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節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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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綜述與內容提要：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黨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進行了十年曲折的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有嚴重的挫折，正確的方面和錯誤的方面在相互交織中發展。最后，“左”傾錯誤趨向占據主流，導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探索走入誤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暫時中斷。毛澤東發動和領導這場政治運動，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維護中國社會主義的純潔性，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但是，黨和毛澤東在“反修防修”中陷入了階級斗爭嚴重擴大化的迷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對國際和國內的形勢判斷嚴重失誤，以至于“左”傾錯誤發展到極端，形成了這場全國范圍的大動亂，給國家和民族、黨和人民帶來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總結這段歷史的經驗教訓，對于我們認識過去長期“左”傾錯誤造成的危害，認識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順利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MZ（1H〗一、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陷入誤區〖MZ）〗
“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是多重復雜因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結果。《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深刻指出：“毛澤東同志在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除了“毛澤東同志領導上的錯誤這個直接原因以外，還有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808、817頁。可以說，“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既有國際形勢復雜變化的刺激，也有國內階級斗爭擴大化惡性發展的影響；既有歷史傳統的回應，也有現實社會主義探索的失誤；既有黨內矛盾的激化，也有社會矛盾的反彈。它們交互作用，相互影響，構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歷史合力。
〖MZ（3H〗（一）對時代問題的認識偏差和國內外“反修防修”的誤導〖MZ）〗
長期以來，我們黨一直把列寧當年作出的“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判斷當作自己觀察國際形勢的依據。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主要支柱之一，新中國一直處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敵對陣營的包圍之下。美國政府對華敵視政策和中國政府堅決反美的立場，使中美關系始終處在尖銳對立的狀態，在冷戰的世界格局中，大家一直強調世界大戰爆發的危險性。20世紀50年代后期，社會主義陣營發生分裂，中蘇國家關系緊張，中國國際活動的空間更為狹窄。“蘇聯領導人挑起中蘇論戰，并把兩黨之間的原則爭論變為國家爭端，對中國施加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巨大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正義斗爭。”《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818頁。毛澤東非常擔心世界革命事業會因蘇共“變修”遭致挫折，因而突出強調支持被壓迫民族的反帝斗爭，進而奮起疾呼要推進世界革命。美國在1961年后逐步介入越南戰爭，由出錢出槍的“特種戰爭”，到美軍直接參戰，戰火逼近中國南大門。印度軍隊也在蘇聯的支持下入侵我國新疆、西藏地方。臺灣當局進行了一系列政治動員和軍事部署，利用當時大陸暫時的經濟困難，叫喊“反攻大陸”。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更加認為世界形勢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世界戰爭的危險迫在眉睫，很多決策都是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基于這種認識制定的國際國內政策，不可避免地帶有極強烈的階級斗爭特點。尤其是在60年代“反修防修”的誤導下，中國對國際國內形勢認識的偏頗更嚴重了，并作為國內外政策制定的依據。
1956年在蘇共二十大上，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大肆攻擊、全盤否定斯大林，并由此引發了一場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巨大損失的政治大風暴，中蘇兩黨之間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某些重大問題產生較大分歧。隨著赫魯曉夫對中國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譏諷嘲笑，隨著成立中蘇聯合艦隊、在中國設立長波電臺妄圖控制中國海軍的無理要求遭到毛澤東嚴厲拒絕等事情的發生，中蘇兩黨之間的關系急劇惡化。從1963年3月到1964年10月，在長達一年半時間里，中蘇兩黨圍繞著所謂“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展開了一場空前規模的大論戰，并很快由意見分歧的激化轉入國家關系的惡化上。這場大論戰，更加使毛澤東確信蘇聯修正主義已經上臺，列寧親手締造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改變顏色。毛澤東轉而反察中國，分析研究中國共產黨是否也存在著修正主義的條件，是否修正主義勢力已經產生和滋長。這樣，國際反修和國內的反修防修就直接聯系起來。這種以意識形態標準制定的反對“帝、修、反”的對外政策，不僅在國際上造成中國“光榮孤立”的封閉局面，而且直接影響到國內各項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毛澤東在國內開展了“防修”、“反復辟”等一系列政治運動，并把在“反修防修”運動中一些錯誤結論和做法當作馬列主義的新發展加以總結，從而形成了國際反修和國內防修的交互感染。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已經不能冷靜地觀察分析世界環境的新動向新趨勢，不能根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變化新情況找出自己的發展道路，而是排斥社會主義改革的新因素，以捍衛真理的激情，從事一場“反修防修”的革命。
〖MZ（3H〗（二）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左”傾理論和實踐的惡性發展〖MZ）〗
