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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埃及短暫的一周時間里，我的情致極為高漲，而我的眼睛卻有些疲勞，看不夠埃及極為潔靜的天空，簡潔流暢的景致，還有遙遠的地平線。更無需去說神秘的金字塔和斯芬克斯像以及擁有巨大立柱的神廟，高大的塔門和龐大的法老雕像。
　　
　　 埃及的每一處古跡上，無論是眾多的神廟還是石室墓穴和巖石墓穴，撞入你眼簾的，肯定是浮雕和壁畫，特別是在開羅埃及博物館中形體較小的雕像，更是數不勝數，各具形態。這諸多的雕像都是逼真的肖像，和人物原型生前的容貌是極為相似的，而不是其它國家和地區的千篇一律的雕塑，讓人產生類同的感覺。這便是埃及雕像的一大特色。可以想象，在遠古時代，那一個個、一批批無名的雕刻藝術家和雕刻匠人們，在雕刻這些堅硬無比的大小石頭的時候，使用的僅僅是原始的簡單的工具而已。那些被奴役的仆人或是平民們，在艱辛的勞作中，忘記了自己卑賤的身份，罩在夏日里近50度的高溫里，投身到一種創造的境界里去了，在花白的沙地上，留下了這一座座讓世人驚訝的雕像。
　　
　　 聽介紹說雕像的黃金時期是在第四、五朝至中王國之間，那可是公元前2613年到公元前1700多年的近千年時間里，這些民間的很少能留下名字的藝術家們更多地從事逼真肖像的制作和刻鑿，而不是追求理想主義的唯美觀念。據說這一創造理念直接影響了后來的希臘藝術。起先工匠們以寫實手法雕刻貴族，之后所有重要人物的雕像都采用寫實的，或站或坐的姿勢，但都盡力表現出一種符合各自身份的平靜而高貴的姿態。創作風格簡單優雅，且抓住了對象的性格特征，完全符合古王國時期的君主和達官貴人的氣質。據說這時期的雕像比后來的新王國時期的工藝品要質樸可愛得多，后來的作品夸張過度和詳盡的不節制的細節罩著一種頹廢之氣。
　　
　　 我曾被一幅精美的浮雕感動：那是關于皇家歌手奈特佛爾和他的妻子瑟莎特的浮雕。妻子把手放在丈夫的肩上，奈特佛爾身穿一邊帶有豹頭的豹皮衣，這是祭司的典型穿著，瑟莎特身穿緊身衣，曲線畢露。整個浮動雕線條粗礪，簡潔流暢大方，而所表達的人物情態畢現。還有一幅表現兩只狼交配的浮雕，公狼雄壯急切，母狼溫和順從，背景是小樹小草兒，為它們的交歡作一些陪襯和抒情，讓人稱贊感嘆不已。除了禮贊生命的浮雕外，更多是表現古埃及人的勞動場景，如在尼羅河上捕魚、飼養禽鳥、打制帆船等，形象逼真，巧奪天工。
　　
　　 壁畫是撞入我的眼簾最多的藝術形式。它們主要是在被埃及人稱為“永恒居所”的陵墓和神廟的石壁上。在那里，已故去者可以繼續享受他們生前的快樂，故而石墻上裝飾最多的是日常生活的場景。此外還有宗教和喪葬儀式的圖畫，這些壁畫和浮雕大都已經褪色和受損了，從殘跡里仍可看出當初靚麗的色澤和完美的構圖。在后來希臘人發展起來的透視畫法于古埃及藝術中并沒有起到作用，或者說還未被采用，古埃及藝術堅持嚴格遵守的規則是：在人像中，頭部總是以側面表現的，而眼睛則是從正面看見的，肩膀也是正面的，但是胸脯、軀干、雙腿、腳又是側面的。這樣可以用特有方式來突出人物面部特征。對于一群人中的核心或重要的人物，往往通過畫得比別人高大來強調和突出之。在無數壁畫中，對畫面中的次要人物或者野獸樹木莊禾之類，畫面中則有更為自由更為隨意的表達。神廟中的墻壁（石壁）不再適合雕刻和浮雕時，壁畫這種更便捷更明了的藝術形式便代替了相對復雜的浮雕，在七、八座神廟中，我看到那里的壁畫色彩要鮮艷得多。幾千年過來了，它們仍然能保持明亮和艷麗，這和埃及少雨干燥的氣候有關。再看這些畫兒，內容除卻戰爭之外，大多美麗和諧，歌舞升平。
　　
　　 在開羅市一家最大的畫廊里，我算是對埃及的紙莎草畫大開眼界了。紙莎草是埃及的特產，利用這種植物的莖部可以加工制作可供人們書寫和繪畫的紙張，它的發明時期甚至比我國的蔡倫造紙還要久遠。這種紙柔韌、耐用，一般不怕水的浸洇。在畫廊里，看到的全是以這種紙莎草為材料創作的彩繪作品，繪畫內容多為古埃及及相關的神話故事和法老傳奇，也有不少作品是以金字塔，尼羅河以及尼羅河兩岸的綠洲風光為載體的。縱覽整個紙莎草畫，制作精美，線條簡潔，色彩明快，讓人感覺到是裝飾畫的風格，不少作品下面，有作者的名字和創作的時間，我問詢畫廊經理，這些作品大多是開羅大學美術系的教授和埃及著名畫家的作品，價格也不一定昂貴。在反復逗留和比較之后，我選擇了三幅較小的作品購買了下來，算是了卻了我對異域紙畫的好奇心理，也對這次埃及之行留作一點紀念。
　　
　　 在埃及的行程中，每到一處，這里是指古跡名勝點，不時撞入眼簾的是神廟或陵墓墻壁以及裝飾石柱上的一排排象形文字。多少世紀以來，它們一直被認為是神秘的符號，據說是古時那些有學問的祭司在這些碑銘中隱藏了淵博的知識，這樣，那些褻瀆神靈的人就讀不懂了。這種觀點盛行了很長時間。今天，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已不是一個謎了，那是1799年拿破侖遠征軍的士兵在羅塞塔附近發現了一塊公元前196年的黑色石頭，使這個困擾了人們幾千年的謎團才得以解開。那是羅塞塔的一塊石碑，石碑用兩種語言，三種不同的文字雕刻記錄了托勒密時期（公元前332——30年）的法令，前14行是象形文字，中間32行是通俗文字，最后54行是希臘語。石碑下面的兩種文字是對象形文字的翻譯。之后的法國人商伯良通過系統地研究破譯了這些埃及字母，古埃及的文字和其他語言一樣，隨著時間的發展變得更簡便也更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