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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麗之辭，終終以正

在賦中對當時統治者的奢華鋪張加以諷諫，早在西漢初期枚乘的《七發》中，就已顯露端倪了。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以其散體大賦，正式奠定了漢賦“虛辭濫說”、“引之于節儉”、“勸百而諷一”（《漢書·司馬相如列傳》）的諷諫體制。其后的楊雄，更是推波助瀾，進一步加大了賦體的諷諫力度，影響所及，直貫東漢之世。《后漢書·文苑列傳》就說邊讓的《章華臺賦》“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

《章華臺賦》的作者邊讓（？—約208），就是東漢末年的名士邊文禮。他是陳留浚儀（故城在今河南開封西北）人，與當時的著名學者蔡邕（字伯喈）是同鄉。關于他的為人品性，《世說新語·言語第二》里有一段頗為形象的載述：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這種談鋒咄咄、不屈權貴的個性，正是《后漢書·文苑列傳》所言邊讓“少辯博”、“恃才氣”、“多輕侮之言”的具體表現。邊讓“能屬文”，未仕時所作的《章華臺賦》甚至驚動了當時的權貴大將軍何進。何進愛慕其才，欲召他入幕，“恐不至，詭以軍事征召”，并“以禮見之”，使得“賓客滿堂，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并修刺候焉”。大概是惺惺相惜的緣故，名士蔡邕也頗敬重他，甚至“以為讓宜處高任”，只委以令史恐怕太屈才了。于是，蔡邕不憚勞煩，親自寫信向何進推薦。邊讓由此步入仕途，盡管出任九江太守，仍覺不足掛齒。漢末大亂時，他棄官還家。因不屈于曹操，甚至出言不遜，終被誅殺。其文佚失殆盡，唯《章華臺賦》碩果僅存。

章華臺本為春秋時楚靈王所建。此賦謂其“窮土木之技，單珍府之實，舉國營之，數年乃成。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于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乃作斯賦以諷之”。然后就假借伍舉的言語，極力渲染鋪排楚靈王的淫樂和奢侈：“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嬿婉。竭四海之妙珍兮，盡生人之秘玩。”但見其：

招宓妃，命湘娥，齊倡列，鄭女羅。揚《激楚》之清官兮，展新聲而長歌。繁手超于北里，妙舞麗于《陽阿》。金石類聚，絲竹群分。被輕桂，曳華文，羅衣飄搖，組綺繽紛。縱輕驅之迅赴，若孤鵠之失群；振華袂以逶迤，若游龍之登云。

于是歡燕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長袖奮而生風，清氣激而繞結。

爾乃妍媚遞進，巧弄相加，俯仰異容，忽兮神化。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云，退如激波。雖復柳惠，能不咨嗟！于是天河既回，淫樂未終。清籥發徵，《激楚》揚風……比目應節而雙躍兮，孤雌感聲而嗚雄。美繁手之輕妙兮，嘉新聲之彌隆。

于是眾變已盡，群樂既考。歸乎生風之廣廈兮，修黃軒之要道。攜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嬪之素肘。形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美儀操之姣麗兮，忽遺生而忘老。

終夜歌舞淫樂如此。可是，天亮之時，靈王竟猛然醒悟“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于是罷女樂，墮瑤臺”，而“舉英奇于仄陋，拔髦秀于蓬萊。君明哲以知人，官隨任而處能”了。

揆諸史書，楚靈王確有荒淫奢侈之實，但并無切實改過之事，所以，賦中所言，實乃借尸還魂，另有他諷。依邊讓的秉性和他未仕時的時代與心態，所諷之人除了桓、靈二帝，還能有誰呢？《后漢書·桓帝本紀》載：“桓帝好音樂，善琴笙，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寓。”蔡邕在《述行賦》序中也稱桓帝延熹二年（159）“起顯陽苑于城西，人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眾”。至于靈帝，《通鑒紀事本末》載，光和元年（178）光祿大夫楊賜在對問時，請靈帝“抑止槃游”；議郎蔡邕也認為“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可見，靈帝早已有大筑宮室及淫樂之事。更有甚者，就在黃巾大起義已發生三年后，靈帝竟仍聽信宦官張讓等人的意見，“斂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桓、靈二帝既然都有步楚靈王后塵之事，那么，邊讓此賦，必是針對現實而發。至于賦取寓言形式，乃是沿襲漢賦“婉而多諷”的傳統。

諷諫，一直是漢賦的命根子。在漢賦的發展歷程中，不僅著名的辭賦家們強調諷諫，就連皇帝也公然表態，漢宣帝說：“（賦）有仁義風諭……賢于倡優博弈遠矣。”（《漢書·王褒傳》）楊雄和班固兩人盡管在對司馬相如賦的諷諫傾向與作用上多所爭論，但在視諷諫為漢賦的主心骨、為衡量漢賦成敗的主要依據上卻是相當一致的。這是因為，漢人一直認為賦是“古詩之流也”（班固《兩都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