“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是黨在階級斗爭問題上長期嚴重失誤的結果。“從領導思想上來看，由于我們黨的歷史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問題時，容易把已經不屬于階級斗爭的問題仍然看作是階級斗爭，并且面對新條件下的階級斗爭，又習慣于沿用過去進行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群眾性斗爭的舊方法和舊經驗，從而導致階級斗爭的嚴重擴大化。”《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817頁。
從客觀歷史進程看，黨內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左”傾思潮的發展，是從對國內階級形勢估量的不當和對國內主要矛盾的誤斷開始的。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大對國內主要矛盾進行了正確的判斷，指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然而，僅僅過了兩三個月，反右派斗爭爆發了。這場運動不但把一大批知識分子、愛國民主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而且助長了“左”傾思潮的膨脹。其中最直接的、帶有全局性的問題，是對國內政治形勢的估量失誤和對國內主要矛盾判斷的突然改變。在1957年9月至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斷然肯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9頁。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又說，國內存在著兩個剝削階級、兩個勞動階級。這一觀點在同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工作報告中加以確認，并解釋為：兩個勞動階級是指工人和農民；兩個剝削階級，一個是反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買辦階級和其他反動派，另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和它的知識分子。這樣，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就以代表大會的權威，正式否定了八大一次會議關于國內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斷。
1958年的“大躍進”，把這種“左”的指導思想從政治領域擴大到經濟領域，以搞政治運動的方式來搞經濟建設。1959年7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廬山會議）上，提出了共產黨內存在階級斗爭的觀點，使“左”傾理論觀點又一次重大升級。緊接著廬山會議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批判，并把在廬山會議上發言表示基本同意彭德懷觀點的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打成所謂反黨集團。會后，在全國范圍開展了“反右傾”運動，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升級到黨內，破壞了黨內民主生活。
理論認識的錯誤不僅沒有及時得到糾正，而且在實踐中步步加深，終于形成完整的形態，并被提到黨的指導思想的高度，成為進行各項工作的指針，成為教育黨員、干部、群眾的主題。在這一過程中，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起了關鍵的作用。在這次全會上，毛澤東作了關于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多次講話，認為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并企圖復辟資本主義，這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因此，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斗爭是長期的。他要求全黨對階級斗爭問題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他認為沒有階級斗爭就沒有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要搞一萬年。他還教導人們，在社會生活中要用階級斗爭的觀點去觀察一切、分析一切，“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八屆十中全會后，黨圍繞“反修防修”這個中心，在國際上全面開展同蘇共的論戰，在國內突出“反復辟”的主題，開展了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批判，越來越深地陷入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泥沼中。
“我們在國內進行了反修防修運動，使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迷誤日益深入到黨內，以致黨內同志間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也被當作是所謂修正主義路線的表現或所謂路線斗爭的表現，使黨內關系日益緊張化。”《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818頁。錯誤理論指導使錯誤實踐擴大，錯誤實踐又反過來補充和發展了理論的錯誤，這就使得錯誤理論的形態越來越完備，錯誤實踐的規模越來越大，最后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得以成型。這一理論是“文化大革命”賴以發生并持續十年之久的理論支柱。
〖MZ（3H〗（三）個人崇拜的極度發展和黨內分歧的不斷激化〖MZ）〗
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黨失去了約束自己的領袖的能力，這一組織制度方面的缺陷，是發生“文化大革命”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僅僅是理論上的失誤和對形勢的誤斷，依靠充分發揚民主，集中集體智慧，并不是不可以糾正的。政治理論上的錯誤加上組織制度的缺陷，就使得領袖的錯誤難于約束和糾正了。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黨在面臨著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建設這一新任務因而需要特別謹慎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的威望也達到高峰。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于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818—819頁。在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交互作用下，黨員群眾以至黨的組織，失去了對領袖的監督和制約作用；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名存實亡，個人完全凌駕于集體和組織之上。毛澤東同中央政治局之間，實際上成了上下級關系。
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間的關系也日益不正常。在196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全國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批評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和李富春主持的國家計劃委員會是“兩個獨立王國”。個人對中央的重要領導機構提出沒有根據的指責，這反映了領導關系的不正常。類似上述的情況表明，中央領導人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是有不同意見的。但是這種分歧從來沒有公開，而且作為最高機密加以保護。這一方面說明中央領導人都是以黨的團結為重，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重，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也是黨的力量的源泉。另一方面，這種別的領導人委曲求全順從毛澤東的做法也產生了某些消極的作用，損害了黨中央的民主生活和集體領導，助長了毛澤東的個人專斷。“從一九五八年批評反冒進、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30頁。
