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節 大師風范，何止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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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要在對其他人的文字多少有那么一絲膩味厭煩之后，才會覺得沈從文先生的文字是最好的。這是我的一己體會，別人也許覺得剛好正相反。無論如何，至少說明他的文字和其他人的不一樣，這一點毋庸置疑。他的小說寫得像散文，而許多篇散文又都極像是一篇篇小說。這一點，恐怕也應該是大家都有的普遍共識。
可是沈先生后來放棄了文學寫作，幸也不幸，實難斷語。同輩人中繼續筆耕的，有為此遭難的，更多的情況則是，除去“文革”中吃點苦頭外，主要是再也無法寫得出既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讀者的作品，到頭來只能是在老來臨終之際，不是“后悔少作”，而是后悔那些“不少”之作。
沈先生的命運不同，改了行，進了歷史博物館，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當了“說明員”，而且口口聲聲稱自己是一個不合格的說明員。當然我們知道那是自謙，而且這自謙中實含有某種維護人性尊嚴的驕傲。
原本就是自學成才而成為文學大家的沈從文，從此一頭扎進文物古董，取得了基本功扎實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寫出了一部舉世矚目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協助他完成這部著作的二位助手之一的王亞蓉女士編寫的《沈從文晚年口述》一書（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讓我得以窺見沈先生著作等身背后的生活點滴，深為感慨其大師風范，何止從文。
我于文物考古一竅不通，但我卻完全信服沈先生對研究方法的判斷。他說：“我有那么一個偏見吧，就是要理解文物文化史的問題，恐怕要重新來，重新著手，按照舊的方式，以文獻為主來研究文化史，恐怕能做的很有限。放下這個東西，從文物制度來搞問題，可搞的恐怕就特別多了”。
記得小時候上學，在“文革”期間，當時正批判所謂資產階級臭知識分子的名利思想。老師說，你看作家寫本書還要署上自己的名字，而工人階級織布，誰寫上自己的名字啦？這次看書，見到沈先生說，從定陵發掘的一百七十多匹完完整整的錦緞，“上面還有每個織工的名字，多少尺寸，哪一年進貢的，每一個都有一個黃棍棍”。呵呵。
最有意思的是，沈先生對于素有定論的南唐《韓熙載夜宴圖》提出質疑，根據實物推斷出它是宋代作品。他說，可是“我們的專家是最怕用另外一個唯物的形式，總是把矛盾上交，會以名家留傳有序、乾隆作詩等方式不通過，反對這種唯物主義的論證，這是不大妥的”。沈先生提出的論據之一是，雖然“宋朝也還穿圓領衫子”，“但是宋朝到元朝都有個襯衫，從大量的壁畫上都可以證明這是宋朝制度，這個衣服是宋朝普通的”。果然，畫面人物中的圓領長衫里面都露出不同顏色的襯衫。經他這么一提醒，我才意識到，在荷蘭的高羅佩和我自己的筆下（見《新狄公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描繪狄公時從來沒有提到過襯衫，可見荷蘭人高羅佩是個明白人，知道唐朝的狄公穿的圓領長袍下面沒有襯衫，我依樣畫葫蘆，就幸而剛好也是對的。
對于他自己的文學成就，沈先生一向非常謙遜，稱之為習作，說“我原來是想學五十年”的，但是細聽上去，他對自己還是挺有自信的。他說，“我總覺得寫嘛，是個職務，是個義務，不是個權力。這個寫得好么，是必然的。寫得好，寫十年八年二十年，寫幾篇像樣的文章，那是應當的。寫得不好是你活該不中用的，你努力不夠的。這是我的想法。我總是有這么一個還是鄉巴佬的想法，沒有近代化的這種”。他還說，“到了作家要排隊的時候我就不習慣了”，“可以說不管你李大釗先生也好，陳獨秀先生也好，胡適之先生也好，魯迅先生也好，那么多沒有說是哪個第一，先排隊的。縱然他是第一，上帝也不指定這個，沒有人能指定這個，每個人一起始都是開步走，這個我認為好，能夠鼓勵年輕人朋友，不作興哪個在先”。
關于寫作方法，沈先生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些看法，雖然今天看來也許已經是司空見慣，似乎是老生常談，但在當時應該說還是相當真實、難能可貴的。例如他說，“你得讓我自己腦子里的命令來寫才能寫出來。你當命令來寫，就變成一道命令啦，恐怕假了”。而且他說“這個假是另外一種假”，不是他所提倡的、針對當時強調的所謂現實主義的、具有積極意義的“假”。他說“文學可以探險”，“你說的全是一片胡說，假話，不是真的，不是所有的，他也能夠適應。我看《西游記》就是這樣的，哪會是真的？那魯智深倒拔垂楊柳，那是不是真的呀，仿佛是真的”。
