕不會像中國某些人這樣向喪失大節的叛徒獻玫瑰花而若無其事”。
在我看來，這里重要的還不是對具體文人作家的評價，而是對民族劣根性的洞察，以及揭露那種指鹿為馬式的肉麻。我們恰有黑白不分、黑白顛倒之傳統，哪怕黑白原本皆為色，也可以各有各的美。張愛玲的文才完全有資格開國際研討會來研究，可為什么非要安排在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旗幟下召開？哪怕是巧合，也是不應該有的疏忽。竟連文學史專家都能如此疏忽甚或昏庸，好在還有一個沒死的老頭兒有一點真實的記憶。我倒是真心希望哪天能有一個國際研討會并在會上聽到專家學者們對張愛玲文采與識人之間的巨大差異做出報告。
除去得罪“張”迷以外，何滿子先生還得罪了大批傾倒于武俠小說的“金”迷，甚至還曾得罪迷戀過鄧麗君歌喉的“鄧”迷。這一系列的絕世“壯舉”使他在晚年贏得了一頂“左派”的帽子，讓這位曾經得過官方“右派”帽子的文人成為一個忽“右”忽“左”的人物。其實，縱觀他的一生，他早就有過先“左”后“右”的記錄。所以他自己總結說，是“世界在變，我沒變”。經他這么一提醒，我忽然發現，與他有過相同類似境況的同輩人物也還真有一批，包括黃源，丁玲，陳遼，等。但和他們所不同的是，后者們的社會地位“左”“右”變遷的故事，大都只能讓我感到可嘆，可悲，可笑，而何滿子先生的故事里卻讓我讀出一份可愛與可敬。究其原因，還在于他對魯迅精神的忠實把握。因而在所謂要孔子還是要魯迅的似乎是偽問題的問題面前，他坦然回答說要魯迅。所以在經歷了三十年河東又河西的所謂“西風東漸”而今又“東風西進”的熱鬧盛世中，老先生幽默了一句：“現在都在辦‘孔子學院’，我看辦‘魯迅學院’還差不多”。
2010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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