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節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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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 《十六條》）。由“中央文革小組”負責起草，經毛澤東審定的《十六條》，對于“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目的、重點、依靠力量、方法、領導等根本性問題，都作了 有嚴重錯誤的分析和規定。《十六條》的通過表明，中共中央正式確認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的“左”傾錯誤指導方針，完成了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 序。會后，劉少奇、鄧小平和其他一些中央領導人相繼受到審查和批判。全會調整后的中共中央機構并沒有正常運轉。只有“中央文革小組”在毛澤東個人的直接領 導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八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志。”《三中全會以來重要 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812頁。毛澤東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被鼓吹到 了狂熱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文化大革命”就是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全 面開展起來的。
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的緊急指示，宣布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后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從 此，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除野戰部隊外，各級黨委陷入癱瘓，基層黨組織停止活動。接著，毛澤東主持召開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 的工作會議，點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強調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會后，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 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和《關于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規定業余時間由群眾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到了1966年底，經過七 個多月的發動，“文化大革命”終于以難以阻擋之勢全面展開了。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造反組織在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等策動下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奪了上海市委 的權，這就是“一月奪權”。1月8日，毛澤東表示支持并號召奪權。隨著“全面奪權”的開展，無政府主義急劇膨脹，全國動亂迅速升級。
全國范圍的全面奪權狂潮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動亂，導致工農業生產的進一步破壞，社會秩序的進一步混亂，人民生命財產得不到保障，生活供應也陷于困境。這 樣的嚴重局勢，引起了老一輩革命家們的擔心和憂慮。在1967年1月擴大的軍委碰頭會和2月11日、16日兩次有許多政治局委員參加的碰頭會上，譚震林、 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同志，對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提出嚴厲批評。他們的正義呼聲被誣為“二月逆流”，受到壓制和打擊。
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兩個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同時成立。自1967年1月上海奪權到這時，經歷了20個月錯綜復雜的斗爭，全國（除臺灣 外）29個省、市、自治區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奪權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實現了所謂“全國山河一片紅”。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林彪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和大會通過的新黨章，肯定“文化大革命”和“無產 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并把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寫進黨章“總綱”。“黨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 青、康生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 版，第812頁。隨后舉行的九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林彪為副主席。在新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林彪、江青集團的骨干和親信占了半數 以上，使他們在中央領導機構中掌握了更大的權力。通過九大和九屆一中全會，林彪、江青兩個集團雖然部分實現了他們篡黨奪權的野心，但他們的野心是沒有止境 的。“文化大革命”并沒有像毛澤東主觀預計的那樣趨向結束，出現“天下大治”的局面，反而由于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在中央和地方取得了更多的控制權力，以及 他們之間日益加劇的互相爭奪，使“文化大革命”繼續沿著錯誤的軌道滑行。
〖MZ（3H〗（二）林彪集團的覆滅和糾“左”努力的受挫〖MZ）〗
這一階段從1969年4月黨的九大的召開到1973年8月黨的十大召開。主要內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政變而被粉碎。此后，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項工作有了轉機。
黨的九大以后，按照毛澤東提出的任務，“斗、批、改”運動在全國全面展開。中心任務是要徹底否定所謂“修正主義路線”，貫徹九大方針，把全國各方面工 作納入“文化大革命”的軌道。在這一階段，開展了“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使大批干部和群眾的身心受到嚴重傷害，不僅沒有做到“純潔組織”，“劃清階級陣 線”，反而給革命的基本階級隊伍造成極大的損害和混亂。按照“文化大革命”要求進行的“整黨建黨”，其結果是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受到一次大破壞。 按“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的精神對“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的改革，對建國以來不斷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所制定的各種規章制度，實行“大破大立”，完全否 定了建國以來經驗，以致在工作和生產中無章可循，造成了極大的混亂、損失和破壞。而所謂“教育革命”，造成了教育質量普遍下降和教學秩序的混亂。
隨著林彪集團權勢的擴大，他們的野心也惡性膨脹。與林彪集團平行發展，通過九大也取得了更大權力的還有江青集團。兩個反革命集團之間的矛盾逐步尖銳起 來，斗爭愈加劇烈。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林彪集團感到“接班人”地位受到威脅，以設國家主席為題首先發難，引起混亂。毛澤 東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混亂。九屆二中全會使林彪集團遭到了沉重打擊。此后，不甘心失敗的林彪集團，轉而準備采取武裝政變的方式，妄圖用暴力奪取最高領導 權，從而走上了加速覆滅的道路。
