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節 大斷裂，小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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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曾以“小團圓，大斷裂”為題，寫過一篇圍繞張愛玲《小團圓》的文章。剛好只需要調換一下位置，就可以做為另一個標題來用。這一回讀的是老鬼的《母親楊沫》（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封面上的一句簡介，似乎完全是多余的廢話，“一個真實的，并非完美無缺的楊沫”。只要是個人，誰還能完美無缺？封底四行簡介，倒是恰如其分，絲絲入扣，句句是實，畫龍點睛，“一個母親的真實一生，一個女作家的里里外外，一個知識分子的曲折歷程，一個巨變時代的百態寫真”。
楊沫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無疑是所謂紅色經典中的重要一部，據老鬼介紹，還是其中世界范圍影響最廣的，被翻譯成18種文字，到1990年為止，已經發行了500萬冊。和其他紅色經典相比，它無疑更具世界性，因為愛情主線比較突出，容易克服因為民族歷史知識的局限而造成的閱讀障礙。用兒子老鬼的話來說，就是“靠一個有小資味兒的女主人公的真實生活經歷，抓住了讀者的心”。
小說1958年出版后，作者一舉成名。有17歲的天津讀者來信說，“您作我的好媽媽行嗎？請答應吧”。有南京的女學生來信說，她們曾幾次到雨花臺尋找盧嘉川的墳墓，非常遺憾沒有找到。武漢軍區空軍司令部某部甚至開來公函，“請求作家楊沫提供林道靜的具體地址，以便直接與她聯系，更好的向她學習”。
小說出版后的巨大成功，是作者本人和出版社都始料不及的。手稿的出版，還曾有過相當曲折的磨難。一開始作者將手稿交給中國青年出版社，答復是讓作者自己先找名家看稿，于是把稿子交給陽翰笙，由于工作太忙顧不上，大半年后才轉托另一位專家。后來就被出版社壓了下來。最后還是轉托秦兆陽交給了作家出版社，稿子才總算得見天日。
小說為什么會獲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老鬼似乎將其歸功于生活，也就是他母親那不太平凡的親身經歷。“犧牲的戰友不時在腦海浮現”，從在北平結識了一批左聯學生運動里的人物起，楊沫的生活就開始了風起云涌的變化，結識的共產黨員陸萬美、許晴、宋之的、路揚等人深深吸引了她年輕的心。《青春之歌》中盧嘉川被捕的情節就來自于陸萬美的經歷。
老鬼說母親“渴求動蕩，不甘平庸。她厭煩整天圍著鍋臺轉，當家庭婦女。她渴望投身到一個偉大運動中，給自己的生命注入價值”。楊沫曾向妹妹白楊透露過自己的苦悶。白楊也勸她與張中行分手：這老夫子有什么可愛？何況他家中還有老婆。不久以后，“熱情奔放的母親，見到了共產黨員馬建民之后，由敬佩轉為愛慕，三個月就與之結合。應該說，是母親拋棄了張中行”。“父親馬建民當年也是很英俊的”，“母親把對黨的熱愛，全放到了父親的身上”。
如果老鬼的書只寫到這里，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可能也就輕易接受了這一簡單的邏輯，甚至沉浸在對紅色青春的激蕩緬懷之中。可是，接下來的故事，讓我們走出了這一傳統包裝，看見了更加精彩豐富的生活本身。
首先我們了解到楊沫與路揚之間的一段羅曼蒂克的友情。解放后，楊沫還曾忽然收到路揚從抗美援朝的戰場寫來的信。于是，“這其中的波波折折所積蓄的感情風暴，現在終于借著寫書，有個機會發泄了。小說中的盧嘉川，就是母親懷著對一個前線戰友的深情，對一個永遠不能在一起的人的愛，用最真摯的感情塑造出來的”。
而這時與丈夫的關系，則很不融洽，“他們倆個性、志趣、嗜好差異很大，隔長不短要吵。母親愛吃零食，父親一點不吃”。“母親有小資情調，多愁善感，父親嚴肅沉穩，很少激動。母親喜歡文藝，父親卻毫無興趣，對母親寫的東西看也不看”。據說楊沫曾十分氣憤地嚷道：“什么夫婦，還不如同志，朋友、鄰居！連自己的老婆都不愛，還談什么愛人民！”楊沫還在日記中寫道：“他不但對我不好，對孩子，對他父母，對他朋友”，“全是冷冷淡淡的”，“睡覺時，他在外屋，我在里屋，雖然一起生活，可是我們的心靈隔的遠遠的”。
