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頓認為，21世紀所有國家都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即這個國家的“現代國家形態”是否與其固有“文明母體”具有親和性，是否能植根于其固有文明母體。蘇聯正是極端強化了意識形態的作用，以為光靠意識形態就能包打天下，卻忽略了內中文明實體的后臺承載作用。雖然它的經濟實現了長期增長，國力亦不斷上升，但新生文明并未出現，且舊有的原生文明也被意識形態清洗消解掉了，最終象羅馬帝國一樣分崩離析了。斯大林上臺時，蘇俄不過還是一個落后的農奴制國家，但在他身后，卻成就了一個龐大的中央集權新帝國，一個堪與美國一拼的超級大國，但他卻忽視了文明承載的根本動力，因此也為日后蘇聯的分裂埋下了隱患。如果一種意識形態不能深植于內中文明實體之上，不能與之相映成輝，那么這種意識形態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最終都會走向崩潰。如果現在非要以社會主義與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作比較，討論意識形態的優劣，非要證明社會主義無限優越，是沒有出路的。因為資本主義已經發展了幾百年，與西方文明實體融合緊密契合，已步入了文明發展的高級階段而較為完善。當局者迷而旁觀者清，讓亨廷頓真正擔心的恰恰不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的中國，而是厚植于千年歷史的中國文明實體。
冷戰結束后，世界政治生態一直處于變化中，“意識形態終結”和文明沖突理論逐漸成為主流，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治觀在不斷調整，不同政治制度基礎上的政治訴求也在拉近，新政治觀開始形成。比如美國冷戰時期確立的四大任務之一是“消滅黃禍”（共產主義），而今著力于“把非融合性斷層國家改造為核心國家”（《五角大樓的新地圖》），核心國家中就包括中國，這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主義與制度之爭。意味著再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對抗解釋世界，已經缺少更大的說服力，尤其反映于精神領域：文化的重要作用日漸浮現，從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到約瑟夫•奈提出的“軟力量”戰略，無一不展示出文化這一軟力量的獨特作用。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屆六中全會二次會議上指出：“在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的背景下，誰占據了文化發展制高點，誰擁有了強大文化軟力量，誰就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
由于西方社會原本就沒有把政治與精神系統相聯系，甚至對政治人物的評價傾向于負面，新政治觀于他們而言只是換了一種國家博弈方式，不會危及精神和信仰。但中國由于革命而把共產黨的政治及其領袖神圣化，形成了宗教信仰之外的政治信仰，這種信仰高度依賴理論的先進性，同時離不開環境氛圍的強化，所以，階級對抗越激烈，環境條件越殘酷，犧牲度越高，信仰愈堅定，這也是革命先驅甘為勞苦大眾拋頭顱灑熱血的重要原因。冷戰結束，鮮明而不可調和的階級斗爭不再，強化信仰的環境因素消除，堅守信仰變得艱難，這就是冷戰結束對我們的挑戰大于西方的緣由，是建設新政治觀的重要推手和動因。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指出，“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繼續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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