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后，一直到前蘇聯解體之前，在冷戰思維下，英美帝國主義力圖尋求打擊蘇聯與削弱中國的平衡。對中國的文化政策呈現出接觸加催眠的特征。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為了增強人員往來，美國就設置了“和平隊”和“富布賴特”項目，即把專家、學者和其他人員派遣到別的國家去，或“幫助”工作，或作學術交流，充當傳播西方影響的使者。中美建交后，美國根據富布賴特計劃，派來中國的教授有很多，分布在全國20幾所重點院校，花費達數百萬美元。1982年里根得知中國在美國有6500名訪問學者和留學生，當即表示有“6.5萬人更好，這是長期投資”。一位美國極右翼參議員公開宣稱：“這里沒有免費的午餐。慈善心固然是一個因素，但絕不是首要因素，我們懷有明確的外交政策的目標，就是要讓在美國留學的外國留學生接受作為美國立國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則的熏陶。”
冷戰結束后，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的不斷增強，美國國內的保守勢力和所謂的政治“精英”，日益把中國視為對美國霸權利益的巨大挑戰和最大的潛在敵人。其對華政策開始呈現出接觸加遏制的特征，以遏制為主。據報道，2001年3月，美國總統小布什視察了中央情報局，并發表講話說：“中國是最令美國感到不安的國家”，“中國應該成為中央情報局日常工作中的重點”。
對美國政府決策有著巨大影響的智囊庫——蘭德公司于1999年6月向美國政府提出建議，美國的對華戰略應該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國，使中國的意識形態西方化，從而失去與美國對抗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時，對中國進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對中國戰略上的合圍，包括地緣戰略層次和國際組織體系層次，以削弱中國的國際生存空間和戰略選擇余地；第三步是在前兩步都不見效時，不惜與中國一戰，但作戰的最好形式是美國不直接參戰，而是支持“中國內部謀求獨立的地區或與中國有重大利益沖突的周邊國家”。
美國蘭德公司在一份戰略研究報告中宣稱，這些受過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留學生回國以后，“其威力將遠遠勝過派幾十萬軍隊去”。對蘇聯和東歐而言，后來蘇東的解體與一些親西方的領導人有著密切的關系。美國新聞署發表文章公開聲稱：“美國應向中國正在成長的年輕一代灌輸美國的價值觀念，這比向他們傳授科學知識更重要。”她們認為，在這方面花點錢是值得的，對西方來說，這是一筆明智的投資，“我們決不要忽視訓練一批數量可觀的中國未來領導人的意義。”
京公網安備110102020075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