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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季羨林先生有緣見過一面，當時他的頭頂上還沒有被涂上“大師”的光環。那是在八十年代末期一個周末的晚上，地點就在哈佛大學教授趙如蘭（趙元任先生之女）的府上。那里經常舉辦文化沙龍，匯集了不少來訪的中國大陸和港臺地區的學者，以及我們這些近水樓臺的中國學人。當晚的主講好像就是季先生，但內容和題目是什么，我現在都已經回憶不起來。留在腦海中的只是他和我在開場前的幾句簡短交談。
　　
　　    由于到的較早，客廳里只有他和我，以及一兩個我不認識的客人。在我簡短恭維了一句他的學術成就之后，他忽然開口，說他49年以后毫無學術成就可言，并且推己及人，將這話題涵蓋到整個文科的學術活動，說在那樣一個僵化荒謬的思想框架下，還怎么可能有學術的發展和成就。我當時聞言心里大驚，想不到他會在幾個素昧平生的晚輩面前做如此剖白，尤其是與和他同輩的費孝通先生當時那種積極與官方保持一致的立場態度，形成如此鮮明的對比和反差，讓我眼睛猛然一亮。我在第一時間里的第一反應，就是聯想到了郭沫若在“文革”初期的表態，說自己以往一切著述都該付之一炬。當然，兩人的話，在內容和性質上是截然相反的。
　　
　　    由于有過上述一面之交，對于后來他在九十年代和本世紀里被逐步捧為國學大師以后的眾多傳聞，包括接受某教授叩首跪拜行弟子禮的新聞鬧劇，我都很難把它們與我在美國劍橋見過的季先生統一成為同一個人物形象。所以在季先生仙逝以后的今天，當我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書架上邂逅一本由中國城市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季羨林隨想錄（七），天下第一好事，還是讀書》時，便毫不猶豫地拿起，借回家中細看。
　　
　　    這本書雖然只有短短234頁，而且內容上有許多重復，但看著看著，一個栩栩如生、真實可愛的作者形象，就開始在我腦海中構建。既讓我了解到作者的人生經歷，學術觀點和成就，也引我思考認同、存疑存異。當然，如果我是編輯，就不會把內容上有過多重復的文章同時編入一本書，這樣既不尊重讀者的時間和銀子（如果掏錢買書的話），也無形中會讓人誤以為作者嘮叨。
　　
　　    作為學術泰斗的散文隨筆小品文，當然不可能全面展示作者的學術水平和功力，但也可以由此窺見一斑，讓我們對作者在東方語言和佛學上的造詣有一點點小小的認識，如《羅摩衍那》以及吐火羅文，等。也讓我們知曉，一部梵文《五卷書》對世界各地寓言童話的影響。還通過記敘參觀敦煌壁畫，使我們明白其精妙，不只是身臨其境，因為即使我們去了，也還是看不明白，看了也是白看。
　　
　　    作者的深厚功力，有時完全似飛來之筆，讓我頓悟不少曾經為之苦苦絞盡腦汁而得不出的道理。例如說到“中西書名的命名原則很不相同。書名誠小道，但小中可以見大”。他說，歐洲的書名，像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修辭學》和賀拉斯的《論詩藝》，“都樸素無華，書的內容是什么，書名就叫什么，沒有藻飾，沒有任何花樣。而中國卻不盡然。我們有什么《文心雕龍》，有什么《法苑珠林》《文苑英華》，到了后來，又有什么《杜詩鏡詮》，有什么《藝舟雙楫》等等，等等，花樣多得很。這些書名花里胡哨，形象生動、燦爛。它們與內容有聯系，但有時候又讓人猜不出內容究竟是什么，這情況同歐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還進一步闡述，“印度的命名原則又與中國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并舉出《舞鏡》《情光》《味河》《味海》等例子，并由此而分析總結出一個“神韻在于暗示”的理論。“鏡，光喻明亮。河，海喻深廣”。因此在中國和印度的文藝理論中，“沒有說出來的暗示的東西，其價值超過說出來的東西，在說出來的東西中辭藻雕飾最無價值”。看書至此，我才終于明白，為什么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無法替我的第一本散文隨筆集《閑書閑話》找到一個合適對應的英文書名。至于第二本集子《地老天荒讀書閑》，我更是完全徹底地放棄了要找一個英文譯名的幻想。如今得到季先生的點撥，我不僅慶幸自己沒有徒勞，更要為我偶然得之的中文書名而沾沾自喜。
　　
　　    作者還讓我無意間發現他對散文創作的喜愛。許多名人一生精通數行，而最著名的行當往往不是其最愛。一個畫家可能詩也寫得好，而且自命為詩比畫好。反之亦然。可惜社會不這樣看，使得這些名人頗有點悻悻然。由此我不覺想到，如果有人夸獎成龍歌唱得好，他一定會比你夸他功夫好更高興。當然我這樣的跳躍性聯想可能有些不倫不類，但意思卻只有一個：我相信季先生一定會更樂于別人看重他的散文而不是學術。
　　
　　    其實，也正是季先生對散文寫作所發出的一些精妙見解，讓我讀來可心，常有撫掌擊節之樂。他對于散文結構和開頭與結尾的重要性之認識，很是引起我的共鳴。在多篇文章中，他不厭其煩地批評那種以為散文可以，或者說就應該，松散隨意、亂寫一通的主張。顯然，他把散文看得很重，而且提出許多我認為是很重要的文藝見解。例如說中國是一個散文大國的論斷，細數了古往今來、中外對比中的散文成就，尤其指出“五四”以來受西方文化的沖擊影響，我們的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已經完全喪失了中國章回小說的傳統，戲劇或者說話劇，也完全承襲了西方的影響，幾乎沒有元曲等傳統再現，詩歌更是找不著北，至今還沒有能建立新的藝術規范，唯有散文似乎還沒有盡失古代傳承。不過季先生對散文高下的分析評論雖然精到，可惜的是，至少在這本集子中，我還很少發現他自己的散文真正達到了他所追求的正確目標所體現的精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