九屆二中全會后，中共中央、毛澤東采取各種辦法限制和削弱林彪集團的勢力，進一步打亂了林彪集團的陣腳，使他們陷入更加被動的境地。林彪眼見自己的接 班人地位岌岌可危，宗派勢力瀕于瓦解，決心鋌而走險，策動武裝政變，密謀在毛澤東南行旅途中對他采取謀殺行動。由于毛澤東高度的政治警惕和所采取的機智措 施，使林彪集團的謀殺計劃破產。林彪等人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外逃叛國，墜機身亡，這就是九一三事件。這一事件的發生，促使更廣大的干部和群眾從個 人崇拜的狂熱中覺醒，加深了對“文化大革命”的懷疑和不滿。“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 的失敗。”《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813頁。
九一三事件發生后，從1971年12月起，中共中央陸續批發了“關于粉碎林彪集團反革命政變斗爭”的三批材料，在全國全面開展“批林整風”運動，動員 群眾揭發批判林彪集團的罪行，清查與林彪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人和事。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多次提出批判“極左”思潮的問題，在非常困難 的情況下，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
周恩來的糾“左”努力遭到江青集團的反抗，毛澤東錯誤地支持了江青、張春橋等的主張，也認為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從而否定了周恩來的正確意 見，致使周恩來批判“極左”思潮的努力被中斷。在所謂的批“極右”聲中，黨的“左”傾錯誤不僅得不到有力的糾正，反而繼續發展，“文化大革命”的災難繼續 發展下去。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次代表大會雖然是在粉碎林彪集團后召開的，但“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指導方 針沒有改變，因而不可能從根本上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江青集團的一大批骨干分子進入中央委員會。黨的十大雖然解決了當時急需解決的一 些問題，但從整體上看，十大仍然號召全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堅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 命”。十大把毛澤東提出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認定為“客觀規律”，并且預言“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將長期存 在，還會出現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在這樣的“左”傾錯誤方針指導下，“文化大革命”越拖越久，破壞性后果越來越嚴重。“黨的‘十大’繼續了‘九大’的 ‘左’傾錯誤，并且使王洪文當上了黨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又得到加強。”《三中 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813頁。這就為這伙野心家、陰謀家全面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力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為十 大后全國的繼續動亂埋下了禍根。一場更加激烈的斗爭正在醞釀和爆發。
〖MZ（3H〗（三）全面整頓和“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覆滅〖MZ）〗
這一階段從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開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
黨的十大以后，“四人幫”憑借其膨脹的權勢，加緊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他們把周恩來作為蓄意打倒的主要目標，先是在一些單位發動“反右傾回潮運動”， 后又發動“批林批孔”運動。毛澤東對江青等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圖謀有所察覺，并多次對他們提出批評。他還批評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搞幫派 活動，在黨的最高領導層內提出了“四人幫”問題。
1974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在最近期間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四人幫”加緊了篡奪更多權力的陰謀活動。此前，毛澤東已提議由在 1973年恢復副總理職務的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江青一伙極為不滿，企圖加以阻撓。毛澤東嚴厲批評了江青等人，重申總理還是總理，并提議任命鄧小 平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1975年1月5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出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 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在1月上旬召開的黨的十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被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毛澤東的上述一些做法，對于挫敗“四人幫”組 閣奪權的陰謀，保證四屆人大的順利召開，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新展示了1964年12月三屆人大提出的我國國民經 濟發展按兩步設想的藍圖，提出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大會選舉朱德繼續擔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決定周恩來繼 續擔任國務院總理，鄧小平等12人為副總理。大會確定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人選，為鄧小平主持工作奠定了組織基礎，同時也是對江青集團的沉 重打擊，挫敗了他們組閣奪權的陰謀。
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后，病重的周恩來繼續住院治療。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下，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工作。鄧小平不顧剛剛出來工作，又有江 青一伙搗亂的困難處境，按照四屆人大確定的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努力排除各種干擾，從整頓領導班子、批判和消除派性入手，大刀闊斧地 對各方面進行整頓。
對各方面工作進行整頓，不能不觸及“文化大革命”中所實行的許多錯誤政策，不能不逐漸發展成為對這些錯誤政策的比較系統的糾正。對此，廣大干部和群眾 是滿意的、抱有很大希望的。但是，這些正確決策，既遭到“四人幫”的猖狂反對，也為毛澤東所不能容忍。1975年11月下旬，毛澤東聽信“四人幫”的誣 告，動搖對鄧小平的信任，決定停止他的大部分工作，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這次運動破壞了各條戰線經過整頓剛剛出現的比較穩定的局勢，整頓 中提出的許多正確政策和采取的措施被肆意批判，一批堅決執行這些政策的領導干部受到打擊，而在整頓中被撤職或調離的派性嚴重的人和造反派頭頭又被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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