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節 顧準留下的疑問
-
第一次聽說顧準這個名字，就在我心中留下與眾不同的震顫。因為除去像眾人那樣崇敬和驚駭于他的人格與遭遇之外，我還更多了一層個人的關注與好奇。在看到介紹他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參與上海黨的地下活動時，我留意到，他是和我父親同時，由延安派來的劉曉和當地的王堯山一起親自審批恢復黨的組織關系的第一批二十幾名黨員中的一個。雖然他們二人后來的人生道路各有不同，但顧準和其家人與后代的不幸，其實也完全有可能落在我父親和我們全家身上。
少年奇才顧準，比我父親只小一歲，19歲那年寫成的《銀行會計》一書由商務印書館以“大學叢書”名義正式出版。其實他自己并沒有進過大學，初中畢業后就進了上海立信會計事務所做學徒，全憑聰敏好學，自學成才。結果上海好幾家大學紛紛請他去講課。中間還有過小插曲，大學看他太年輕，不肯接納，會計所的老板潘序倫告訴他們說，目前國內只此一人能講授，你們別無選擇。
那一年（1934），顧準不僅登上了大學講壇，還在上海青年會組織的讀書會中找到了共產黨的組織，并于翌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同年，因組織被破壞，流亡北平，適逢“一二•九”運動。次年，又和夫人汪璧回到上海，參加了上海職業界救國會（簡稱“職救”）黨的核心小組的領導工作，任黨團書記。不久，又被分配到“文委”工作，與孫冶方一起領導王元化等人開展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活動。這其間，我父親也曾在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協會和難民工作委員會先后擔任黨組成員和書記，和顧準應該說是老戰友，雖然可能由于地下工作的保密原則，而相互并不知道對方的底細和真實身份。1940年，我父親受命潛入南京開辟重建地下黨的組織工作，而顧準則被調往蘇南抗日根據地，參加了新四軍，在蘇北根據地擔任財經處長，“直接在譚震林、李一氓、黃克誠等新四軍有關領導人的領導下工作”（《顧準再思錄》，羅銀勝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1943年，顧準奉命赴延安工作，并得到陳云的賞識。
抗戰勝利后，顧準回到華東解放區工作，所以在新中國成立伊始，便擔任了“遠東第一大都市上海的首任財稅行政長官----上海市財政局、稅務局長”。這一切，都看似是那樣的順理成章，可是萬沒有想到，會在僅僅三年之后，就風云突變，莫名其妙地被在報上公開點名、撤銷了職務。這是怎么回事？問題出在征稅的方法問題上。羅銀勝寫道：按照某些領導同志的意見，征稅，應實行納稅戶“自報公議”、“民主評議”的方法。但顧準的觀點不同，他認為上海大部分工商業戶都有賬冊可查，應當依法交稅。顧準的意見既得到陳毅市長的首肯，也得到過陳云在中央會議上表態支持。可是到了1952年2月，卻突然因中財委領導的到訪，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被樹為反面典型。“《解放日報》頭版頭條刊出了顧準聳人聽聞的錯誤：目無組織，自以為是，違反黨的政策，與黨對抗”。
至今仍然讓我摸不著頭腦的是，據書里介紹，對顧準的撤職處理，竟然找不到任何黨內文件依據。幾十年后平反冤假錯案時，也只能說是改正《解放日報》上所宣布的處理。這又讓我想起我父親的一則親身經歷。頗似當年的顧準，我父親在南京解放后以劉伯承為首的軍管會中被任命擔任房地產管理處第一處長，軍管會副秘書長等職。可是后來在“三反五反”運動中，繼任南京市領導的柯慶施，一次偶然動怒，竟當面威脅要在第二天的《新華日報》上點我父親的名。后來幸而因為他不僅書寫了“深刻檢討”而且及時向派來調查的專案人員說明了原委，才免于一難。而顧準一案至今讓我疑惑的是，當年究竟是誰持了“上方寶劍”落到了這位無辜者的脖子上（羅銀勝語），我翻遍了全書也不得而解。從后來的情況看，顧準并沒有在政治上被置于死地，肯定不是“欽定”的“罪臣”，否則國家建工部也不敢在1953年調他到部里任財務司司長，在陳正人部長、萬里、周榮鑫副部長領導下工作。為什么不把這位引來顧準一生遭難的始作俑者的名字公布出來示眾呢？
