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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義滅親”一直是個挺正面形象的詞匯，您想啊，一般人認為親情最大，您為了大義都把自己的親戚給滅了，那還不算是正面形象？一直以來，我們這里也是這么宣傳的，以至于大家看見這個詞都有一種大義凜然的崇高感。
　　
　　但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審議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時，在該草案當中加了一項：經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證人應當出庭作證。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證，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這條的意思是說，從此咱們就算是在法律層面免除了大義滅親的義務。
　　
　　原本的規定是沒有正當理由，法院讓你到庭作證你就必須到，無論被告席上站的是不是你的直系親屬。如果這條草案最后得以實施，最正當的理由就是“這人是我直系親屬，我可以不作證，從而使他有被定罪的風險。”當然，如果對他有利，您還是可以去作證的。
　　
　　這個當然算是一種司法觀念的進步，雖然這個觀念實在是來得晚了一些。我們知道，一個家庭的關系維系對于個人而言當然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在法庭上證明自己的親人有罪，這個關系將來很可能就受到了極大傷害。從司法的角度而言，證明某人是否做過什么是公民應盡的義務，但這個義務實現的前提，是不造成延伸的傷害。
　　
　　其實大義滅親這件事在古代就被人詬病。孔子就曾被問到，如果舜的父親被控殺人，舜應該怎么對待這個問題。孔子的回答是他應該放棄帝位，背著父親逃到天涯海角躲起來。但這個思想在古代尊孔的時候也沒有成為真正的主流，大義滅親倒是成為了主流的意識，而且一直就流傳了下來，以至于到現在我們才想明白這事兒實在是一種很沒人性的做法。
　　
　　為什么大義滅親的意識能夠如此頑固存存在于我們的司法以及道德層面當中？這是因為雖然中國的宗族觀念嚴格，但家庭觀念并不能成為主流，而國家至上的意識形態一直占據主導地位。
　　
　　在這種狀態下，凌駕于這種親親相隱的親情人性之上的，不是小集體的宗族觀念，就是大集體的國家觀念。這相當于宗族與國家成為每個人父親的角色，家庭觀念無法對抗這種由強權組成的“國家父權”，而這種“國家父權”就會要求所有人在家庭親情與國家權力發生沖突的時候，無條件地服從國家權力的需要。這也就是為什么大義滅親一直被傳誦的原因，也是國家權力有意識引導的結果。
　　
　　到了今天，這個數千年的光環被打破了。這是因為社會發展之后，使得小家庭成為社會的主體，人們不再需要宗族勢力保障生存，也不需要國家權力成為一種父權，現代社會對于國家權力的要求，是讓它們成為服務者而不是主導者。在這種情況下，基本的人性要求自然就會勝過國家權力的越俎代庖，個人的價值與家庭的價值開始凌駕于國家權力之上，大義滅親越來越不會成為主流的意識，也不會得到如同過去那樣的贊揚與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