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節 小團圓，大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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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團圓》是作家張愛玲的遺腹子，而且還曾想要打過胎。可是最終結果還是呱呱墜地，引起各種議論和驚嘆。我本來并不是她的粉絲，不過這回出于好奇，倒是認真看了，于是明白一點它為何會鬧出如此這般大動靜的緣由，也悟出一些原本不曉得的事情。
這無疑是一部自傳體小說，所以當初才在好友宋淇的勸說下沒有拿出去發表，理由是女主角不是一個引人同情的人物，害怕毀了張愛玲在讀者心目中的偶像地位。她的這位好友也真夠朋友，全然是替朋友名聲著想，完全不顧文學的意義和價值，盡管他自己是寫文學評論的，并且據說還翻譯過《紅樓夢》。要不是因為宋淇夫婦相繼去世，而其子宋以朗終于決定將手稿刊行，恐怕世人將無緣一睹這部奇書。
此書一出，輿論嘩然，就連滿世界聯手的張迷，也立刻之間形成斷裂之態。有人因心中偶像的坍塌而痛心扼腕，甚至有采取“鴕鳥主義”的，聲稱要“罷看、罷聽、罷評”。也有人繼續高調激賞，恨不得從張迷變成張瘋的。當然也有打圓場的，企圖找到各種理由來解釋和“遮羞”。自然更有一班原本就對張愛玲委身漢奸文人胡蘭成一事看不慣的人，要憤然斥其不知羞恥。而原本內心十分愿意為其開脫的人，也只好啞子吃黃連一般。
其實所有這些反應，大都是因為將張愛玲作為作家的地位這一層意義看得太重，而暫時忘卻了文學的根本要義和價值。記得西方文論中曾有過一種試圖區分寫實與寫真的觀點（truthvs.thewholetruth），這里的差別與所謂文學概論里“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的標簽不同，形容的是兩種不同類別的作品，區別在于描寫“真實”與“完整的真實”。應該說，狄更斯的作品屬于前者，莎士比亞的則屬于后者。這個例子也許不恰當，因為并非所有后一類作品必然比前者高明，只是類別不同罷了。或許用張愛玲做例子更準確，《小團圓》屬于后者，與她先前的作品都不一樣，甚至是一種斷裂。
所謂“完整的真實”，就是包含了一些嘈雜的噪音，一些看似不符合邏輯的現象，和一些在意識里幾乎不可思議甚至是不可理喻的事情。然而這恰恰是真實的一部分，屬于完整的真實。只有領會了這種“不可理解”，才算是真正的理解，了解了完整的真實。
《小團圓》這部小說一開場，就脫離了以往張氏小說的窠臼，背離了結構上的精致。這一點，她的第一讀者宋淇看得是一清二楚：“第一、二章太亂，有點像點名簿，而且插寫太平洋戰爭，初期作品中已見過，如果在報紙上連載，可能吸引不住讀者‘追’下去讀”。
可也正是這些雜亂無章的文字，讓我們得以看見一些被歷史遺忘的“完整的真實”。女主角九莉，一個香港教會學校的小女生。平時功課挺好，某次考試沒有很好準備。就在以為要考不出來的緊張壓力下，考試突然由于日軍的進犯而取消，她的第一反應是：
在樓梯上九莉說：“我非常快樂。”
“那很壞，”比比說。
“我知道。”
“我知道你認為自己知道壞就不算壞。”
比比是認為偽君子也還比較好些，至少肯裝假，還是向上。
她喜歡辯論，九莉向來懶得跟她辯駁。
她們住在走廊盡頭隔出來的兩小間，對門，亮紅磚地。九莉跟著她走進她那間。
“我累死了，”她向床上一倒，反手捶著腰。她曲線太深陡，仰臥著腰酸，因為懸空。“你等午餐再叫我。”
這一小段文字，除去仍然透著張愛玲以往一貫的精致和尖刻，還丟給我們兩條重要的線索，事關作品以外的人物發展。其一，張愛玲對于自己個頭高挑卻胸脯平板，一輩子都耿耿于懷。所以才會在因寫作小說成名后，內心深處依然那樣深深自卑。于是，久居于缺乏男兒世界中的她，一見到一表文才的胡蘭成，立刻墮入情網。其二，被我們今天炒得沸沸揚揚的所謂民族大義，在當時這樣一個沒落貴族小姐心目中，根本不值一文。用《小團圓》中另一處寫九莉的話來說就是，“國家主義是二十世紀的一個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
《小團圓》的寫作，據她自己說，“因為醞釀得實在太久了，寫得非常快”。大約從1975年5月動筆，至9月已經完成，后來陸續修補，1976年3月就已經殺青，現在問世的就是這部原稿，雖然后來又陸續改寫過多次，她臨終也沒有宣布過有自己修改滿意的終稿。在給宋淇的信中，她陸續透露出一點自己的看法和寫作動機。“我在《小團圓》里講到自己也很不客氣，這種地方總是自己來揭發的好。當然也并不是否定自己”（1975年7月8日）。“《小團圓》是寫過去的事，雖然是我一直要寫的，胡蘭成現在在臺灣，讓他更得了意，實在不犯著，所以矛盾得厲害，一面補寫，別的事上還是心神不屬”（1975年11月6日）。“我寫《小團圓》并不是為了發泄出氣，我一直認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但是為了國家主義的制裁，一直無法寫。[……]近年來覺得monolithicnationalism松動了些，例如電影中竟有英美間諜不愛國（MichaelCaine飾），所以把心一橫，寫了出來，是我估計錯了”（1976年4月4日）。“這是一個熱情故事，我想表達出愛情的萬轉千回，完全幻滅了之后也還有點什么東西在”（1976年4月22日）。