〖MZ（3H〗（四）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構想和實踐的失誤〖MZ）〗
中國共產黨是在激烈的階級斗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廣大干部對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缺乏深入探討。“我們黨過去長期處于戰爭和激烈階級斗爭的環境中，對于迅速到來的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研究。”《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817頁。同時，階級斗爭的慣性作用力強，習慣于用政治運動方式開展各項工作。這在黨力爭早日改變中國“一窮二白”落后面貌的奮發圖強中，很容易滋長急于求成的急性病，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容易簡單化，容易和過去戰時共產主義的特殊生活聯系起來。毛澤東作為黨的最高政治領袖和思想理論權威，對社會主義的論斷具有不容置疑的力量。他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迷誤，基本上形成了全黨的共識，這種認識具有相當的空想色彩。
毛澤東在1966年5月7日給林彪的一封關于部隊農副業生產的指示信（即五七指示）中，曾勾畫了他所追求的社會主義理想模式的藍圖。信中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政治上能批判資產階級，經濟上能自給自足或半自給自足的社會組織，限制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這種精神上高度純正、收入上大致均等、社會差別縮小、半封閉式的社會主義模式，是他在1958年關于人民公社的一些設想的延續和發展。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尋求出一條能夠建立一個絕對平等的社會主義凈土的方式。“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和所謂“新生事物”，無不帶有限制商品經濟、排斥市場作用、推行平均主義等特點。
毛澤東以發動“文化大革命”來推行的社會主義模式，帶有更為強烈的“思想革命化”特點。在“反修防修”的大背景下，毛澤東越來越憂慮中國出現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越來越強調上層建筑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不是簡單地要打倒幾個人，他還有更為宏大的社會目標。基于蘇聯變“修”的經驗教訓，他更迫切需要尋找出使全國人民更加革命化的建設途徑；基于對黨內外形勢異常嚴峻的錯誤估計，他急于發動一場“挽狂瀾于既倒”的政治運動；基于對貪污腐敗、官僚主義屢屢不能根治的痛恨，他要創建出一條依靠人民自覺革命的機制；基于對否定物質利益原則挫傷群眾勞動積極性的后果，他要極大地提高人民群眾的政治思想覺悟水平……這些問題既有長期性，又有現實性，還有緊迫性。毛澤東認為以往的方式方法和依靠體制內力量已難以奏效，必須用一種新的政治運動形式來徹底解決。他要直接依靠群眾，發動一場自下而上全國性大規模的“反修防修”的政治運動，徹底暴露黨內外陰暗面，并通過運動鍛煉群眾，大幅度地提高人民的政治思想覺悟水平，培養出一大批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來，以提高人民群眾政治思想覺悟的“革命化”水平，煥發出他們無私奉獻的積極性和創造力，促進生產力的蓬勃發展。他把不懈地抓階級斗爭當作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規律，想通過七八年一次政治運動的社會震蕩，不斷地清除黨內外的陰暗面，保持社會主義不斷革命的純正性。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思路，就是要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這不僅基于他對黨內出了“修正主義”的錯誤斷，而且也代表他的政治風格。他相信自己在黨內外的崇高威望和政治權威，相信自己駕馭政治風云的能力，相信自己代表90％以上的人民利益，相信自己能夠把群眾運動爆發出的巨大力量歸于“反修防修”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來。但是，在其錯誤的指導方針下發動的這場政治運動，恰恰在全國性自下而上“革命造反”的盲動中陷入了“全面內戰，打倒一切”的泥沼，造成無政府主義的大泛濫，新舊社會矛盾一并爆發。新的矛盾靠發動新的政治運動來解決，新的政治運動又在舊矛盾上增添了新矛盾，不得寄予再發動另外的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大運動套小運動，一個運動未完又來一個運動的動亂過程。毛澤東對運動的部署一再變更，指導運動的“最高指示”前后矛盾，結束這場運動的日程一拖再拖，由半年、一年推到兩三年，最后成了遙遙無期的不了之局。
〖MZ（2H〗二、“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MZ）〗
1966年5月至1976后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一過程分為三個歷史階段。
〖MZ（3H〗（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發動和全面奪權〖MZ）〗
這一階段從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中心任務是摧毀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目的是所謂變“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運動表現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內戰”。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簡稱“五月政治局會議”）。會議對一些身負重責的中央領導人進行的錯誤批判和組織處理，并決定組織專案審查。5月16日，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這個通知從形式上看，是針對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綱》進行全面批判，而實際上系統地表達了1957年以來逐步形成的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的錯誤理論，確定了“左”的方針、政策，是后來被稱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第一次比較完整全面的論證，因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會議還決定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又稱“中央文革小組”）。“中央文革小組”按規定直接隸屬于政治局常委領導下，實際上逐步成為不受中央政治局約束的、直接指揮“文化大革命”的機構，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央各重要媒體，乃至全國的輿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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