至于說到文學風格及其傳承，他承認“其實恐怕我是受契訶夫、屠格涅夫的影響，我總覺得寫什么東西，寫人或寫什么東西，把這個地方風景或者插進去寫。人是在這里活動呢，容易出影響出效果。所以這并不是我的長處，我只是從那方面得到點啟發”。當然，本民族文化傳統的影響應該更多，他說“我歡喜讀舊小說，我歷來對一些唐人小說，短篇小說最欽佩。唐人小說這些都是幾千字，《李娃傳》，幾千字，寫那么好，《柳毅傳書》、《列女傳》，那也幾千字，而且寫得是那么荒唐的，也寫得那么好”。
他曾經在1981年的一次講話中說，“小說這個東西呀，你以各種方法都可以寫，你都可以寫得很逼真的。哪怕你沒有死亡的經驗，你寫死亡，寫得是非常儼然。因為什么？因為人他有一個共通性，痛苦有一個共通性”。這讓我想起當代作家莫言的一篇講話，他說在1984年曾有過一次座談會，人們對軍內年輕一代作家能否寫好戰爭表示懷疑，因為沒有親歷戰爭，他當時就抬杠說，怎么不行，沒有聽過槍聲，難道還沒有聽見過爆竹響嗎？當時許多人覺得他大言不慚，挺看不慣。正是憋了一股勁，為了證明自己，才寫出了《紅高粱》。這個例子與沈先生說的不謀而合、異曲同工，只是比沈先生的講話還晚了整整三年。你說說看，到底誰更先進？
當時沈先生還說，“其實現在大家寫得不滿意，一寫死亡就大哭大喊，沒用”。“我就了解痛苦這個東西，不一定是大喊大叫。它可以以各種方式使你寫得很真實的”，“我看到了有幾個人要死的時候，你問問他，他笑一笑，你好像比他大哭大喊使你更加難過”。這些觀察和結論，都是入木三分的深刻。
當然，沈先生是見過死亡的，見過許多死亡，曾經親眼見過用刺刀捅死“五千人”（應該是五百人，整整一個營，此處明顯系沈先生口誤）。大約以沈先生這樣的人生經歷，后來人生中的一切坎坷也都見怪不怪了。
除去親身經歷外，沈先生看書很多很雜，他說,“大概看書看得雜一點是很必要的”，這點我也信奉，堅信開卷有益。此外，還要肯動腦筋，會思考。沈先生舉過一個例子，說北京市委有個當書記的第二把手，“有個兒子，小小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時間長大的，十幾歲就能看舊書，看莊子，看漢魏百家叢書。他提出了幾個新問題，為什么歷代的談政治的建議什么的內容都差不多呢？這個提法很好了，證明他能看懂了。為什么，因為它封建社會嘛，要向皇帝進諫總是差不多了，就是好壞的問題：甲就說得好，乙就說得壞一點。其實它這社會就有一個共同的”。我不知道這位官二代后來有沒有作為太子黨而飛黃騰達，但沈先生所欣賞他的這點認識還是挺深刻的，至今仍不覺得過時。
《沈從文晚年口述》一書的作者王亞蓉開始結識沈先生的時候，他已經七十三歲。為了完成傾注了半生心血的著作《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沈老急需助手，可是單位上不同意把小王調來給他做助手。所以她只能業余工作，沈老從自己的工資里拿出一點來送給小王算是補償。
跟在沈老身邊，小王親眼目睹了沈老的大家風范。這里面有兩件小事值得一敘。一是“丁玲一九八一年在湖南文聯公開講演，還說沈先生是反動作家”，小王看不過，想要寫文章出來反駁，沈先生勸她別寫了，說：“她那么大年齡了，又有病，隨她去吧，她這些年也沒少受罪”。真的是看得很開。
二是，小王剛剛開始相識沈老時，一天隨沈先生到歷史博物館，看見一個人正在畫諸葛亮像，“先生過來他沒有言聲，先生就說：‘不要照這刻本上摹，這巾不大對。你是代表國家博物館在畫，要研究一下當時的“綸巾”的式樣’，不料”，這位人士翹著二郎腿、用手指點戳著沈從文說，“你不要在這指指點點，你那套行不通了！”小王事后才知道，這位畫家當年因為“得罪了葉淺予先生，畢業分配被發往邊疆”，后來是靠沈從文出面求情、費盡周折，才把他調到了沈先生身邊工作。小王目睹了這一幕“抹不去心頭的陰影”，“痛徹地感覺他就是我兒時即知道的向東郭先生求救的那條中山狼”。這位后來在日本和中國紅極一時的畫家，看來真有點缺少風范，盡管他的姓名當中可能還的確有個范字。
沈先生臨終因心臟病而離開人世，走的時候很清醒，對身邊的人說：“心臟痛，我好冷！”而沈先生一輩子都是一個善良忠厚、心地溫暖的人。當年小王和另一位也姓王的男助手，“常常未下班就接到先生的電話：‘到這兒來吃飯，有好東西！’常常是除帶來沈夫人的小炒外，還有沈先生自己做的紅燒肉，紅燒豬腳。沈先生燒的肉味道很好，肉爛爛的，口味不咸還略帶甜味”。“記得一次在沈夫人住處吃飯，一道筍干燉排骨，我們直夸味道好，等沈夫人轉身去取飯時，先生悄悄告訴我們：‘要不是我偷偷抓了一把糖放鍋里，哪會這好吃！’然后像小孩一樣神秘地微笑著”。看完這本書，這就是沈從文大師留給我的最后也是最深刻的印象。好極了。
2011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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