認真讀過《小團圓》的讀者，我想一般應該會認同作者上述文字中的自我交待。她顯然不是為了出氣，而且對自己也的確很不客氣，否則不會把自己寫得那樣低三下四，服服貼貼。作者也肯定是把心一橫，所以才不忌諱愛不愛國。更有那么一種愛情至上，于是才會在更年期的年齡，去到青春期的愛情廢墟里，幻想抓存一些不虛的意義。當然還是她的朋友宋淇看得準確，使她也不得不承認，自己估計錯誤。于是《小團圓》的出版晚了整整三十多年。好在我們今天還能通過存留的文字看到，戀愛中的女人會是如何不智，何以“男人不壞，女人不愛”，以及這個民族的所謂民族氣概，曾幾何時，在眾多蕓蕓眾生身上，竟是那樣的麻木與不堪。所以我們應該慶幸張愛玲留下了這樣的文字。
當然，我這樣說，絕沒有要表彰張愛玲有什么大義凌然的壯舉，或是具有什么老僧入定式的泰然，亦或是“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大無畏精神。依然是她的老友宋淇，對此有貼己的深切了解。他充分理解張的寫作動機之一，不過就是因為“這些事積在心中多少年來，總想一吐為快”。“好了，現在你已寫出來了，這點也已做到了。”
可見這類寫作往往是出于心理需要，對于作者來說，寫作的過程往往就是療傷的過程。只有完成了，創痛才有機會愈合。因此可以說，不僅小說中的女主角是一個難以令人同情的自私人物，連作者的寫作動機也摻和了較往常更多的自私需要。僅僅因為作者是張愛玲這樣一個才女，才使得作品有了這般的價值和意義。但僅此一條或許就已經足夠了，我們應當滿足于中文的文庫中又多了這樣一篇文字。何況在中國現代文學中，這類描寫“完整的真實”的作品還十分罕見。
《小團圓》堪稱是一部用身體寫作的小說，但與后來所謂美女作家們的“用身體寫作”所不同的是，作者早已不是初出茅廬的新手，也就沒有那份少年不識愁滋味的虛張聲勢。倒是可以說，身居海外的張愛玲，此時確有受到西方現代文壇影響的一面。當時的西方，援引一位我的網友的話來說就是這么一種狀況：“說得太精巧的故事沒人要看，看重的是個人的特殊感受，自我的解剖，精神上的錯位，甚至認知上的謬誤。在寫作手法上并不要求清晰明了，學院派的完整。而推重跳躍性的敘述，無厘頭的突兀，邏輯的龐雜混亂，用語的極端個人化，題材單薄些也沒關系，人家讀不懂也沒關系，一句話，作家首先為自己寫作，記錄他作為獨特個體的一切感受，然后，你們讀者還有興趣的話，請自便。這就是為什么普魯斯特在床上躺了二十多年寫下的《追憶似水流年》久盛不衰，個人獨一的經驗是當代寫作的重點”。因而這位網友說，“在美國度過幾十年，張愛玲不可能不察覺到自己以前文風的老派，拘泥，和為物所役。在屢次碰壁之后她決定要實驗一種全新的文風，這就是《小團圓》的基調——沉醉于個人的經驗。”
正是基于這種獨特的個人經驗，《小團圓》讓我們看見了母女間的情感隔膜和變態壓抑后的親情，沒落大家族中此起彼伏的偷情亂倫，姑嫂間的畸形親密與對立，官僚貴族人家對權勢的依賴和追求以及對民族大義的茫然與不顧，更不用說男女主角之間那種明知不會有結局的愛情。甚至連用“愛情”這兩個字，都顯得有點突兀和玷污。瞧瞧那男主角的狡獪囂張，無時不刻不在身邊獵殺癡情怨女，還要排開在女主角面前盡情顯擺自己的情場得意。再看看那逆來順受的女主角，難怪一大片張迷要為之難堪和叫屈。還是老友宋淇看得分明，知道作者“在寫作時想把九莉寫成一個unconventional的女人”（即非傳統性的女人），可是以他作為文學評論者的老道眼光，早已看出至少是在中國讀者心目中，“這點并沒有成功”，“總之是一個unsympathetic的人物”（亦即不令人同情的人物）。可見在作者原意和讀者領略之間存在著多大的距離間隔。即使是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讀者恐怕依然是尚未做好準備，來接受這樣大的心理感情沖擊。也許只有當所有不正常的、一窩蜂式的、人云亦云甚至是指鹿為馬的“張愛玲熱”完全退去之后，才能清醒看出《小團圓》究竟為我們帶來了什么，與以往的張氏作品有多大的分離與斷裂，以及對中國文學到底有多少獨創價值和貢獻。
2010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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