1955年，根據其本人要求，顧準被送往中央黨校學習，一年后到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任研究員。時任黨組書記和副院長的張勁夫原本有意讓顧準當經濟所的副所長，但顧準拒絕了，他想擺脫行政事務，靜下心來搞研究工作。這一抉擇，其實也就奠定了其后一生作為思想家或者說思想者的基本道路和蹉跎命運。
顧準一到經濟所，就有非凡成果，很快發表了《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一文。雖然“價值規律”在今天是一個連中學生都耳熟能詳的名詞，但敢于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提出這一概念的人，無疑是思想上勇于探索、沖破束縛的先驅。顧準在經濟所其實只待了兩個月，就被調任中國科學院綜合資源考察委員會副主任。結果，據吳敬璉回憶，“在黑龍江考察期間，幾位蘇方人員態度相當蠻橫，凡是開發的好處都想留給蘇方，而造成的損失都讓中方承擔。顧準看不慣這種大國沙文主義的做法，采取了爭鋒相對、據理力爭的態度”。于是有人就把顧準的言行記下來，在“反右派”運動中，以不利于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為名，將顧準打成“右派”，下放河北、河南的贊皇縣和商城縣勞動。
三年后，顧準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在孫冶方等人的關心下，于1962年回到中科院經濟研究所任研究員。可惜好景不長，又于1965年被第二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下放勞動。緊接著，“文革”爆發，妻子汪璧（原名方采秀）也于1968年不堪磨難、自殺身亡。一年后，顧準才在河南息縣的“五七干校”得知噩耗。日記中曾有這樣的記載：“悼念亡妻，無法自己。64年前半生經歷，處處與秀有關，此生所有一切歡樂場面，都是秀給的。這幾天，夢中有時出現這樣一二個歡樂鏡頭，醒來悟秀已離人間……”。
然而，下放勞動的顧準并沒有停止思考，甚至冒著風險記下了大量筆記。更為難能可貴的是，1972年回到北京后，他立刻帶病開始更加嚴肅認真的思考和研究，利用北京圖書館的有限資料，做卡片，寫筆記，成就了數十萬字的論著《希臘城邦制度》。其間，顧準與胞弟陳敏之的秘密通信，尤其閃爍著耀人的思想光芒，多年后被結集出版為《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
顧準對希臘的研究，絲毫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為了探索其自身所經歷的現實問題，即所謂“娜拉出走以后怎樣”的問題，也就是革命理想主義的種子為什么會結出專制主義的惡果這一重大現實問題。而與胞弟的通信，更是讓多年后讀到信件的王元化在為該書作序時寫道，“許多問題一經作者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掉”，并承認在編集自己的書稿時，“由于作者這本書的啟示，我對自己一向從未懷疑的某些觀點發生了動搖，以至要考慮把這些章節刪去或改寫。這本書就是有這樣強大的思想力量”。
抱病的顧準，終于帶著他不支的身體，在1974年走完了他59歲的人生之路。而要等到十年之后的1984年，他的名字才因為早年在銀行會計領域的成就而引起人們廣泛的注意。還要再等上十年，他的思想價值才得到學術界和廣大社會的認可和崇敬。比顧準年輕18歲的詩人邵燕祥后來誠摯地寫道：1972年到1974年，顧準正以他孤獨病弱之軀拿起筆來，就“娜拉出走以后怎樣”的問題寫下這些通信和筆記的時候，我卻茍安于河南干校一角，后來又回到北京處在長期待分配中，因而自得地偷閑置散，無所事事，以為可以好好休息休息，從來沒有想到過休息之后該干什么，更沒想到同在一個北京城中，有像顧準這樣的人不知疲倦地作著嚴峻的思考。我這種庸人心態，很像我后來嘲笑過的那些人：口口聲聲說要保存陣地，但在保存著的陣地上始終不放一彈。我有什么資格來談顧準？詩人這篇題為《只因顧準的思想變成鉛字》的發言，后來引發出李慎之進一步的感概，說顧準“給整個一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挽回了榮譽”。