《青春之歌》發表之后好評如潮，可是想不到又節外生枝。《中國青年》雜志發表了一篇工人郭開的批評文章，本意原本暗含對郭開的觀點不贊同，卻引起一場熱烈的、全國范圍的大辯論，雖然大部分人并不支持郭開的觀點。郭開本人再次撰文表示，“林道靜不是共產黨人的典型，而是一個由憤世嫉俗才參加革命，企圖在革命運動中把自己造就成英雄的人。她沒有認真的和工農相結合，而只是和個別知識分子黨員接觸，沒有很好的到群眾斗爭的烈火中鍛煉”，“身上的地主階級的烙印沒有受到應有的批判”。
雖然郭開的觀點當時并沒有占上風，但楊沫其實是真心接納了其中的許多看法，并據此改寫了小說，增加了“林道靜在農村”的情節。我還記得后來有過叫這個名字的戲劇被搬上舞臺演出。更為重要的是，后來的歷史走向，恰恰是順著這一思路而去，愈演愈烈，最終走上了“文革”時期的徹底荒誕。
其實，老鬼這本書的精彩和價值，正是通過呈現這三條斷裂的主線，將一個耐人尋味的充滿多重矛盾的客觀世界展露在讀者面前。這斷裂的三條線就是：楊沫當年的向往進步，一心向黨；個人生活的陰霾沉郁以致病態；社會公眾生活的極端化與日趨荒誕。
第一條線，早已通過《青春之歌》而家喻戶曉。第二條線，老鬼做了詳細的敘述。楊沫夫婦不僅夫妻之間早已缺乏感情，而且夫婦二人同時對子女冷漠虐待，幾近殘忍。孩童時代的老鬼，曾經直接給周恩來總理寫信，狀告父親的毒打。之后，雖然“父親再也沒打過我”，“小胖取代了我，總挨打”。除了小胖姐姐，大姐徐然也曾被母親打得“手背上為此留下了一個疤”。“一天，哥哥發高燒，連續幾頓沒吃飯，躺在床上，蓋著厚厚的棉被。父母圍坐在一旁的飯桌吃飯，視而不見，一句關心話也沒有”。書中列舉了大量缺乏母愛的事例，相當觸目，這里不再羅列。至于楊沫個人感情世界與生活空間，還有許多更加鮮猛的爆料，恕不再抄。
第三條線，凡是經歷過或了解“文革”時期的人都很清楚，而老鬼的書里只是揭示了一些有關楊沫的戲劇性情節。例如，“文革”中張中行始終沒有揭發過楊沫有任何問題，總是宣稱她比自己進步革命，而馬建民卻交代說“楊沫38年混入黨內”，原來當年在介紹楊沫入黨時做過手腳。1936年認識楊沫以后，一方面自己暫時沒有接上黨的組織關系，一方面楊沫懷孕臨產而又急迫地希望加入黨組織。于是馬建民在自己剛剛恢復組織關系時就哄騙楊沫說她也被吸收入黨了，其實是1938年才正式向組織匯報介紹楊沫入黨的。得知這一事實真相以后，楊沫“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非常震驚，也非常痛苦”，“馬建民騙了她30多年！”想不到荒誕的歲月竟然還原了歷史的真相。
隨著歲月的推移和年齡的增長，楊沫與兒子老鬼之間終于恢復了一點親情，算是有過一定程度的小團圓。但是上述三條主線的大斷裂，可能至今尚令人費解。可是也恰恰正是這三者之間的邏輯關聯，才能更深刻地促使人們反思反省歷史的發展。在楊沫的遺體告別儀式上，“大家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青春之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那么這種教育與后來發生的一切又有什么樣的內在聯系呢。
何況事實上老鬼說他當年崇拜解放軍，“認為《青春之歌》小資產階級情調太濃，不如《烈火金剛》好看。很不好意思她寫了這種書”。可見這無疑是主旋律中的一個聲部，只是不屬于激越的那一部分而已。當然，“文革”后的老鬼，思想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1976年正在寫作的《血色黃昏》被母親認定是“控訴無產階級專政”的“大毒草”。
不過，我卻有些詫異地發現，直到本書的結尾，作者老鬼還堅持認為他母親的一生有三個亮點：離開了張中行，寫出了《青春之歌》，晚年走出了極左桎梏。作為個人的層面，也許這三步人生之棋都是對的，的確是三個亮點。但是在社會的層面，難道這三點之間沒有形成某種悖論，值得反思嗎？個人的三點也許還能算是連貫的，而社會的三點則分明有著大斷裂與某種回歸。如果僅僅陶醉于個人的三個亮點，恐怕還不能算是認識上的提高，因而也就還夠不上心靈上的透亮。
2011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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