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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暢銷書《毛澤東傳》的作者羅斯•特里爾先生的又一力作《我與中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再次引人入勝。那些曾經生活在二十世紀后半葉的中國讀者，會同時由于倍感親切的熟悉和聞所未聞的陌生，在閱讀此書時愛不釋手、欲罷不能。而那些70后、80后、90后出生的青年讀者們，則定會慶幸自己沒有錯過閱讀這樣一本活生生講述親歷世界巨大變化和高層國際政治舞臺的回憶錄，足以彌補任何“余生晚矣”之嘆。
　　
　　    “我們西方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國”，羅斯曾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說，“我們根據我們的意愿建構了中國共產主義社會”。“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試著去認識真實的中國”，但“任何時候，想完全了解中國基本上都是不可能的”。正是基于這樣的堅韌不拔和自知之明，特里爾先生在四十年前就開始正確預見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未來。
　　
　　    出生于澳大利亞鄉村的羅斯，其中國情結可能源自于童年時代。“那時我還是一名小學生，并不知道我的初戀女友居然是半個中國人”。早在墨爾本大學念本科時，他就“幫助組建了一個‘承認中國’團體，主張放棄臺北，承認北京政權”，并且認為，“美國直到1933年才承認蘇聯，但這樣做雙方都沒有得到好處。共存是我們所追求的”。而且早在1960年，“當老師們贊賞印度的民主道路時，我卻想知道中國高度集中的道路會不會更加有效。這就是我對研究中國產生興趣的起因。于是我的研究從印度轉向了中國”。這難道不足以堪稱是具有先見之明嗎？
　　
　　    1964年的夏天，羅斯敲遍了中國駐東歐各國大使館的大門，終于在華沙拿到了進入中國的簽證，因為他在多次碰壁之后最終“大著膽提出要見大使，跟他討論一下讓世界了解中國到底好還是不好這問題”。去中國途中，他訪問了莫斯科。“我參觀了少年宮。那里看起來像是在搞列寧的照片展。我在日記中憤慨地寫道：‘這里到處都是列寧的相片。其實領袖并非如此產生。真正的列寧可不是出自少先隊’”。可見年輕時的羅斯，已經具備了深刻的洞察力。
　　
　　    在北京，由于“汽車司機不停地按著喇叭，嚇得小孩子們飛速散開”，他在日記中寫道：“導游告訴我，中國將會有越來越多的汽車。如果北京汽車數量有墨爾本十分之一的話，汽車的鳴叫聲可以在一天之內使人們都變成聾子”。這也算是對后來北京汽車噪音的一種預感。羅斯還觀察到，“飯店餐廳的工作人員把面包當作滿足西方人的‘魔棒’。這些開朗的年輕人深信歐洲人每餐絕對少不了幾片結結實實的干面包。一種文化對待其他文化需要進行鴿子籠式的歸類。在中國人看來面包是我們文明的核心（就像在我們看來，米飯是東方文明的本質）。如果我點菜時沒有點面包，服務員就會看著我，好像在說：‘你難道沒有忘記點什么嗎？’掠過一陣會心的微笑后，她就在菜單上用漢字記下‘面包’”。這就是羅斯透過善于觀察而體現出來的細膩文筆。
　　
　　    在從香港飛往墨爾本的回家途中，羅斯在日記里寫道：“中國似乎比蘇聯左，就像南斯拉夫比蘇聯右。中國似乎比蘇聯意識形態性更強烈，中國人更加消融在集體意識里面”。果不其然，兩年后的歷史，隨著“文革”的爆發，證明了羅斯的觀察是何等正確。更為有預見性的是，他在1964訪華后的報道中，竟以這樣的文字來結束自己的文章：“環視全球，從新加坡到舊金山，你到處都可以看到小型的華人社會。但是只有在中國，你才能領略到這個大國大而可畏的文明，體驗到它古樸而優美的環境。只有在中國，你才懂得中國作為一個種族和民族，在未來的歲月中將日益意味著什么。在這個意識形態沖突和紛爭四起的時代很久之前，中國就曾是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所以，她將再度崛起”。他當時的預言今天終于成為現實。
　　
　　    人生的戲劇性是任何人都無法自己掌握的。由于1964年曾訪問過“紅色中國”，羅斯雖然得到了哈佛大學的全額獎學金去讀博士學位，卻拿不到進入美國的簽證許可，直到澳大利亞反對黨領袖出面干涉，給美國駐堪培拉的大使寫信，說明羅斯“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和共產黨沒有任何瓜葛”。來到哈佛的頭一天下午，羅斯急需找到住處，在布告欄上看見一則文告，文森先生有一間房出租。就這樣，羅斯成為文森先生的房客，一位大名鼎鼎的麥卡錫主義的受害人，他的中文名字叫范宣德，是1928年開始被派駐中國的美國外交官，一位在“美國失去中國”之后遭到清洗的老中國通。作為房客的間接成果之一是，羅斯在暢銷的《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一篇關于范宣德先生生涯的文章，在“政治圈內產生了轟動效應，以至于國務卿艾奇遜、肯尼迪總統顧問和歷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以及埃德加•斯諾全都寫來了“溫暖人心的信件”。
　　
　　在哈佛，羅斯成了費正清和基辛格倆人的學生。雖然那時中國正在鬧“文革”，羅斯已經在雜志上發表文章寫道：“我們再也不能拿老眼光來看中國，在西方人看來，中國只是我們關注的一個目標而已”。“現在中國已經不僅僅是引起我們注意的客觀對象，她和西方同處在一片廣闊的大海之中”。早在那時，羅斯已經在文章中指出，“共產主義的歷史作用與19世紀資本主義的歷史作用很相似，它使落后社會迅速實現現代化”。同時他也看出了問題，“當共產主義的全部目標在于將過去少數人占有財富變為全體人民擁有財富時，他們怎么克服平庸化呢？現代中國將無法擺脫現代性這一顯而易見的規律”。
　　
　　上世紀70年代初，用羅斯自己的話來總結就是，“有三件事促使我成為公眾人物”。一是在他的幫助下，澳大利亞在野黨領袖惠特拉姆完成了北京之行。周恩來總理曾當面夸贊羅斯為惠特拉姆做前鋒。隨著惠特拉姆的上臺，中澳兩國建立了外交關系。二是，得益于此，羅斯受《大西洋月刊》之托，寫出了一系列文章和暢銷書《八億人》。這些材料很快受到白宮的重視，在他以前的老師基辛格的精心策劃下，尼克松成功訪華。訪問期間，羅斯每天早晚兩次坐在紐約CBS電視演播廳里擔任評論員，向全美國以及世界各地的觀眾解釋總統訪華的各種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