隨著《顧準文集》《顧準日記》的出版，顧準一時被推向了公眾聚焦的中心，成為街頭巷議的“英雄”式“文化人物”。伴隨著人們巨大的“追捧”熱情，冷不丁又半路殺出一個程咬金，頓時峰回路轉，再起波瀾。起因是，年輕一代學人林賢治忽然從部分《顧準日記》中讀出“兩個顧準”，也就是在1969-1971年的《息縣日記》中，解讀出一個“退化了”的奴隸主義的顧準，他不僅把自己的《息縣日記》定名為《新生日記》，決心“繼續革命”、“夾著尾巴做人”，還熱烈謳歌“文化大革命”、堅決支持“斗、批、改”，以“狂熱的氣概”自詡中國為“世界革命的中心”。此語一發，好似一石激起千層浪，引來眾多對顧準的不恭之辭。而維護顧準者，則一口咬定那是為了自我保護而寫下的“偽日記”。
帶著極大的好奇，我翻看了《顧準日記》（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版），于是終于明白了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認知差異。原來問題的根子，出在今天的人們都把顧準當作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而幾乎忘記了他是一個老“布爾什維克”，一個早年投身共產主義理想運動的知識分子。這批人，身上本來是不具奴性的，或者說是要比蕓蕓眾生的奴隸意識輕得多。例如，就在如今較少爭議的《商城日記》中，除去如實記載饑荒年間的民間疾苦，顧準筆下是這樣提及普通人們必定以誠惶誠恐的尊稱去稱謂的領袖人物的。“晚討論周的‘偉大的十年’，粗讀一遍而已”。“1958春所出現的情況，曾使毛害怕，因此企圖Returnto（回到）1957。但如此做法，必然否定總路線與人民公社。二者兼顧，此路不通”。“但愿1960年有一個豐年，那樣，也許毛先生自己也會變一變”。“可以體會一年來的變化，例如現在說緊張論，去年八大二屆全會總路線才發表時劉的說法已不時髦，而代之以一窮二白”。這樣直呼毛、劉、周，恰恰是老“布爾什維克”們才具有的獨立性。
而對“文革”歷史不了解的人，也會對1969-1971年間顧準的思想狀況產生誤解。雖然一般人以為對偉大領袖的個人崇拜以“文革”之初接見紅衛兵時為登峰造極，其實民間的看法卻因社會的階級地位不同而有很大差異。隨著知青下鄉以后，底層的民眾已經開始有所覺悟和蘇醒，而一路來被專政的對象，恰恰是在此時處于心理上最薄弱的時期。眼見得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接近尾聲，而自己的處境卻依舊是那樣的惡劣，得見天日的可能是那樣的渺然。此時的顧準，更添失妻之痛，顯然已失去了在商城時所仍然具有的老“布爾什維克”的底氣。加之，國際形勢的變化，更加使顧準這樣的愛國者，要在調整思路的情況下，繼續幻想或是憧憬著如何為黨和國家出力。顧準（也包括像我父親這批人）的拳拳愛國之心，在當時的體現，就很有可能被后來不了解歷史的年輕人，誤解誤讀成奴性的表現，以至于產生所謂“兩個顧準”的想法、疑問、或者判斷。
對于《顧準再思錄》一書，我倒是以為不應該不收錄林賢治的文章，這是一大遺憾。相反，收錄其它一些因為林的文章而衍生的文字，其實倒反而大可不必，圖圖浪費紙張。
回過頭來說到“再思”顧準，我倒是注意到書里面朱學勤的一篇文章，因為他提出了一個顧準如果還活著，針對今日中國社會市場經濟的現狀，又會如何思考的問題。朱學勤說，“容易忽視的是，他也是第一個提出市場經濟必須要有上層建筑政法體系相配套的人。三十年前他不可能以我們今天的語言討論好市場經濟與壞市場經濟”。“而面對今天的貧富分化與社會不公，人們的爭論又一次聚焦于市場經濟，他會怎么想，又會怎么說？”
是啊。看來不僅有顧準遺留下來的疑問，更有我們留給他的問題。只是不知這位先哲如果再世，又會為我們指出什么樣的思考探索之路。
2011年9月5日
- 最新書評 查看所有書評
-
- 發表書評 查看所有書評
-
京公網安備110102020075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